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战：激辩“中国模式”

冯禹丁

在博鳌这个思想的集汇地，也不乏“中国模式”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必须进行改变。

一场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方位激烈争辩，由此展开。

经济增长：充满火药味的辩论

六位外国学者与两位中国经济学家就此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现场火爆到主持人不得不数次强行打断嘉宾的发言。

否认自己是乐观派而是“客观派”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有20年保持年均增长8%的发展潜力。与其类似，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认为中国还有10-20年年均增长7%～8%的潜力。

但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思(Martin Jacques)对此表示怀疑，“我觉得你们过于乐观了，中国是追赶型经济体，高速增长已经走到头了。”他还说，“我搞不清楚开始为什么谈8%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面临什么问题。”

据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财经作家龙安志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数字不那么重要。”

库恩基金会主席、《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库恩的观点与龙志安相同，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光看GDP，还要看经济结构和GDP的组成，比如消费所占比重就比单纯的经济增长率更加重要。他强调中国要关注公平问题。

但他们的观点遭到樊纲的反驳。他说，“保八”意味着每年可以创造10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中国还有数亿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不足是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提高增长质量，但我们不能忘记数量，必须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美国前贸易代表查赫·巴舍夫斯基女士再次提出，50%的GDP来自投资这一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投资仍然很重要，但要转向其他的方面，投资以刺激消费为导向的增长。”她对中国的建议之一是，放开户口制度，解放3亿农村人口，使他们成为消费者和有效率的劳动者。

但林毅夫当场反驳：“我不同意巴舍夫斯基女士的说法，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的消费在过去30年中增长非常快；其次，如果中国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会陷入像美国那样的危机。”

国企的批判者与辩护者

中外嘉宾再次针锋相对，只不过这次帮国有企业辩护的是“老外们”。

本次博鳌，2013年4月6日题为“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的分论坛对此也展开了专题讨论。有意思的是，出席该论坛的中外嘉宾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阵营，只不过这次“中国模式”的辩护方成了“老外”，激烈的批驳者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一如既往的鲜明——“过去10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政府不把国有部门的比例减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如果政府不逆转国有部门主导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张维迎认为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以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国有部门的强大，事实上过去10年不错的增长是因为前20年改革的红利积累所致，中国成功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在过去10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他说。

当时张维迎的这番话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但在第二天的论坛上，他却显得势单力薄——几乎所有与他同台的嘉宾都唱了反调。

法国电力公司（一家法国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CFO托马斯(Thomas Piquemal)认为，中国经验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从上到下的监管，他注意到近十年中国、韩国、德国取得令人瞩目的高增长的一个共同点，是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规划，而非短期投资主义。托马斯对中国国企大加赞赏，“我非常惊奇地看到中国国企现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前我以为国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法国圣戈班集团公司前董事长路易·贝法(Louis Beffa)也附和说，32年来他看到中国国有企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认为张维迎大大低估了国有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我只能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这么大的成就，国资委下面的一些公司建立了很好的规则，为中国做了很多好事，我了解中国的竞争对手，知道它们是怎么增长的，它们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

而在被问及“中国国有企业获得银行的优惠待遇是否公平”时，路易·贝法则回答，“这要看是否涉及战略性行业，有战略性行业就应该让国企有优势。我个人支持对国企部分私有化，但如果想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不过，上述张维迎的“论敌”均有国企背景或是其利益相关者。

虽然论辩双方的人数相差悬殊，但张维迎教授显然愿意舌战群儒，他一一反驳上述观点——有三个可怕的错误理论：第一，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竞争，只要有好的监管；第二，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很好的治理；第三，私有企业也可以成为垄断企业。

张维迎说，事实是：第一，中国经验表明只要政府和国有部门想要垄断，根本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和定价，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特权；第二，国企很难进行很好的治理，“我也是一家国企的独立董事，我很清楚政府总是有权指定它的CEO和董事长，他们基本上就像政府官员一样”；第三，和西方不一样，除非背后有政府的支持，没有任何一家私企可以垄断市场。至于战略性行业，“我想问，什么是战略性行业呢？所有的战略性行业都是新的行业，那是政府所无法理解的。”

“在中国，国有部门已经成了不平等的源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关于创新我们只需要两点，一是自由，二是知识产权。为什么中国人不具有创新精神呢？因为他们只关心短期收益而没有长远眼光。为什么没有？根源在于他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为什么不确定？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政策总是变化，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能只关心今天的情况。”张维迎问道，“那他们怎么创新呢？”

也许是受到了某种触动，之前似乎不愿介入这场论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随后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 “立场”，“我不是特别反政府，我也不反对任何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不过我确实认为政府按一下按钮、拉拉控制杆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普通人获得好工作，必须靠创业企业、小企业、底层的企业，这才是经济活力的真正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