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信中的称谓方式探析

王 艳

毛泽东的书信称谓方式是一种艺术。当今社会，人类的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交际越来越广泛，我们越需要掌握好书信写作这一交际工具的基本功能。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交际广泛，书信交际成了他革命生涯的一部分。毛泽东写信给党内外同志，希望建立统一战线，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从毛泽东对收信人的称呼来看，他对收信人很重视和尊重。通过对毛泽东书信中的称谓方式的探析，希望给人们在生活中有所帮助。

一、称谓方式的类别

（一）对党内同志的称谓

对党内的人一般称同志、个别职务、老、兄、直呼姓、名。党内互称“同志”为好，在党内提倡“同志”，不称职衔，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大多数同志称“某某同志”，如“长工同志”（何长工）、“恩来同志”（周恩来）、“必武同志”（董必武）、“小平同志”（邓小平）、“周扬同志”等称谓，有时称“某某某同志”，如“郭化若同志”、“莫文骅同志”“张平华同志”等称谓，体现了毛泽东对生死与共的战友的信赖和敬重，亲切而又庄重。

毛泽东对初次交往的党内人士、普通党员、进步青年通常都郑重地称“同志”，如“文新同志”（陈文新）、“学坤同志”（钟学坤）等称谓［1］，体现了毛泽东以诚待人、平易近人的为人处世风格。同时，在对那些在组织上从未入党的，但与党早就同心同德的文化界、科技界人士也称“同志”，如“华罗庚同志”，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信赖与肯定。

对担任某种职务的同志，则称其职务或者“姓＋职务”，如称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为“黄副总理”，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沈院长”，称陈嘉庚为“陈委员”，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为“马部长”［2］，表达了他对这些同志的敬重。

“老”字附在姓氏、名或字后，是对年事已高的尊者的敬称。 姓氏后加“老”的，如“林老”（林伯渠）、“谢老”（谢觉哉）、“柳老”（柳亚子）等；名或字后加“老”的，如“叔老”（陈叔通）、“谨老”（陈谨昆）等称谓，体现了毛泽东对老年人的尊敬。

旧时书信中，“兄”常为朋友之间的相互尊称，并不是专指同辈而年长的收信人。在众多书信中，被毛泽东称为“兄”的人并不多。有的是著名的文人，如“沫若兄”（郭沫若）、“亚子兄”（柳亚子）、“雁冰兄”（沈雁冰）等；有的是旧时的同学、友好、同事，如“惇之兄”（周世钊）、“竹如兄”（蒋竹如）、“谷城兄”（周谷城）等；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后来当了武汉大学校长和湖南大学校长，毛泽东称他为“鹤鸣兄”；有的是湖南乡间少时的邻居、亲戚、同学等，如称毛宇居为“宇居兄”，称邹普勋为“普勋兄”等；有的比毛泽东年轻，如“立三兄”（李立三）、“剑鼎二兄”（叶剑英、刘鼎）、“和森兄”（蔡和森）等称谓，令人倍感亲切。

（二）对国民党及民主人士的称谓

对党外的人一般称先生、个别称职务、学长学兄、夫子、字等，但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者在称呼后加“左右”、“阁下”、“有道”、“道席”、“大鉴”、“惠鉴”、“共鉴”、“勋鉴”、“台鉴”的词。

对党外的人一般称先生，“先生”原指年长而有学问的人，后指老师，现代已演变成对有身份的人或文人学者的敬称［1］。对年长者或阅历资深的人称“老先生”，如称黄齐生为“黄老先生”，称周素园为“素园老先生”。对党外朋友称“某某先生”，如称张治中为“文白先生”，称程潜为“颂云先生”，称李烛尘为“烛尘先生”等称谓，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外朋友的尊敬。在我党长期统一战线工作中，“先生”已成为对党外人士、海外人士、国民党人士以及港澳台人士的特定尊称。外国进步人士，如“斯洛先生”（即埃德加、斯洛，美国进步新闻记者）［3］。民主党派及其他进步人士，如“表方先生”（张澜，字表方）、“香凝先生”（何香凝）、“悲鸿先生”（徐悲鸿）等。 国民党人士，如“文白先生”（张治中， 字文白）、“力子先生”（邵力子）、“子文先生”（宋子文）等，体现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及民主人士的重视。

对个别职务的称呼，主要用于涉及重要公务时以示内容的正式，同时也表示敬意。西安事变发生后，为理清复杂局面，促进团结抗日，毛泽东派人送信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阎锡山（字百川），在信的开头称“百川副委员长”［3］。 为争取国共合作抗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信的开头称“于主席勋鉴”［3］。 对担任某种职务的称“姓＋职务”，如称宋庆龄为“宋副主席”。

“学长”、“学兄”是旧时对同学的尊称，如叶健农（原名叶建隆）、周世钊（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都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分别称为“建隆学兄”、“敦元学长兄”。

“夫子”是旧时书信中学生对老师的专用敬称，如“宇澄先生夫子道席”（符定一，字宇澄），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那里读过书［3］。体现了毛泽东对师生之情的重视。

对党外大多数人以“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党外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要循之以礼，在毛泽东的书信中以“字”相称，如王以哲（字鼎方）、王均（字治平）、冯玉祥（字焕章）等等［4］，表示对收信人的敬重以及顺应传统，表达了毛泽东对党外人士的重视，呼吁他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对一些社会身份特殊或影响较大的党外人士，毛泽东依据其身份的不同，在其后通常加上“左右”、“阁下”、“大鉴”等敬词。

“左右”旧时是指在主人身边侍候的人。在书信中不直指对方，而说左右的人，是对对方的敬重，如“斌丞先生左右”（杜斌丞）、“庆龄先生左右”（宋庆龄）、“汉群先生左右”（吕超，字汉群）等。

“阁下”是旧时书信中常用的敬词。“阁”指住所，称“阁下”表示不敢直呼对方，以示谦恭，如“汉卿先生阁下”（张学良，字汉卿）、“培五师长阁下”（高桂滋，字培五）。

“有道”、“道席”是旧时对有道德修养或有技艺、文才的人的敬称，如毛泽东写信给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刘揆一（字霖生），称“霖生先生有道”［3］。他写信给教育家黄齐生时称“黄老先生道席”，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当时德高望重的一些社会人士的敬重与期望。

“大鉴”、“惠鉴”是请对方阅信的敬词，多用于朋友与同辈人之间，如“公培兄大鉴”（陈公培）、“涧泉表兄大鉴”（文涧泉）、“明卿先生惠鉴”（向明卿）。

“共鉴”是指各位共同审阅，如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渃等五十六人，是当时已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的爱国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渃……诸位先生共鉴。 ”［3］

“勋鉴”多用于高级将领，如“虎臣先生勋鉴”（杨虎城，又名虎臣）、“明轩主席先生勋鉴”（宋哲元，字明轩）、“宜生主席先生勋鉴”（傅作义，字宜生）等。

“台鉴”是请对方看信的敬词，但又含有请对方审察、定义的含意，如毛泽东写信给蒋介石时，称“介石先生台鉴”。

（三）对亲属的称谓

对亲属的称呼一般是按照常规的称呼方式，对同辈人称“兄”，如“运昌吾兄”（文运昌）、“南松表兄”（文南松）、“宇居兄左右”（毛宇居）等。毛泽东给他的儿子写信，称“岸英、岸清二儿”（毛岸英、毛岸清）。对有些亲戚直呼其名，如“泽连、远悌”（毛泽连、毛远悌），毛泽连是他的堂弟，毛远悌是他的远房侄子，这些称呼体现了毛泽东对亲戚的尊敬，令人倍感亲切。

（四）对古旧的称谓

对古旧的称呼各不相同，如毛泽东给周容又名周赞襄写信，称“赞襄先生”，1920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相识［3］。毛泽东写信给林中鹤（字若虚）时，称“若虚学长吾兄左右”，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3］，这些称呼体现了毛泽东对故旧的敬重。

（五）对国内外有关人士的称谓

对国内外有关人士称先生，如称司徒美堂为“司徒美堂先生”，司徒美堂是广东开平人，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堂主席，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3］。“斯洛先生”（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新闻记者，1928 年来中国［3］，表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外有关人士的重视。

此外，在372封信中，只有3封对收信人称“亲爱的”，这3封信分别是写给宋庆龄的，称“亲爱的大姐”，写给儿媳刘松林（原名刘思齐），称“亲爱的思齐儿”；写给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称“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由此可见，这三位收信人在毛泽东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与亲切。

在毛泽东的书信中对特定的人的称谓的变化。一是随交际对象年岁逐增而变化。如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开始称“亚子兄”、“亚子先生吾兄道席”、“亚子先生左右”，后来写信则称“柳老”，毛泽东与郭沫若交往甚密，开始称“沫若兄”，而后则称“郭老”。二是因工作需要而变化。如毛泽东对谢觉哉、林伯渠等皆称“某老”，但在公务场合需要时则称其职务。

二、多种称谓并存的原因

（一）外来文化的影响

称谓的发展变化受到语言内部规律的影响，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心理动机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外来文化对毛泽东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他的思想成功走向世界。随着外来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来文化逐步融入到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当中，使中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称谓方式上，同时也影响着毛泽东书信中的称谓方式。

毛泽东总是不断地学习、研究外来文化，正是对各种主义和学说的比较研究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当代最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不断地进行文化选择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延安的窑洞里，他集中力量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苏联的一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基本上是持一种开放的、主动选择的态度。他对外来文化持一种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应该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文化在称谓演变的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和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并存的，这一变化也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

毛泽东吸取了正确的外来文化，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二）中国古文化中“礼”的影响

称谓是民族文化的反映，也是民族心理的呈现。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民族称谓的鲜明特色。称谓是语言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传统文化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影响着毛泽东书信中的称谓。

面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要辩证地认识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辨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应保持和发扬，而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腐朽的、落后的，要加以改造或剔除，同时还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很大，他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充分吸收正确的传统文化，使自己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更好地创造新生活。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传统文化始终在影响着我们，同样传统文化的“礼”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礼”本指西周时期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社会宗法制度，后指儒家伦理的基础，同时本身有礼仪、礼节之意。《礼记·曲礼上》《荀子·礼论》等都记载着礼，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古代社会，是每个人的立身处世的根本。

毛泽东充分吸取了这些传统文化。在众多书信中，传统的称谓语被赋予鲜活的生命力，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称呼，不逾我国传统文化礼仪之规范，准确地表达了礼仪风度。反复研读毛泽东的书信，笔者感到毛泽东不愧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典范，他继承和发扬了“谨以处己，以礼待人”的传统美德。

（三）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时中国正处在革命战争时期，国内外形势复杂，毛泽东为了使新中国尽快成立，他写信给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和其他民主人士，呼吁大家一起对抗外来侵略，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书信的开头对不同的收信人使用了不同的称谓方式，体现了他对收信人的尊敬与重视。

（四）毛泽东对书信中称谓的重视

毛泽东对书信中的称呼是很重视的，他依据每个人的身份、职位的不同，对其称呼也各不相同，对每个收信人的称呼也各具特色。

当时处于战争时期，毛泽东希望和党内外同志合作，团结一致，一致对外，尽快让中国统一。毛泽东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称呼，表达了他对收信人的重视，体现了收信人在毛泽东心中占居重要的位置，使收信人感到毛泽东和他们合作的诚意。毛泽东很重视收信人的称呼，合理的称呼对收信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三、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与启示

（一）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称谓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经历着漫长的变迁，除了语言词汇本身的自然更替外，还应注意整个社会发展对称谓产生的影响。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电话、电脑等快捷通信工具来沟通，给人们提供了方便，但这些工具有时并不能表达人们的某种思想，而有些人还是喜欢用书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不管是用什么工具来沟通，都存在对别人的称呼问题，合理运用称呼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书信中的称谓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称呼。我们在社会交往中可以借鉴毛泽东书信中的称呼，合理运用称呼。

（二）对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启示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也在提高。人们在社会交往、工作、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称谓方面的问题，通过对毛泽东书信中称谓方式的探析，希望对人们有所帮助。在与人交往时，要尊重他人，平等对待。

今天，人类的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交际越广泛，就越能体现掌握称谓方式的重要性。称呼在与人交往中是很重要的，合理的称呼，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而不合理的称呼，则会导致对方的不快。在与他人交往时，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以礼待人，以诚待人。

四、结语

书信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书信拥有悠久的历史，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使用。在许多情况下，称谓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个信息。称谓在书信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时代的书信中所用的称谓不同，承载的信息与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毛泽东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称谓，希望对人们在社会生活、工作和交往中有所帮助，在与他人沟通时恰如其分地运用称谓。

[1]苏辑，夏红云.于细微处见风范：毛泽东书信中的称谓语简析[J].档案与建设，1993（2）.

[2]吴大荣.试论毛泽东书信中的几个特色[J].贵阳：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8.

[4]散木.毛泽东书信中称“字”的人[J].党史博览，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