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诗咏西施的学术背景和两种体制

张绪平

（广东白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咏史诗“起自孟坚”[1]P147，其后代有述作，许多历史人物、事件都成为咏史诗题材，王昭君出塞，六朝时已成为咏史诗题材，但西施入吴故事进入咏史诗题材始于其千余年后的唐代。咏史诗的西施题材为什么晚出？唐代咏西施的咏史诗体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这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一、作为历史的西施其人其事，唐人才认可

“西施”其名，在先秦至西汉的子书原典中多有提及。《墨子·亲士》：“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2]P4-5

《庄子》两次（有的版本三次）提到“西施”。《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3]P69-70“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3]P93释文：“丽姬。晋献公之嬖，以为夫人。崔本作西施。”[3]P95《天运》：“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3]P515

《管子·小称》：“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4]中册P599

《韩非子·显学篇》：“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 ”[5]P693

《淮南子·修务训》：“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6]P764-765

这些都是议论性的文字，落脚点不在“西施”这个人，而在作者的论点上，所以只见其名，其美，不见其人，更未见其“献于吴”其事。子书多寓言，“西施”可能实有其人，也可能是杜撰的寓言人物。不过，《墨子》把“西施”和“比干”、“吴起”等历史人物并列，还言及她沉水而亡，似乎透露出她实有其人。先秦至西汉的史书如记载吴、越历史颇详的 《左传》、《国语》、《史记》对其人、“献于吴”其事也没有叙述。《国语·越语》有一处记载越向吴王的太宰嚭献美女，不是向夫差本人，也没有说明美女系何人。

西施其人、“献于吴”其事直到其500余年后东汉的两部典籍《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始言之甚详。《越绝书》一般认为是勾践的后世同乡、东汉初年袁康、吴平撰写或辑录。涉及到西施事主要有两处：

“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7]P170

“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勾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洿下贫穷，不敢当，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谏曰：‘不可，王勿受。……胥闻贤士，邦之宝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末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吴王不听，遂受其女。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 ”[7]P231

第一则主要从地名考证的角度讲到西施，说古时有个叫美人宫的建筑，就是《越绝书》作者时代的“北坛利里丘土城”，是专门为训练西施、郑旦的容止以便献吴而建的，并首次指出她们的故里。第二则旨在演绎越国复国九计中的美人计，言及越打扮两位美人，使文种进献，吴王不听伍子胥之谏而悦纳美人、杀忠臣的过程。

《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也是会稽人，生于东汉末年。学界一般认为他写《吴越春秋》时曾参考《越绝书》。《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载：“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越王曰：‘善。’乃使相工索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8]P234-235越王“十二年”即公元前485年，勾践是美人计的主谋。

这两部书产生以来，一直被视为史书，有学者总结说：“《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均录《越绝书》于史部‘杂史’类内，《四库全书》收入史部‘载记’类，因此，《越绝书》的首要价值在史学上。 ”[7]前言这三段记载具有一致性，也与《左传》、《史记》吴越相争记载相合。但它们关于西施其人，“献于吴”其事的史学价值直到唐代才为学术界认可。汉末魏晋人注释先秦至西汉原典中的“西施”，一般都没有把这个名字和“出于苎萝山”、“献于吴”的西施等同起来。如东汉中期的赵歧注孟子的“西子”说：“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9]P230这里没有说明这个“西施”就是被勾践“献于吴”的西施。东汉末高诱注《淮南子》的《齐俗训》、《修务训》中的“西施”为“古好女也”。[4]P602引，《庄子》里的“西施”，晋郭象注云“厉丑而西施好”[3]P71引，晋司马彪注云“夏姬也”[3]P71“释文”引。 夏姬，即夏桀之妃，“末喜是夏桀之妃，有施氏之女，有施氏原为喜姓”[7]P232俞注大概因为《左传》、《国语》、《史记》都没有西施“献于吴”的类似记载，《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史学价值一般未被先唐学者认可。故班固《咏史》以来至六朝的数百年咏史诗未有咏西施者，良有以也。唐学者开始接受西施“献于吴”其事为历史事件。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译》注“西施”云：“司马云：夏姬也。案句践所献吴王美女也。”[3]P71引晋司马彪认为《庄子》里的“西施”是末喜，陆德明纠正了司马彪的说法，认为就是“出于苎萝山”、“献于吴”的西施。陆德明是唐初有影响的经学家，他能肯定地接受西施“献于吴”的史实，并认为通常所说的“西施”就是这个西施，这对其他学者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成玄英《庄子疏》：“西施，吴王美姬也。”[3]P71引这标志唐初人们开始接受西施“献于吴”的史实。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唐人咏西施“献于吴”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唐咏史诗的西施咏经历了从“传体”到“论体”的发展过程

明人胡应麟总结汉魏晋咏史诗发展情况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入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言班固《咏史》之后，杜挚继之，略有变化，至左思一大变。[1]P147清人何焯在此基础上提出咏史诗由“正体”到“变体”的发展脉络：“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叙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为难。”[10]P893刘熙载进而指出“正体”与“变体”的本质区别是“传体”与“论体”的不同，以为“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11]P56唐人西施题材的咏史诗发展变化也经历了从正体的“传体”到变体的“论体”过程。

初盛唐咏西施多取“隐括本传”的“传体”。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是唐诗咏西施较早的一首。

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国微不自宠，献作吴宫娃。

山薮半潜匿，苎萝更蒙遮。一行霸句践，再笑倾夫差。

艳色夺人目，斅嚬亦相夸。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

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

钦子秉幽意，世人共称嗟。愿言托君怀，倘类蓬生麻。

家住雷门曲，高阁凌飞霞。淋漓翠羽帐，旖旎采云车。

春风艳楚舞，秋月缠胡笳。自昔专娇爱，袭玩唯矜奢。

达本知空寂，弃彼犹泥沙。永割偏执性，自长薰修芽。

携妾不障道，来止妾西家。

全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咏西施入吴史实，结构完整，自成体系。开头至“鱼畏沉荷花”是“隐括本传”，与东汉两部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两句是赞语。这段咏史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咏”的角度看，主题上承袭“美女，邦之咎”的成见，落脚在女人祸水，警戒好色心邪上，写法上是班固“正体”的套路；二是从“史”的角度看，写到西施“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的喜剧结局，现存史料上找不到支持，作者或另有所据，或据史而不拘于史，发挥了自己的想象。

王维的《西施咏》也是“正体”写法，但主题不同于宋之问的诗。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仍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罗衣。

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伴归。

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诗首先也是“隐括本传”，结尾两句是赞语。诗人别开了吴、越的立场和复国的责任，从一个普通女人从“越溪女”到“吴宫妃”的幸运机会和有人伺候、被夫君宠爱的待遇肯定了西施的人生，并指出西施的幸运可遇不可求。

李白《西施》在写法上与宋、王一致，先“隐括本传”：“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徵绝艳，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这与东汉两部书的记载一致。结尾两句赞语“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均不同于宋、王，虽然接受了“破夫差国”的美人计史实，但并没有“美女，邦之咎”的祸水意识，“千秋竟不还”暗示了对红颜薄命的同情，这样一位越国的功臣，却没有得到功臣的待遇，竟不知所终。西施的这个结局，李白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上述《墨子》写到“西施之沉”，联系其前后文，是投水而亡，原因是自己的美丽。为什么因美而投水亡？是自投还是被害？不得而知。对此作出解释是晚清的事。孙诒让《墨子闲诂》注引同时人苏时学的话：“案《吴越春秋》逸篇云：‘越浮西施于江，令随枭夷以终。’其言与此合，是吴亡西施亦死也。墨子书记当时事必有据，后世乃有五湖随范蠡之说，误矣。”孙诒让指出：“《吴越春秋》逸文，见杨慎《丹铅录》引《修文殿御览》。”[2]P5《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在位时诏令祖颋等编纂的大型类书，从时间上看，李白有可能看到这句逸文，或另有所本，或出于自己的想象。另外，“馆娃宫”一说，不知李白何据。今存东汉那两本书均不载此处，张觉《吴越春秋校注》从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五辑得佚文：“《吴越春秋》、《吴地记》等书云：‘阖闾城西有山号砚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上有吴馆娃宫、琴台、响屧廊。山上有西施洞、砚池、玩月池。山顶之池有葵莼，夏能去热，秋则去寒。’”并注云“觉按：见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五。此条合叙二书，不尽可靠，故今加录其书名。”[8]P303《吴地记》为晚唐陆广微撰，李白是看不到的。这里把馆娃宫、琴台、响屧廊、西施洞、砚池、玩月池连在一起说，所谓佚文，显然像后人的附会，附会的依据说不定就源于李白的这个说法。

这三首咏史诗都是“传体”的写法，晚唐咏史诗的西施咏，充分利用了东汉两部书的资料和宋之问、王维、李白的咏西施，而不满于传赞的“传体”写法，多用“论体”，对西施的命运和吴越的成败作了充分的反思。皮日休《馆娃宫怀古》、《馆娃宫怀古五绝》，陆龟蒙《吴宫怀古》、《和袭美馆娃宫怀古五绝》，崔道融《西施滩》，罗隐《西施》，汪遵《越女》等大量的咏西施之作，最闪光的部分是以议论为诗，为女人祸水、西施亡吴翻案。

女人祸水、西施亡吴论源于《越绝书》卷十二“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首先，美人计是越灭吴复国的九计之一，西施“献于吴”就是这个计谋的成功实施，故字面上西施亡吴论可以成立；其次，文中伍子胥“贤士，邦之宝也；美女，邦之咎也”一段，例证充分，女人祸水字面上也可以成立。如前所述，初唐宋之问“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就是持此论，晚唐亦有持此论者，如汪遵“玉貌何曾为浣沙，只图勾践献夫差。苏台日夜唯歌舞，不觉干戈犯翠华”（《越女》），把西施写成一个有高度爱国热情，一心搞垮吴国的间谍，站在吴国的立场，就是女人祸水、西施亡吴。但是，晚唐诗人提出了深刻的反证：女人非祸水，亡吴非西施。

吴宫怀古

陆龟蒙

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

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西施一千多年后的诗人站在昔日吴王和西施漫步的采香径，见到的是荆棘丛生，当初的奢华生活和美丽的容颜，都一去不复返了，眼前只有悲风哀鸣。人们常常把夫差灭亡的责任记在西施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吴王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导致其灭亡的原因，西施的绝代容貌何罪？吴国的灭亡非因西施之美也，实夫差之罪也。史载伍子胥谏夫差勿受勾践降，不听而受之；勿伐齐，不听而伐之；谏纳越贿，不听而纳之；忠臣杀之；奸臣用之。此皆亡国之举也。“事事须亡国”的概括非常准确，西施亡吴就不成立了。这是从史实的角度反证。罗隐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反证，更为深刻。

西施

罗隐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多被用来描述个体生命进程中影响生死成败、为个体力量所不能控制的众多偶然因素。如春秋时代的邾文公说：“死之短长，时也。”[12]P546《荀子·宥坐》述孔子之言：“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13]P527。这里的“时”都是指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罗隐把“时”从影响个体的偶然因素引入影响集体的偶然因素，以为当那些不能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控制的众多因素逐渐形成一股巨大力量的是时候，国家或兴、或亡就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人们实在不该把吴国灭亡责任记在西施头上而埋怨她。这就从哲学高度为西施洗刷了冤屈。

为女人祸水、西施亡吴翻案无疑是晚唐咏西施题材最闪光的地方，但对西施应不应该“献于吴”这个没有问题的问题的思考才是其最深刻之处。崔道融站在西施滩边，听出了“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因为“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皮日休的诗从越王把恢复自己的国王地位而牺牲子民利益的角度沉底否定了“献西施于吴”的做法。全唐诗收皮日休咏西施诗六首，《馆娃宫怀古》写在馆娃宫废墟上细细寻觅，找到了越兵攻吴的“金镞”和越女的逃亡时掉下的“玉钗”，心情十分沉重，借写麋鹿，写出了自己的情怀：“姑苏糜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馆娃宫怀古五绝》写出了越女被损害的命运，而损害她们的人，正是自己的主子。其中第一首写道：“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绮丽的卧室芳香四溢，那香气一直飘到太湖上。在吴王和西施熟睡的凌晨，越兵悄悄逼近吴国都城，消灭了吴国。诗人明确指出，越王应该感到羞耻，不够男子汉，用偷偷摸摸的手段，用损害他人的办法，投机取巧骗得成功，用西施的身体去换回自己失去的地位，牺牲自己的弱小百姓利益，是可耻的。皮日休发展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勾践复国只是恢复了自己的越王地位，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相反，是牺牲老百姓的尊严与幸福去换取自己的利益，这是勾践的羞耻之处。随后的四首写到“郑妲无言下玉墀”、“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的悲剧细节和“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的悲惨命运。面对越女的悲剧，越王的神情却是“越王定指高台笑”。一般人认为的卧薪尝胆的有志者，皮日休尖锐指出：他只不过是一个自私无耻之徒。不仅勾践无耻，文种、范蠡一样无耻。崔道融的《西施》尖锐讽刺了所谓的五湖功臣，只不过是善于牺牲同胞的身体，而越国真正的功臣是这些牺牲了自己身心的苧罗女。崔道融表面上是赞美西施、郑旦的爱国，实则是指出了她们被侮辱、被损害的事实，并表达了无限同情。

三、小结

班固以来的咏史诗传统，从题材上看，它必须是“史”，班固《咏史》以降，曹植、王粲、杜挚、左思、颜延年、鲍照、虞羲之咏史之作，写到的不一定都是“史”，但都是从“史”生发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史书，未有言及西施其人、入吴其事者；诸子书虽多次提及，但也仅提及“西施”之名而已，没有其人其事的表述。至东汉一代出现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史书”言西施其人、入吴其事甚详，但学术界并没有立即接受为信史。魏晋六朝人注诸子书中的西施，并没有采纳《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说法。唐初年陆德明、成玄英注《庄子》始采用其资料，确立了西施其人、入吴其事的历史地位，咏西施才蓬勃开始。

今天学术界基本认可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作者都是古之越国人，其叙西施其人、入吴一事都是在勾践君臣复国大计的框架下，西施入吴肩负着瓦解吴王夫差斗志，搞垮吴国的使命。后世读者站在中间立场上，一般都接受《越绝书》叙述到的伍子胥“美女，邦之咎”言论，形成了西施亡吴、女人祸水的认识观。初盛唐的三首咏西施的诗都是先为西施立传，极写其美貌；然后加两句议论，言其以美惑主的功过，是美其事而咏之的的“传体”写法。而所立之传和所美之事基本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和倾向一致。晚唐出现了大量的咏西施之作，写法与初盛唐很不同，为西施立传和写其美貌很弱，代之以对入吴一事进行深刻反思。一是女人非祸水，亡吴非西施。为西施翻案；二是本不该“献于吴”。对勾践牺牲自己子民的利益，用美人计复国进行尖锐嘲讽，对西施被利用、被损害的悲剧命运给予深切同情。唐代咏西施的咏史诗体制经历了与汉魏六朝咏史诗从正体的“传体”到变体的“论体”同样发展过程，其意义是巩固了这两种咏史诗体制，使之定型化，并使其艺术技巧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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