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和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2013-08-15 00:52袁晓军
关键词:军功章阿诺德维多利亚

袁晓军

(淮北师范大学 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马修·阿诺德(1822~1888)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巨匠。其成名之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以下简称《文化》)记录了他与论敌们争辩的过程。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待文化的默然态度使他成为那片文化荒芜之地的拓荒者,《文化》历经时间洗礼时至今日依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无论是英美的文化研究者抑或文学爱好者都对其情有独钟。中文版《文化》自面世后更是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今天的《文化》热与它当初出版发行时的冷清境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便如此,它依然表现出超强的生命力,逐步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理解与支持。阿诺德的这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对论敌们的回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那些论敌们也参与了《文化》的写作过程。如果说它是阿诺德一枚军功章的话,那么这枚军功章的另一半应该属于他的论敌们。

一、文化的拓荒者

阿诺德生活在一个经济高度繁荣而文化又极度匮乏的时代。维多利亚时期达到了经济发展的鼎盛期。英国乘着工业革命的“东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在农业、纺织业及造船业等方面均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工业方面的生产能力更是超过世界所有国家生产能力的总和。随着航海条例的废除,英国资产者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扫除了最后的障碍,进而使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然而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庶并未与文化同步发展。英国人对待文化不仅没有好感,甚至还持排斥态度。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论调之一便是“那些侈谈文化的人……无非是摆弄希腊、拉丁那两门死语言而已。”[1]随着这种论调的蔓延,社会上对待古典文学的重视程度急转直下。最直接的反映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当时著名的拉格比公学开设的课程就不是以希腊和拉丁语为主的古典课程,所设课程均与培养学生的现代能力相关。而在“摆弄希腊语的”“文化人”之中,阿诺德就赫然在列,以他为首的文化精英并未获得太多的认可。他的《文化》也不及后来的《文学与教条》那样流行与备受关注。人们对待文化的戒心,对古典文学的漠视都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狂热的物质崇拜症使维多利亚人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古典文学抛之脑后,失去了对光明与甜美的追求,进而导致了自由至上主义的盛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人们对待文化的戒备与排斥是阿诺德在文化的荒原中独自前行的关键因素。

他对那个时代的批判使之成为文化“真空”中的拓荒者。面对一个传统道德濒临崩溃的时代,阿诺德在前期的很多作品中就反映了他对时代的忧虑,其名作《多佛海滩》就是维多利亚时期一曲信仰之海退潮的哀歌,也是一声对时代物质崇拜的哀叹。如果说他前期的很多作品只是表达对社会与时代的哀叹的话,那么在《文化》中他就扛起文化的大旗,对那一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在《文化》中,他对英国的三大阶级进行了酣畅淋漓地讽刺与挖苦。他称贵族阶级为“野蛮人”、中产阶级为“非利士人”(即市侩)、劳工阶级为“群氓”。贵族阶级虽然气质优雅、桀骜不驯,但不够勇武高尚且逆来顺受。中产阶级痴迷于物质追求,虽是成就伟业的力量,但能力低下、可怜兮兮且缺乏自我满足感。劳工阶级缺乏最鲜明的同情心以及最迅速的行动力。阿诺德对英国三大阶级的批评旨在表明这三大阶级同他笔下的“文化”无缘。他们都不能代表“甜美”与“光明”,都不能为英国的“和谐”发展指明道路。他的“文化”主张已经超出了时代发展的范畴,因而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与支持。其他的批评家还未顾及文化这片“阵地”:年迈的卡莱尔早已不再从事想象文字方面的批评工作,搞美术与建筑批评的罗斯金也没将注意力放在文化上。因此,阿诺德进入了文化批评的“真空”时代,独自行走在那片文化的荒芜之地,成为英国文化荒芜之地的“拓荒者”。因此,几乎正是单枪匹马的阿诺德凭借一己之力 “推动英国批评走出了浪漫主义时代的盛况之后所陷于的低潮。”[2]也正是他在文化荒原上默默地耕耘,才推动了英国批评缓慢前行。今天阿诺德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足以说明他的文化观念在当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时人并未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二、经典的今世与前生

《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就像对待阿诺德的评价一样,学界对待《文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学者就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然它是阿诺德最为有名的作品,但“无论对读者还是对阿诺德本人来说都是一大不幸,因为它既考虑欠妥,在写作上也不及他的其它作品。”[3]我国学者赵一凡教授也认为“《文化》酸腐冗长,满纸尽是卡莱尔式的道德说教。”[4]尽管学界对阿诺德的《文化》一书评价各异,它还是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历经时间冲刷不但没有褪色,反而在学界散发出缕缕清香,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去研究它。《文化》在30年前还是美国本科生的必读经典书籍,由此也可看出它在美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地位。我国学界对阿诺德的研究更是得益于北京大学韩敏中教授翻译的《文化》,很多人因此认识了阿诺德这位19世纪英国的文化巨匠,对《文化》及阿诺德本人的研究在随后更是取得了突破性地进展,这从近年来我国学界在各类期刊、报纸及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数量即可看出,对阿诺德及其《文化》的研究正呈方兴未艾之势。现在学界从事文化研究之人也纷纷从《文化》那里寻找灵感。《文化》业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今后文化研究的长河中它也定会滚滚向前而奔腾不息。《文化》之所以有着超强的生命力,还在于阿诺德在书中的批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书中所涉问题在今天的学术界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下的《文化》与其过去的命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现在的地位相比,《文化》在当时并未获得太多的支持,原因就在于维多利亚时期特殊的杂志文化氛围,很多观点都可以在那些杂志提供的舞台上交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那一时期的思想比较活跃。阿诺德在当时也已有许多作品发表,人们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其建议和文风也较为熟悉。上述因素导致了《文化》作为书籍出版时基本没有引起什么反应。《文化》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还不及《文学与教义》,倒是后者曾成为最为畅销的书籍。《文化》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还因为阿诺德在书中对众多社会名流及各阶级进行了无情地抨击。虽然他在该书第二版时删去一些指名道姓、过于涉及个人的一些篇幅,但在书中还是提到了诸如哈里森、布莱特等人的名字,同时对英国的各个阶级也都进行严厉地批评。被称为“野蛮人”的贵族阶级、被称为“非利士人”的中产阶级和被称为的“群氓”的劳工阶级都成为他在《文化》中的批评对象。这都是该书在当时难以被接受、难以流行与畅销的重要原因。虽然书中所蕴含的文化哲理以及阿诺德在书中所提出的文化理念超出了时代发展的范畴,但随着时间地推移,他的文化理念逐渐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照亮了东西方文化研究的各个角落。

三、军功章的另一半

《文化》成为阿诺德批评生涯的军功章。阿诺德虽然是维多利亚的著名诗人,但真正使其成名还是他的文学和文化批评作品,而他的文化批评理念又集中在《文化》中。也正是《文化》一书成就了阿诺德批评家的英名,使其成为一代文化巨匠,也使他成为19世纪中后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它的(《文化》)专用语和理念通常被认为是他思想的核心部分,可以说对该书的批评几乎就是一部批评阿诺德的历史。”[5]无论是对阿诺德评价的肯定与否,还是对《文化》评价的肯定与否,始终不变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阿诺德始终投以关注的目光。而《文化》则成为人们认识这位重要的思想家与文化巨匠的“敲门砖”。在阿诺德的所有作品中,唯独《文化》显示出日益增强的活力,原因就在于他提出了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无法绕过的重大问题:物质与文化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行与知的问题等。也正是如此,阿诺德凭借《文化》收获了批评生涯上的一枚军功章。当然,这枚军功章还将在他的文化阵地上继续闪闪发光。他也将会因为这枚军功章的光芒而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必将会在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文化》也定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它所传递的理念定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这枚军功章的另一半应归功于他当年的论敌们。作为阿诺德文化批评的成名作,《文化》业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品,阿诺德本人自然功不可没,但从《文化》的成书过程来看,它实际上是阿诺德与论敌们争论过程的一种记录。如此看来,他的论敌们也参与了写作工作,他们也理应成为该书的作者。然而时光流逝,在文化批评的阵地上,那些当年被阿诺德提及的名字如哈里森、布莱特和西德维克等我们也只能从《文化》和《马修·阿诺德批评遗产》中发现他们的踪迹了。这些当时赫赫有名的辩士们早已被历史长河的洪流无情地冲走,洪流过后依然岿然不动的是阿诺德和他的《文化》,还有那些标志性的词语:“甜美”、“光明”、“希伯来精神”、“希腊精神”、“野蛮人”、“非利士人”等。阿诺德当年的论敌们虽未能阻止阿诺德文化前进的步伐,但毕竟他们也为《文化》的成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对阿诺德的冷嘲热讽并未浇灭他宣传文化的热情。西德维克曾讥讽阿诺德为“文化的先知”[6],在当时这当然是一种讽刺,现在看来阿诺德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先知,他的思想历经一百多年而未曾衰落,这本身就是很好的佐证。也正是他们的嘲讽才使他们成为这场文化战争中最终的“绿叶”。当然,没有他们的参与,阿诺德《文化》的出版与发行也几无可能,如此看来,阿诺德的这枚军功章的另一半应该属于他的论敌们。

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认可与支持,现已成为阿诺德的经典之作,这不仅蕴含着阿诺德的功劳,也有他的论敌们的“苦劳”。因为正是他们才“激励”阿诺德完成了这部文化经典,他们也同样“参与”了阿诺德的写作过程:他们为阿诺德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视角和素材。如果说《文化》是阿诺德的一枚军功章,那么这枚军功章的另一半功劳应当属于他当年的那些论敌们。认识《文化》一书的成书过程也将为理解和把握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提供强有力的参照,同时对深刻理解阿诺德的文化理念也是一种很好的铺垫。

(注:本文系2012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修·阿诺德文化批评观:评论与反思”,项目编号:SK20 12B427)

[1]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2]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 (中文修订版)(第4卷)[M].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47.

[3]Stanley,Carleton.Matthew Arnold[M].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38.140.

[4]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81.

[5]Arnold,Matthew.Culture and Anarchy with Friendship's Garland and some Literary Essays[M].Ed.R.H.Sup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416.

[6]Dawson,Carl and Pfordresher,John.Matthew Arnold: The Critical Heritage(Volume1,Prose Writings)[M].London:Routledge,199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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