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红艳
(佳木斯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关于自我(self)的探讨是中西方学界历久弥新的话题,人们视之为柏拉图的“灵魂”,或休谟的“心灵知觉” ,亦或笛卡尔的作为思维实体的“我”之本质。而新历史主义者认为:“自我”即自我意识,强调人能进行自我对象化和自我区分,其主体性是在生命活动中塑造自我,将自身与欲望统一,并产生行为意志。因而,只有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方可回到人性的根和人格自我塑造的原初统一。[1](P574)
欧茨认为,人像虚构小说一样构造了自己的个性……人已经没有人格。可见,为了生存人会根据环境创塑自我,久而久之,新的自我逐渐融入主体,而原来的“我”却在排挤中被迫与主体分离。“如果我不是‘我自己’ ,而是另一个‘我’ ,那么已经成为这另一个‘我’ 的我是谁?缺席的那一个‘我’ 又在哪里?”[2](P407)
新历史主义主张将自我构型回置到历史语境的权利话语结构中,强调自我意识在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协和”中形成。针对文学人物自我意识造型过程的剖析,可以揭示自我与社会权力话语之间顺从又叛逆的、压制又反抗的文化机制。而“协和”过程就显现于“颠覆”与“遏制”的动态变化关系中。[3](P9)在社会、文化力量的“协和”中,人性的全部意义得以展现,在颠覆与遏制的交互活动中“自我意识”得以形成。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在其长篇小说《奇境》中塑造了多个“中立性的、双重编码的卑贱的自我”形象,这些弱小个体企图颠覆父权人物和传统主流文化的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