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表与《皇明经济文录》

张麟南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000)

一、万表其人

万表 (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居士，浙江宁波人。自幼便显示出不平凡的资质与天赋。“读书一目数行，下性孝友。”［1］259少有大志，白天学习骑射，晚上秉灯读书，以诸葛孔明宁静淡泊自励。他认为，“大丈夫当经营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间舍计乎?”［1］25917岁时，万表嗣袭宁波卫指挥佥事。正德十四年，参加浙江武举乡试，荣登第一名，后参加会试，考取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万表历官浙江把总、署都指挥佥事、督运、浙江掌印都指挥、南京大校场坐营、漕运参将、南京锦衣卫佥书、广西副总兵、左军都督漕运总兵、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他为官正直刚正，家无余财，家产多投于家乡建设及赈济饥荒。在其任官期间积极陈言漕运、屯田、边防之失，未被采用。其历漕官最久，故黄宗羲言 “先生功在漕运”。［2］310嘉靖初年，倭寇作乱，万表散家财，募集死士，带领死士和少林僧前往征伐，中流矢卧榻后，仍言“我家世以战功死王事，乃我独持文墨议论，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1］260并积极建言破敌之策。焦竑谓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已”。［1］261万表除政治武功之外，著作亦不少。有《学庸志略》、《论语心议》、《孟子摘要》、《玩鹿亭稿》、《皇明经济文录》、《济世良方》《灼艾集》等。嘉靖三十五年，卒于任，享年五十九岁。

二、《皇明经济文录》内涵及文本特征

《皇明经济文录》，万表著，明三大经济文录体著作之一。明开国至嘉靖时期中央地方重大事件疏义章奏议论辑略集，共41卷。其门类是在黄君训所集《名臣经济录》的划分基础上而稍加减并，另外增加了两直隶、九边、十三省3大类，包括:开国、保治、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南直隶、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九边通考、辽东、蓟州、宣府、大同、三关、榆林、宁夏、甘肃、固原。每个目录下收录与之相关的庶务及大臣章奏疏义议论。《皇明经济文录》(以下简称《文录》)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部分:黄训所集《名臣经济录》、《九边十三省录》、阮元鹗所集《大名新刻疏义辑略》即张瀚的《皇明疏义辑略》以及在作者先后奉役漕事十五载所见所闻基础上辑录的《漕暇录》。于是“合四帙以成，复续采群集以益之”［3］294，最终合辑成《文录》。

《文录》的编撰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首先，万表生活的明代，在中央，武宗之不理朝政，世宗之崇道，刘瑾、严嵩之乱权，明朝的实力一步步被自我蚀化;在地方，土地兼并的加剧，在激化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边疆，鞑靼、倭寇，一北一南，肆意抢掠，消耗掉了明朝大量的人力、财力。此时明王朝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内忧外患的现状表明，明朝的制度弊端一一开始展现，明朝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故而，在明中叶时，仁人志士们掀起了改革求实思潮，以寻求救国兴复之道。其次，经世文编类著作大量涌现。黄训所集《名臣经济录》首开明经世文编先河，随后明代的经世文编似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万表的《文录》即在前人文编的基础上加以增订删减而成。再次，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浓厚，国家各种矛盾的激化，激起了江浙文人强烈的政治意识。“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党争激化，在朝失意的官员或朝中的反对派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成为与朝廷对立的在野政治中心。因而，明朝(乃至于整个清朝)江南地区始终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4］他们对于解决明朝的弊政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万表看来，“祖宗之法即尧舜之法也。舍祖宗之法而求所谓尧舜之法皆妄也。”［3］295他认为 “国家之典章俱存，而国家之元气完矣”。［3］295也正由于此，所以他收录的奏章议论 “皆以明夫典章矣。”［3］295故而区志坚将《文录》定义为治国制度型的经世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代经世文编的兴起与明代文人军事思想的关系。［5］其实作为中下层官宦的万表，不仅当过多处的地方官，还亲自参与抵御倭寇，所以他对明朝的种种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何况万表作为勋臣之后，世袭军职，其报效朝廷、积极入世的的思想非一般官吏可比。由上可知，面对千疮百孔的明王朝，万表的治愈之策就是，恢复明代开国时期所创立的典章制度，以完成改革时弊、解决内外矛盾的时代使命。这就是他编辑《文录》的主要原因。

《文录》的分类及资料来源情况，很容易让人误解该书只是简单的综合《名臣经济录》、《九边十三省考》、《皇明疏义辑略》三书内容，然而只要稍加对比，便发现它们存在很大的不同。以《名臣经济录》为例，开国卷中，万表删去了《法天顺人疏》、《焉用彼相说》、《我朝度越历代五事》三篇。保治卷中，删掉《赵府之变一》、《汉府之变二》，增加了《于谦行状录》、《题弥灾修德事》、《正朝廷》等诸多篇章。从这些篇目的对比中，便可知万表对《名臣经济录》进行了加工，而不是简单的综合。万表的《文录》有着其特定的收录标准，这点在其序言中有明确的表述。其一，“凡先臣訏谋渊虑，忠言嘉谳，久而无敝者，则录之。”其二，“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则录之。”其三，“老成谋识，深达国体，典当时宜，不愆旧章则录之。”其四， “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则录之。”其五，“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征考者则录之。”其六，“议论剀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则录之。”其七，“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者亦录之。”在这7个标准之外，万表在自序中亦明言其不收录的标准。“繁词泛论、不切机宜、或论事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通通不录。”［3］294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选录标准就是，一切有利于国家、有裨于社稷者都尽量收录，凡是无用于经世济民者，都不收录。其事功思想可见一斑。

《文录》一书有两大鲜明的特点。第一，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色彩。万表在序言中谈到的收录标准已经很明显反映了其事功思想，而其在篇目设置中的取舍则更明显更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特色。保治卷中，收录《王振之变》，《石亨之变》、《曹吉祥之变》等论宦官诸篇;吏部卷中，收录《叙官制》、《论内阁官制》、《论官制》等论吏治诸篇;户部卷上，收录《论边屯》、 《论屯种》、 《广屯种》等论屯田诸篇;户部卷下，收录《论漕运》、《论运法》、《论海运》等论漕运诸篇;兵部卷中，收录《论西北备边事宜》、《论用兵便宜状》、《器械之利》等论军事诸篇。如果拿《文录》与其最主要资料来源即《名臣经济录》相比，这种经世思想则更为突出。两本著作都收录了杨士奇的章奏论议，而《文录》在《名臣经济录》的基础上删掉了《文章正宗对》、 《开经筵疏》、 《请赠谥黄福》等无裨于经济诸篇;两书又都收录了马文升疏奏论议，然而两者的差别很大。《文录》增补了《西域设置兴复》、《抚按东夷大略》、《修武备以防不虞》等关乎治国安邦大业诸篇，同时删除了《名臣经济录》当中《奉止奉送神像疏》、《乞恩陈情绝嫌以全骨肉事》、《题刊印武书以作养将才疏》等无益于明朝当时社会矛盾的解决或作用不大的篇目。第二，全书追求着“通”的境界。作者在类目设置里，除了六部外，还增加了两直隶、九边、十三省。六部包括了中央的所有重大事件，而直隶九边十三省则从地域上囊括了全中国。其在以事件所属部门的划分外，又增加地域上的划分，旨在能了然全国的脉络，以深刻认识国家所有地方大事的来龙去脉。“适夫通变之宜，如庖丁之目无全牛，而天下自无不解之牛矣。其于邦家不犹视诸掌乎!”［3］295通明一代之变，视邦家于诸掌。这正是万表所追求的“通”的境界。第三，由于旨在经世，解决当时明朝的社会危机，故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避忌讳，敢于直言。杨艳秋在评价该书时提到了这一点， “反映出的拯弊救民倾向更为明确，还体现出采选者不避忌讳，力图警醒统治者的良苦用心。”［6］44

三、结语

《文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它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首先，《文录》在前人以六部归类的基础上，综合了两直隶、九边、十三省三大类目，使文献的归类更加细致、准确，如将《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中，十三省的图叙重新归纳划分在对应的十三省卷目下。从而丰富了经世文编的编撰体裁，推动了明中后期经世文编体裁的发展。其次，虽然《文录》的资料大多来源于《名臣经济录》、《九边十三省考》、《皇明疏义辑略》三书，但它也可以作为三书的一个参照本，考订三书在流传中的缺漏。而《九边十三省考》一书现已未传于世，通过《文录》可以窥知该书的大概面貌。此外，《文录》还收录了作者在任官时期关于漕运的奏章论议，这些奏章论议当是研究明代漕运和政治等方面的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及准确性是相当高的。所以，《文录》在传承文献，保存历史资料方面也有着重大的贡献。最后，《文录》为国家提供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及理想的治国模式。经世文编体裁的著作，旨在经世济民，为国家提供借鉴，以解决现实问题。而《文录》在经世这一点上更加突出。作者在自序中的七个择录标准及一个不择录准则，“无裨经济者，通通不录”，就足以窥测到他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例如吏治、宦官、军政、马政、屯田、漕运、边防诸篇，全部都是针对时弊，旨在寻求当时重大问题的解决之策，以为当朝者提供借鉴及解决途径。同时，万表企图通过这些奏章疏义所提供的解决途径来重构明朝的典章制度，恢复明初的理想政治，达成经世致用的目的。

［1］焦竑.国朝献徵录［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5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0.

［3］万表.皇明经济文录［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8.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4］吴琦，冯玉荣.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1):134.

［5］区志坚.从明人编著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94-95.

［6］杨艳秋.明代后期的“经世文”汇编［J］.聊城大学学报，2005(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