阎浩然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西安710128)
转喻作为传统的语言现象,常被认为是修辞手段的一种。它涉及词与词之间的替代转换,而这种替代关系是基于两者的某种内在联系。早期的转喻研究仅仅局限在语言表层,并未意识到其在认知层面上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转喻不仅包括在语篇上实现了词汇替换现象,而且还包括各种层面上的概念转换,无论所涉概念是实体还是虚构的。
自Lakoff与Johnson 的《Metaphors We Live By》[1]出版,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和前景。Lakoff和Johnson把隐喻视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对转喻着墨不多。在这种理论框架的影响下,后继的研究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局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转喻的研究才算兴起,大量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得以陆续问世。[2-5]
传统意义上转喻仅被认为是种修辞手段,而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转喻被作为认识方式的一种进行讨论。但是这种研究大多只停留在离散语言现象中,如词汇、小句,对转喻构建下的完整语篇鲜有充分涉及。Gibbs[2]认为隐喻、转喻、讽刺以及其他修辞方式都是由心理的诗性或者喻性过程生成的,并且指出,无论是文学语言还是非文学语言,转喻都是普遍存在的。而Al-Sharafi的《Textual Metonymy-A Semiotic Approach》[5]对转喻研究进行拓展,从语篇层面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他认为:“转喻是在距离关系和因果关系的作用下,词语或概念或物体互相替代转换的过程。而且其在本质上具有认知性和符号性。”Al-Sharafi的认知模型来源于两部分:其一是Radden和Koveceses[6]提出转喻意义的三分法,指出了转喻对语篇构建的重要性;其二是 Lakoff[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