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与1956 年《琵琶记》“大讨论”①

姜丽华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2）

1956 年《琵琶记》“大讨论”，是《琵琶记》接受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20 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者在谈及20 世纪戏曲史、文学史、学术史时常常会提及这一事件。黄仕忠先生指出《琵琶记》“大讨论”“虽然意见尖锐对立，针锋相对，但完全是在学术的范围之内，因而难能可贵”。[1]陈维昭先生认为《琵琶记》“大讨论”，较为集中地表现了1949 年以后的大陆中国戏曲研究界“实现价值尺度的转换”[2]的努力。这两种评价侧重点不同，一种点出了参与“大讨论”诸方坚持的学术操守，一种定位了“大讨论”发生的时代背景。本文认为，1956 年《琵琶记》“大讨论”是“古为今用”的一个典型事件，是运用新的价值观念进行学术探讨的一个实践：一方面，透视出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在对经典题材的阐释中，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的对政治话语的认同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困惑；另一方面，在遮蔽、躲闪、矛盾、正视的话语表述背后，体现了对《琵琶记》经典价值的某种认同。

一

关于1956 年《琵琶记》“大讨论”发生的原因，《琵琶记讨论专刊》中提到了湘剧改革和“双百”方针的颁布，本文认为《琵琶记》“大讨论”的召开乍看起来是这两个诱因，但是，促使《琵琶记》“大讨论”召开的真正推动力却是“古为今用”的时代诉求。

“古为今用”不仅是一个官方口号，更是一个政策的浓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功利性的诉求。其中，对古代戏曲进行改革是“古为今用”理念的一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