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语用学在语言文化背景与翻译中的桥梁作用

◆林洁贞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一、翻译与语用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同语言社会的人们要借助翻译的帮助才能达到互相理解，完成交际活动。社会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因此说，在任何语言里词和句的意义是不固定的，它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才会有特定的意义。这正所谓“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them”(词本无义，义随境生)(仲伟合，翻译研究，2000)。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Edw ard Burnett Tylor，1871)。翻译，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语言间的转换，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就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语用学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运用语言(何自然，1987)。在翻译领域中，译者多注重翻译技巧的学习和运用，然而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运用众多的翻译技巧在翻译某些特定的情景中的特定话语时，也难以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由此，译者在进行翻译的同时，要用译文中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来表示。在翻译界中，研究语用学对翻译的作用是比较新的领域。语用学在文化与翻译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二、语用学在文化与翻译中的桥梁作用

(一)语用学为文化具有超地域性时的翻译提供融合的语境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有途径，人类身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及思考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决定了文化具有地域性。然而人类又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需要，生活模式和思想感情，因而，有些文化几乎同时存在和发生于不同的地域，或者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人类所共享。因此，文化又具有超地域性。

文化的超地域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中一方面表现为共享性。人类性文化的存在，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们都需要安全保障，需要在人群中获得认可和尊重。如奈达所言:“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具有的共性远远大于将他们区分开来的个性”(《奈达论翻译》，1984)。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是有共性的。又如，约翰·洛克(John·Lock，1632 -1704)，17 世纪英国著名的实科教育和绅士教育的倡导者。他在《教育漫话》中提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精神。”“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作为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对于当时轻视身体健康的流俗主张给予无情的驳斥。他认为惟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使人忍耐疾苦，勤于工作，获得幸福和延长寿命。约翰·洛克和卢梭两人在对体育与健康方面的重视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注重体育精神的培养，都认为人要有健康的精神和强健的身体才能勤于工作，两者身处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代，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却超越时空，超越地域，不谋而合。

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的共性。如欧洲的文化复兴时期出现的作品的共性;西方各国的宗教信奉《圣经》所传授的真理的共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的共性，等等。中国人信奉佛教，西方人信奉基督教，两个宗教所信奉的神是不同的，佛教的神是“佛”是“菩萨”(Buddha)，基督教的神是“上帝”(God)，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一样的。在运用语用学进行翻译时，某些情景下的句子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如翻译家杨显益在他的《红楼梦》译本中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译成“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中国人知道“天”代表的就是佛教中的“佛”，就是“神”的意思，但是译者不能把“天”译成中国佛教中的“神”(Buddha)，而是用了“Heaven”来代替，也不能用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God)来译，因为原句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代名著。“Heaven”这一词刚好代表了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共同点，用得恰到好处。又如，一些习语，虽然中西方文化有地域的差异，但是句子的意义却是一样的:“一寸光阴一寸金”译成“Time is money.”“吠犬不咬人”译成“Barking dogs do not bite.”“猫儿一跑耗子闹”译成“When the cat’s away，the mice will play”，等等。译者要尽量熟悉了解文化地域的共性，为翻译做好充分的准备。

文化的超地域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文化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产生和成熟，然后通过传播被其他地域所接受、吸收。世界各族人民都有着创造文化文明的能力，他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并由人们把各自的文化传播远扬，不断交流和互相融合。例如，20 世纪初的中国就没有science 的对应词，只好用译音赛恩斯(赛先生)来表示，而现在，“科学”这个词已经家喻户晓了。又如，现在西方国家出现并被其接受的从中国引入的文化:“Confucius”(孔子)，“kung fu”(功夫)，“mahjong”(麻将)，和“tofu”(豆腐)等以及被中国文化所融合的时尚外来词:爵士乐(jazz music)、肥皂剧(soap opera)、热狗(hot dog)、香波(shampoo)、席梦思(shermons)，等等。

正是文化的这种超地域性，才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可以沟通。译者通过语用学，把各国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翻译出来，让各国的读者能够在超地域性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所翻译的句子和文献。正如在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中分别提到，英国的翻译家J.C.Catford(1965)运用M.A.Haliday 的“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于翻译理论，讨论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关系;J.R.Firth(1952)早已指出，必须了解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才能搞翻译。

(二)语用学为翻译解决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性

从总体上讲，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而文化则是这种交际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景和背景。“只有当交际的所有参加者都拥有一定共同的社会历史知识(也称为背景知识)，交际活动(翻译是交际活动的一种)才能够进行。”就语用学在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上的运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遵从严复提出的翻译原则:“信”“达”“雅”。“信”(faithfulness)即忠于原文;“达”(expressiveness)，即译文要明白晓畅;“雅”(elegance)，即文字要优美流利。但是译者并不能真正做到与原文分毫不差，只能尽量做到和原文的文体和风格差不多。中英两种文字由于渊源截然不同，在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及运用环境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译者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者，他不但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谙熟两种文化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如果直译，也许会让英语读者感到不可读，不可用，甚至会造成百思不得奇解的局面，因为有些概念及其表达是某一社会文化里特有的。印度裔美国翻译研究学者斯皮瓦克强调真正的翻译是要突出原文独特的修辞性和文化独特性，翻译是为了引导西方的读者去深入了解原文的语言文化，了解另一种不同于英语的语言文化。在斯皮瓦克看来，只有这样的翻译，才能够让西方读者认识到，不同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的距离和差异，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性。翻译原则中的“地道的外语，外国人能理解的方式，原著的意思”也一直是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至高原则。

不同语言社会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会给不同语言社会的人们相互理解，进行交际带来困难。所以，语用学在翻译时的运用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我国古代文学家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中有一句:“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在外国中是没有“金蝉脱壳”的说法的，我们在翻译时不能直译，要不然外国读者看了会摸不着头脑的。我们把这句话译成“Well，it’s too late to hide now.I must try to avoid suspicion by throwing them off the scent.”这样，把“金蝉脱壳”翻译成了“摆脱踪迹”，外国读者就能理解了。英语习惯说“black sheep”即是中文的“害群之马”，因为“马”在英国文化里表示“强壮，充满活力”，马在英语中是表示褒义的而一般不表示贬义。所以，“害群之马”不能用“black horse”来表示。同样的道理，中文的“一贫如洗”在英语中翻译成“poor as a church mouse”。又如，“杀鸡取卵”在英语中翻译成“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这句谚语，中西方的文化是以“鸡”和“鹅”来进行喻说的，由此可见，语言外壳的差异显示着具体语言文化的差异。在语用学的指导下，译者采用一种弘扬本土文化的策略和途径，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得以融合，这样才有可能通过翻译促进各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沟通。正如斯皮瓦克所言，自己的翻译实践，是一种境外陌生化的翻译手段，其翻译结果是异质产生了美，产生了吸引力。只有这样，异质的文化才有可能进入西方的文化圈，才有可能构架平等互利共享的文化交流之渠。

(三)语用学为文化间可译性的有限性时创造可译性的环境

语言，既是文化环境中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面上的不可译，虽然最终还是要体现在语言的无法对应翻译，但是其根本原因绝非是无法找到语言的一一对应，而是不同语言所负载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容无法对应比较，也就是不同文化的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如中国古代道家的鼻祖老子的“无为”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可被人理解的。Sam-Hamil(哈密尔，2005)把“无为”翻译成“…does nothing but leaves nothing undone…”Robert G.Henics(韩禄伯，2000)也翻译成“…non -acts.And so It does nothing and yet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do.”他们的翻译只是从表面上来理解“无为”这个词，并没有把老子真正的思想表达出来。老子的无为并非是一切不为的意思，更绝非是一种无政府的主义，而是要“去甚、去奢、去泰”，任何一切人为的自作聪明，或贪、或嗔、或痴，均需去除。所以，在想要达到“无为”的过程当中，已经包含了“有为”的成分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体现了汉语所负载的中国历史、经济、社会等诸多文化因素，具有极其鲜明的文化色彩。对这样的作品进行翻译时，译者是不能单从原句表面的词组或句子去直译的，要结合其所在的文化的各种因素去理解，在特定的语境下和语言交际环境下进行翻译。译者要真正理解到老子在当时社会所处的心态和思想来进行翻译。“无为”可以翻译成:“doing something before beginning.”“doing actually with non-doing in surface”或者“doing nothing as doing anything.”可见，语用学在这方面为看似不可译的作品创造了可译性。

现代理论家多数认为，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该力求接近原著，这个原则有种种名称，如“近似反应论”“同等效果论”“同等作用论”“同等力量论”，等等。等论者对译者的要求是极高的。他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准确的语感。但是，从几方面看来，这个原则未必处处行得通。

1.有些东西为某种语言所特有，无法译出，译出了也跟原文效果不一样。如中国政治经济中的某些名词术语，是属于中国所有的，用英语是难以表达出来的。其中“铁饭碗”翻译成英语是“the iron bowl”;“四个现代化”翻译成英语是“the four modernization”。这些术语是属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术语，用英语表达出来的性质跟中文是不一样的。

2.一种非文学性作品所用的词语，往往不能因读者不同而改变译法来追求所谓“同等效果”。如各国法律及宪法的翻译。3、某些文学作品与本国文化血肉相连，有民族性，有时代性，那就不好翻译了。如穷棒子闹翻身，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周立波《暴风骤雨》)。如果仅照原文翻译成英语“The way we poor folk try to emancipate ourselves，is just like the way the Eight Fairies crossed the sea each displaying his own talent.”把“八仙过海”翻译成“the Eight Fairies crossed the sea”虽然保留了中国神话故事里的人物的特点，但是，英语读者是不懂其中的典故的，所以必须特别需要加注，以免使读者感到莫名奇妙。又如，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吴敬梓《儒林外史》)。翻译成英语“Braving the wind and dew，Wang Mian travelled day after day past large posting stations and small，till he came to the city of Jinan.”汉语中的成语“风餐露宿”在英语中是找不到相匹配的翻译的，其中“风”和“露”分别直译为“wind”和“dew”，而“餐”和“宿”则不能直译，只好根据其含义意译为braving。正是因为文化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可译现象，在翻译技巧中才会有“释义”或者“替换”的说法。所以说，翻译中常出现的不可译现象是语用学在翻译方面值得研究的一个领域。

三、结束语

不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语用学在翻译中确实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了解语用学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对翻译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各国间的文化包罗万象，百花齐放，给翻译交际造成了“触礁”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各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人类的文化才会缤纷灿烂。语用学提醒译者注意文化背景差异，尽量避免在文化交际翻译中出现更多的失误，而这种作用不是单靠理论知识就能学到的，它需要不断地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才能体会。我们应该做到把语用学的理论用于翻译实践中，让其真正成为语言文化背景与翻译的桥梁。

［1］仲伟合.翻译研究理论·技巧·教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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