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史记》的批判精神之比较

张 琰

（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江苏 无锡 214153）

生活在战乱频繁、风云变幻战国中的屈原和生活在“书同文、车同轨”汉朝中的司马迁，不知道是历史的戏弄还是命运的捉弄，因在良好的家学传统、进取的人生态度、不幸的人生遭遇、峻洁的人格品性等方面极为相似，使两位处在不同时代的伟大文人，虽历几百年而成知音，各自写下了一部分别代表我国古代诗歌与史学划时代性的作品——《离骚》与《史记》，一诗一史，两支奇葩，影响深远，正所谓“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屈原与司马迁都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于作品，通过“细观其辞而玩其旨”，我们会发现《离骚》是以史笔写诗，而《史记》是以诗笔写史；通过微察其人而体其情，我们会发现屈原是一位带有史学家气质的诗人，而司马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史学家。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此话诚非过誉，实乃一语见的、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两者联系。本文试图对《离骚》与《史记》进行比较，来把握两位文坛巨星的生命脉搏和创作痕迹，进而阐述两者批判精神的息息相通。

1 人生轨迹的“莫我知”情结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众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的生卒年具体已不可考，学术界众说纷纭。《离骚》开头两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虽暗含其出生年月，但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得出的结果自然也不尽相同。但他的确是与楚王同姓的的贵族。他有杰出的才能和高洁的品德，曾在怀王时期担任左徒之职，起初深受怀王信任，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后来，由于奸臣的嫉妒、痛恨和诬陷，终使昏庸无能的怀王“怒而疏屈平”。此后频遭排挤和打压，那种因“莫我知”而产生的“忧愁幽思”之情如波涛般地在胸中翻滚，“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终于写出一部凝聚着血泪的巨作——《离骚》。可以说，“莫我知”是《离骚》全文之线索和灵魂，是屈原的口头禅和怨愤语，多次出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反复慨叹楚王和朝野上下没有自己的知音，满腹怨愤，正如《史记·屈原列传》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战国策》卷十八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说：“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这正说明那些身怀匡时济世之才，都希望自己能得到明君擢用，惟有如此才有可能“立非常之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等待他们的依旧是一个失意的官场，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莫我知”的感慨，如《诗经·黍离》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从这一点上说，《离骚》就是一首自传性很浓的长篇抒情诗。

诚然，屈原对不幸命运的哀叹是极为感性的，失狂的，但对溷浊社会的批判却是极为理性的，清醒的。诚如巴尔扎克所说：“他的心灵始终飞翔在高空，他的双脚在大地上行走。”正由于此，才使《离骚》高于一般的怀才不遇之作，才使屈原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而融入了爱国的激情。司马迁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可见，他把《离骚》视作一本“载道”的政治书，认为《离骚》中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的批判是锋芒毕露的，而并非像刘安、王逸所说“温柔敦厚”的。班固《离骚序》：“责数怀王，怨恶椒兰。”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显暴君过。”其原因大概基于此也。

再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生卒年具体与屈原一样已不可考，学术界也莫衷一是。但他的确是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中的文人。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发生了“李陵之祸”，伴随而来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司马迁因替叛降匈奴的李陵说了些好话，触怒了汉武帝。一怒之下，便把司马迁交给治狱之官加以惩处。当时因家贫，无钱赎罪，又没有人援手相救，不禁感叹自己：“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天汉三年（前98）遭受了宫刑。经过此事，司马迁的心灵和肉体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此时，屈原的不幸遭遇无不触及了司马迁那敏感的神经和受伤的心灵，于是那种由“莫我知”而产生的“悲慨激愤”之情如火球般地在心里滚动，“发愤之所为作”，终于写出了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巨作——《史记》。可以说，司马迁在《史记》融入了强烈的个人体验，具有鲜明的抗争精神。在《燕世家》、《管晏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乐毅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章中，无不发出“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的呼声。从这一点上说，《史记》就是一部自叙传性很浓的长篇抒情散文。诚如鲁迅所说：太史公“恨为弄臣，寄心诸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所以是“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也说：“从来的史书没有象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

但他毕竟是个历史学家，继承了史官的优良传统，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非常突出。对此，班固既说他具有“良史之才”，又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父司马谈临终前特意嘱咐司马迁，要他写出一部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的通史。他自己也极为推崇《春秋》，说它是一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杰作，明确表示自己要效仿它，“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确，他不负父望，也不食其言，《史记》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载道”的史书。刘永济说：“子长……发愤著书，故能绍《春秋》之绝统，立史部之宏刚自许以究天人之际遇，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信非夸诞矣！

可见，屈原与司马迁都是志向高洁，天才横溢，追求完美的人，但又是政治上不成功的人。在党人眼里，他们如同一枚钉子，一粒沙子，欲去之而后快。正由于政治上的打击和迫害，才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人生悲剧。但在沉痛的反思后，他们一天天地成熟了，也一天天地清醒了，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时世有了更强烈的批判。正如鲁迅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可以说，屈原给予司马迁的不仅有情感上的共鸣，还有精神上的激励。这样，使得《史记》同《离骚》一样，既充满深沉的哀怨情感，又充满“强烈的批判精神”。刘鹗《老残游记·自叙》说：“《离骚》是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说：“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的确，屈原和司马迁的作品就是匕首，就是刀剑，直刺那黑暗的时代，那昏庸的君王和那无能的奸臣，要么让他们警醒，要么让他们死亡。

2 选材上人物类型的相似

《离骚》的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人物类型的选材上，采用对比对照和颂古非今的手法，使“尚美”与“讥刺”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尚美”中暗含“讥刺”，在“讥刺”中表达“尚美”，从而使美者更美，丑者更丑。《离骚》中的人物类型有两种：一是君，二是臣。具体地说，君又包括两种，一是明君，二是昏君；臣也包括两种，一是贤臣，二是奸臣。而贤臣还包括两种：一是生逢其时、大有作为的人物，如挚、咎繇、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二是生不逢时、以身殉节的人物，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准确地说，屈原强烈的批判精神就集中在对昏君和奸臣的批判上。对于昏君，屈原主要批判他们未能“举贤而授能”，如“桀纣之猖披”，“夏康娱以自纵”，“羿淫游以佚畋”，浇“纵欲而不忍”，“夏桀之常违”，“后辛之菹醢”，怀王“不抚壮而弃秽”、“信谗而齌怒”、“灵修之数化”、“灵修之浩荡”等等；对于奸臣，屈原主要批判他们“蔽美而称恶”，如“党人之偷乐”，“众芳之芜秽”，“竞进以贪婪”，“驰骛以追逐”，“众女嫉余之蛾眉”，“背绳墨以追曲”，“世并举而好朋”，“好蔽美而嫉妒”“专佞以慢慆”等等。由此可见，他那爱憎分明的态度是强烈的，明确的，直露的，而不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鲁迅《摩罗诗力说》：屈原的诗歌“放言无惮，为前所不敢言”。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屈原的个性是痛痛快快，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隐讳。”

同样，《史记》的批判精神也主要体现在人物类型的选材上，采用对比和互文的手法，做到了“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顾炎武此言盖出于此也。可以说，司马迁始终站在“被悔辱、被损害者”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对刻薄寡恩、昏庸无能的统治者进行愤怒的批判，对忘恩负义、奸诈阴险的小人进行无情的鞭挞，对草菅人命、争权夺利的官场进行深刻的揭露。从这一点上说，《史记》与《离骚》一样，都是“一部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饱含着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韩兆琦《史记集注汇评·自序》）。

司马迁对刻薄寡恩、昏庸无能的统治者进行愤怒的批判，如写刘邦的流氓无赖，汉景帝的刻薄寡恩，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迷信方士，都被他一一暴露出来。《吕太后本纪》写残害戚夫人的情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见，孝惠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其惨绝人寰，旷古未闻，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他也对忘恩负义、奸诈阴险的小人进行无情的鞭挞，如《汲郑列传》：“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 ”，又《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又《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 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 岂非以利哉？ ”这些既是对自己遭遇的再现和愤慨，又对虚伪交情的揭露和批判。此外，还对草菅人命、争权夺利的官场进行深刻的揭露，如《酷吏列传》等等。

其实，在诗文中寓于怨愤之情，早见于《诗经》，《论语·阳货》：“诗可以怨。”从内容上看，《诗经》中的怨愤诗大致不外乎两类：一类是针砭政治，如《伐檀》、《硕鼠》、《十月之交》，一类是感叹身世，如《苕之华》、《柏舟》、《氓》。西方文艺学里有“宣泄说”，弗洛伊德就“将艺术创作当成作家缓解不满足愿望的活动，作品使作家，也使读者被抑制的愿望得到发泄”。然而《离骚》与《史记》并非仅仅为了宣泄个人“被抑制的愿望”，而是带有明确的“载道”动机。他们除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所处时代的风气有关，屈原当时正处在“诸子争鸣”的时代，而司马迁也处在“独尊儒学”的时代，两个时代都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这也无形中影响到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心态。正如荣格在《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 中说：“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人’，一位带领并且塑成全人类之潜意识的心理生活者。”

屈原和司马迁同样“莫我知”的人生际遇是《离骚》和《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的内在根源，而《离骚》和《史记》这两部作品在选材时对于人物类型的选择，则是它们尖锐的批判精神的外在表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和司马迁的“发愤之所为作”，都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些思想将影响着后代的文学理论和作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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