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照亮生活:对话徐贵祥

2013-11-15 16:01董海霞
江南 2013年1期
关键词:大牙战争作家

董海霞

对话时间:2012年10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董海霞

一、战争经历对作家非常重要

董海霞:请问徐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

徐贵祥:在我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听民间故事,其实创作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也可以说那个阶段是创作的准备阶段。小时候我还看了很多连环画,看《三国演义》,读到关公的章节,就把自己想象成关公。看《红楼梦》,书里出现了贾宝玉,我就把自己想象成贾宝玉,每本书中都有自己喜欢的人物,在读书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爱上这些人物,这些应该算是文学准备阶段。

董海霞:是什么机缘让您拿起了笔?

徐贵祥:真正拿起笔来写作是1979年从前线回来后,有个宣传干事写了一篇特写《铁鞋踏破千重山》,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其中还写到了自己,这篇特写写的是发生在前线炮兵指挥所的一个小片段,共写到了3个人,写自己的那部分文字最少,只有短短几句话,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就想他怎么不多写点儿呢!后来就想周围有很多英雄故事,自己也亲历了前线,为什么不能自己写呢?于是就拿起笔来开始写。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新闻报道了,可进行文学创作不要说经验,就是最基础的基本要求、理论知识都不懂,不过,我写作的热情很高涨,散文、诗歌、小说都写,工作效率也很高,写完了就直接投到报社或《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去,当然都石沉大海了。后来,单位出了个战斗英雄,组织上把我调到军部去,给他写报告文学,每天的任务就是写稿子,那段日子,做梦都想下一个情节应该怎么安排。一年后,出了本书,也就是军区各条战线先进人物的书集。出版社打电话让我去领书,一路上那个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心里就想自己写的东西终于变成铅字了,还印在了书上。可是当领到书我翻了一遍又一遍,偏偏没有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心里那个委屈就别提了。多亏有个好指导员,他说没印上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书我看了,他们写的都还没你写的好呢,你还是回连队来继续当班长吧!连队的兄弟需要你。指导员的话给了我很大安慰,我又回到连队,还是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第二次参加自卫反击战时,在战斗间隙,我还在昏暗、潮湿的营房里坚持写作,当时的情况是生死未卜,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边写我就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因为在前线,谁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直到1985年,第二次参战归来,在众多信件中发现《小说林》杂志刊登了我的中篇处女作《征服》,我受到了很大鼓舞,从此就写得更加勤奋了。

董海霞:您算是由此发现了自己有当作家的天赋吗?

徐贵祥:很多人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当作家需要不需要天赋?我的回答是,需要。这个天赋不是天生的,不是那种超人的力量,这个天赋就是兴趣。我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受教育是在“文革”期间,那时候文学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作家是很了不起的职业。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多数人在童年都有过文学的梦想,都曾经想象过长大了要当作家。当然后来很多人淡化了这个梦想,去干别的去了,因为都当作家不可能。我也是,当兵之后差不多把这个童年的梦想忘掉了,在我的新兵时期,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班长,然后当一名排长。我是1978年底参军的,很快就到广西前线参战,出境第三天就立了个三等功。我们连队打几次恶仗,表现不凡,中央军委授予炮兵英雄连的称号,还有一个战斗英雄叫王聚华。各级都有报道组,我参加的报道组级别最低,是营报道组。这下我发财了,英雄连队事迹多,我马不停蹄昼夜加班,一个星期写几十篇报道。虽然创作成绩一般,一路坎坷,却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有人劝我,说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一身匪气,当什么作家,当生产队长还差不多,还不如考军校当排长。我何尝不想考军校?但是我数理化底子差,没有退路了,我只能赌。后来我被部队作为确有特长的骨干推荐上去了。到了军区炮兵教导大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则是提干有希望了,二者成熟一些了,通过几年的挣扎,对文学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了。这时候就开始琢磨事情了,我就是从“事情”这两个字的身上开始领悟文学的,开始搞明白通讯报道、报告文学和文学之间的差别的。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事和情是两个概念,就像训和练是两个概念一样。这个发现可以说使我顿悟,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东西,一下子照亮了思维的旷野。有了这个感悟,我就不甘心做通常的文字工作了,终于复苏了作家的梦想,摊开了稿纸,要做一番一鸣惊人的大事业——写小说。那时候连很多基本的技术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全靠激情和小聪明支撑,反正就是编故事,三分感受,七分模仿,偶尔还来点剽窃。一天可以写万把字还多。每次接到退稿我都咬紧牙关,在战友们的面前昂首挺胸作大义凛然状。1983年,第7期《飞天》杂志“新芽”栏目公开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得稿费96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不仅本人激动,连师机关都议论纷纷,并且有人开始为我介绍女朋友了。八十年代中期,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到西南边境参加轮战,这回又面临一次选择。我意识到这是个体验生活的极好机会,上蹿下跳地找领导,终于争取到任务。在前线的一年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进行战斗准备,我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一些。那时候天天都在琢磨一件事情,活着还是死去,谁活着谁死去,怎么活着怎么死去?可想而知,一个人,尤其一个具备了一定文学素养的、老琢磨要当作家的人,老是有时间去琢磨生与死的严肃课题,自然会琢磨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段时间我创作了《大路朝天》、《走出密林》等9部中篇小说,凭借这些成果,部队归建后不久,我就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正儿巴经地踏上了军旅文学创作的大道。

董海霞:1979年和1984年,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您都去了边境前线,请问那段经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那段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后来的文学创作?

徐贵祥:战争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了,非常重要!恐惧、死亡甚至当俘虏等等,在战争环境中可能会发生、会遇到的一切,一旦走上前线、走上战场,心灵就先体验到了。所有的体验都在以后塑造人物、编写故事中派上了用场。

董海霞:战争和军事都是大概念,您是怎么理解军事文学的?

徐贵祥:我觉得军事文学的创作有一定的行业文化特征,但是文学还毕竟是文学,文学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人物,刚才我们说了梁大牙这个人物成立了之后,这部作品就应运而生了。我的创作习惯有几个方面,现在我也没有好好总结了,这都是评论家的事情。军事文学和非军事文学的创作,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就是写人物,写人物个性,写人物情感,写人物的命运。在战争的背景里面,在战场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人物会有一些特殊的情感,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命运。

二、我选择了我热爱的事业

董海霞:从军校毕业之后,您去了解放军出版社当了编辑,编辑工作是给他人的作品搽脂抹粉,挑毛病找刺儿。创作能让人兴奋,让人觉得自己在千变万化,有时甚至超越了自己。而编辑,只是一份工作,而且还是良心活儿,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他人的作品看起来更顺眼。您现在是作家,还是资深编辑,请问您怎么理解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

徐贵祥:我更多的作品都是在当编辑时写的,如果说比较好的职业是创作文学作品,当编辑的过程就是一个继续学习、继续提高的过程。如果心里有文学的种子,在当编辑的过程中可能会开花发芽。我觉得作家和编辑这两个职业只有微小的区别,把笔放在自己的稿纸上是作家,放到别人的稿纸上就是编辑。

董海霞:作家和编辑,如果只能二选一,请问您如何选择?

徐贵祥:我曾经和好朋友、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马正建说过,我这个人做官不如做人,做人不如做事,做事不如做功课。为什么呢?做人我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有点儿自以为是;做事是非常认真的,在解放军出版社曾编辑过的很多书籍,初稿拿来后就像个脏孩子,衣冠不整、面黄肌瘦,到了我手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是在编辑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再有,我的突击性比较强,完成临时性的任务。前不久被聘为兼职教员,让我讲课,天哪,为难死了,一个作家会写不会讲,况且创作上的道道多数都是可以意会很难言传的事情,可是我没办法,硬着头皮,没想到也能讲课,而且讲得不错。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文学理论素养。如果选择,出于“过日子”的考虑,我会选择一直当编辑,因为编辑工作比较好做,我觉得自己的编辑能力要比创作能力好一点儿。要是选择更喜欢的职业,肯定是当作家,因为创作的过程让人兴奋,还有成就感。

董海霞:作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军旅作家,大家都认为是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成就了您,让您大红大紫,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吗?

徐贵祥:关于《历史的天空》已经说了很多了,现在我要重新认识这部作品。作家之所以想写作,一定是要表达心目中想要表达的情感,素材在脑子里发酵了,才会呼之欲出。《历史的天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结是反思,是一个人、一群人的成长史。梁大牙的成功,就是自己同自己搏斗,自己战胜了自己,实现了自我超越。梁大牙最主要的看点是性格比较鲜明,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鲜明这是起码的要求,但是梁大牙不仅仅是一个性格鲜明的问题,他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他有两个反差,第一个反差就是他是从社会底层最后成长为睿智的、具有高度的指挥艺术的,甚至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的这么一个人,你想一个人他的命运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他肯定经历过无数次的转折,每一次转折就是一次训练,这一次转折得好,这个人就起来了,这个人转折不好可能就完蛋了,梁大牙的这个反差始终会生成一种悬念扣住读者的心理。第二个反差就是他性格本身的反差,他的外在形象给人的感觉是粗鲁、野蛮、霸道,但是你在作品里面看到他非常细腻,在对东方闻音的爱情上,在他当了分区司令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数着自己认了多少字,他哭了一场。

董海霞:男主人公“梁大牙”这个形象,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结合体,命运反差也特别大,他从社会最底层走向了高层,从人格的最底层走向了高尚,请问您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

徐贵祥:为什么要塑造梁大牙这个形象,是因为我觉得我曾经有过的某种经历、理想以及无奈等等在梁大牙身上都能找到。甚至他身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曾经向往的,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梁大牙。在构思这个人物时,也不是一次成型的,我有一个写作习惯,就是跟着人物走,首先脑子里面大概有一个人物的形象,或者是通过非常小的一个细节。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刚开始设计梁大牙的时候,我定义是一个乡村无知少年,多少有一点泼皮的感觉,最开始在作品里面出现的梁大牙实际上不是很光彩,一个女孩子为了拒绝嫁给他,宁愿上吊去死。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就想他最后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不愿意嫁给他的女孩子后悔。我觉得体现梁大牙素质的、写得最好的一段,就是他从县大队长一跃升任分区司令,别人认为他会耀武扬威的,结果,东方闻音去找他,发现他躺在床上愁眉苦脸,因为他在那时候对自己重新认识,他发现他只认识四百多个字,而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水平将会给他以后的指挥员角色带来很大制约。他能有这样清醒的反思,让东方闻音很感动,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发现了梁大牙的潜质,也就是从那件事情上,她开始转变了对梁大牙的看法,真正开始爱上他了。梁大牙的这段心理历程,跟我本人很像,比如说我获了一个大奖,别人让我去谈谈,我就觉得很为难。就比如那年我获了茅盾文学奖的座谈会上,小说的技巧呀理论呀什么的我都说不出来。

董海霞:梁大牙这个人物是虚构的还是有真实原型?

徐贵祥:当然是虚构的,我是写小说的。让我现在去指认哪一个具体的原型,我做不到,这里面我不否认我对那一场战争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我掌握了那场战争里面的战争人物的一些经历,一些史料,因为我自己参加过战争,我有战争体验,这是第一。第二,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当了十数年的编辑,搞出版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军史、战史。第三,在这个期间我也曾经接触过中国革命战争当中出来的一些将军,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的记忆非常的清晰,他们对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和战争中的心态表现,尤其对于战争中很微妙的,今天说起来都是精彩的故事,他们记忆犹新。这样的话我很难说他是哪一个人,我认为可能是很多形象的抽象和概括。

董海霞:您擅长写男人戏,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历史的天空》更是如此,而故事中的东方闻音却是个性格鲜明的女性,您设计这个人物的主要用意是什么?

徐贵祥:有人说东方闻音牺牲有些落入俗套,我不是这样看。有人说我不太善于写女人戏,我的回答是我写得少,但是不等于不会写,可能是暂时不想写,或者是顾不上写,因为我写的是战争作品,在战争作品里面,我认为我必须要给这里面的女士一个恰当的身份、一个恰当的理由才能出现,当这个理由和契机出现的时候,东方闻音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她的出现不是我刻意去点缀,迎合某种阅读习惯和心理。她是梁大牙人生道路当中必然要出现的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她的出现梁大牙就到国民党当中去了,他一看这么漂亮的女的,我先这么干着,他最初参加革命的动机,抗日是一个方面,但是抗日也可以到国民党抗日,那时候他没有很明确的目标和信仰,这个漂亮的女八路的出现让他改变。东方闻音这个作用是重要的,这个作用不是我们靠说教和斗争,而是靠情感的力量,甚至可以说美的力量和爱情的力量。男人天天在教育梁大牙,斗争梁大牙,他最终还是一个军阀。东方闻音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梁大牙成长起来了。

董海霞:战争和军事都是大概念,您是怎么理解军事文学的?

徐贵祥:我觉得军旅文化的创作有一定的行业文化特征,但是文学还毕竟是文学,文学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人物,刚才我们说了梁大牙这个人物成立了之后,这部作品就应运而生了。我的创作习惯有几个方面,现在我也没有好好总结,这都是评论家的事情。军事文学和非军事文学的创作,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就是写人物,写人物个性,写人物情感,写人物的命运。在战争的背景里面,在战场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人物会有一些特殊的情感,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命运。

董海霞:部队有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您在部队历任过班长、排长,如果不选择文学,肯定会在军事主官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基层部队,又是野战部队,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您有条件也有基础在选择当将军的道路上一路前进的,怎么偏偏选择了文学?

徐贵祥:我选择了文学,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但是这个选择适合我,所以我很满足,很快乐。人生有一个永恒的问题,什么是幸福?我认为,一个人选择了自己能做的事情是幸运的,选择了自己想做并且能做的事情就是幸福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一个人要能够当上军委主席或者总统,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问题是我们做不到,你要是选择了这条路,可能就是痛苦的,终身一无所成。有些人想当亿万富翁,我不想,我觉得如果心灵不自由,当亿万富翁干什么?赚了疯狂,赔了沮丧,那不是找死吗?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我们得首先把握自己,掂量一下自己,看看到底能做哪些事情。经过反复的比较,我发现我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不大,当一个军事家,条件也不允许,当一个工人或者农民吧,又有点不甘心,所以我就选择了当一个作家。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比较靠谱的,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知识能力可以支撑我的选择,有一定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我热爱,我选择了我热爱的事业,就有激情,有动力,因此成败得失就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乐在其中。

三、文学照亮生活

董海霞:莫言的成名借助了电影《红高粱》,而您也因了电视剧《历史的天空》而大红大紫。从原著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电视剧的改编成功吗?

徐贵祥:我觉得改编得非常成功,这部电视剧所呈现出的状态,记得当时广电局一位官员告诉我,上下一片叫好,另外一句话是内外一片叫好。让很多人感觉到中国的抗战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统一抗战,这样的深层次的统一抗战。大家看到了一支国民党部队,在那里面艰苦卓绝,尤其是国民党的团长演得非常好,这给观众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员,都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同时又非常敬业的战斗整体,所以电视剧才会出现这样的轰动效应,我感谢上述二度、三度的创作人员。

董海霞:这几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比较热,跟其他军事剧相比,您觉得《历史的天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徐贵祥: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的作品都应该是与其他作品有不同之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人物的个性,这种鲜明还不是通常意义的鲜明,他有他独特的鲜明,他特别与众不同,这是一个方面。再有就是这部戏不仅写了像梁大牙这样鲜明的一个人,还写活了一个群体。好多读者就反映,在《历史的天空》这部作品里面的男人,拉出来一个是一个,阵容比较整齐。包括殷桃那个女孩子,刚刚出道不久,我非常担心她演不好,你跟她说话的时候,感觉她就是一个孩子,声音细细的慢慢的,还有点娇气,但是在这里面演得非常好。很多人打电话指责我,你怎么这么残忍把这个人写牺牲了?殷桃有一次对我和高希希说,观众都骂你们,把东方闻音写死了,24集以后就没有了,没看够。我告诉他们,你们的感觉和作家的感觉不一样,作家需要煽情,我就是让她香消玉殒,让你们痛心不已。

董海霞:影视作品借助了诸多艺术元素,通常都会对文学作品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或意味悠长的延伸,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贵祥:这个互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的天空》这个小说出来之后,获得了不少奖,人民文学奖、全军文艺大奖,包括五个一文学奖,还入围了茅盾文学奖。在电视剧出现之前,轰动不是很大,但是这个电视剧出现了,收视率很高,评委还是受到干扰的。那时候,一个记者告诉我,在好多书店看见了《历史的天空》的到货广告,说明当时紧俏,曾经缺货。这说明什么呢?有人说,这是文学和作家的悲哀,靠着电视剧的轰动效应才重新畅销起来。我说也不一定,社会在发展,很多东西都在变,从内容到形式。以后文学作品怎么发行,是个新问题。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有些人看了电视剧还去买书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反思?他看过电视剧,受这个电视剧的感受和吸引,他看了电视剧之后,他意犹未尽,他一定要从原作里面找到电视剧以外的东西,他除了看到的那些东西,还要找到引起他思索的东西,所以我说电视剧和文字艺术应该实现有机的结合,或者说最完美的结合。

董海霞:《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作品都是以皖西地理文化为背景,那里也是生您养您的地方,凝聚了您对家乡的热爱。故乡是每个作家创作的母体,有永远写不完的故事。能谈谈您对故乡的理解和认识吗?故乡最吸引您、最让您留恋的是什么?

徐贵祥:成年人心里的故乡已经是被诗化了的故乡,一般人心目中的故乡比实际的更具有美感。一个作家在不知不觉中故乡的文化背景,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会流入笔端。故乡最让我留恋的是亲人和童年记忆,还有那些房子和街上的青石板路。

董海霞:您的作品大都是站在新历史观、新文学观和新价值观上看待战争历史,被专家们称为“新历史文学”,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徐贵祥:怎么归类,那都是读者和评论家的事儿,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董海霞:听说您有个很特殊的创作习惯,就是几部作品同时进行,交互写作,这个故事写不下去了,就写另一个故事?

徐贵祥:我的写作习惯,就是喜欢两部作品同时写,一部写历史,一部写现实,那么写《历史的天空》的时候,写《仰角》,写《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时候和《明天战争》一起写,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写累了这部作品,我可以写那部作品,那么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所产生的灵感和思想,在这部作品里面可能不太好表现,那么我正好可以放在当代的一个时空里面这样做,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方法。

董海霞:您已经出版了《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等五部长篇小说,都是军事题材的。你是不是真的像有些评论家说的要“正面强攻”?你是否打算在“正面强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徐贵祥: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回顾我的创作历史。在我刚开始创作时,确实在左冲突右寻找自己的突破口,十年前我什么都写,写过反映特殊困难时期父母爱情的《年根》,写过城市人际关系的《有钱的感觉》,但是最后我发现,还是战争题材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加受欢迎。像早期的《弹道无痕》,后来的《仰角》,写着写着,我感到我终于找到了自我,我把自己写进去了,我的情感和命运同作品人物水乳交融了。作家和作品融为一体,就是最好的创作状态。我想当一个好男人,一个英雄的男人,一个有责任感和有能力的男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可能做得不够,于是我寄希望于我的人物,他们把我的梦想变成了理想。至于说会不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走多远,很难确定,那要看感觉把我指向哪里。但是目前我还是钟情于战争小说,一是因为熟悉,二是因为有感觉。我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董海霞:请问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徐贵祥:我喜欢读书、写作、思考,除此之外,还喜欢喝酒和下棋,我很欣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虽然没写战争,但表现的是高层次的战争状态,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双方人格的较量,是灵魂与智慧的战争。下棋也带给他这样一种智慧的快乐。

董海霞:您的作品非常红火,获奖也很多,而您本人却是非常低调,很少抛头露面,为什么?

徐贵祥:低调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喜欢安静,所以我想要过农民样的生活。而且,我也认为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没必要自己站出来。获奖是好事,但作家不应该为获奖或是成为公众人物才去写作。作家应该有作家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就是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虽然有时候作者的个人愿望和作品的实际价值,往往存在着距离,但我相信只要每天多做一点,就会离愿望更近一点。

董海霞:进行这次采访前,我浏览了您的博客,里面有篇小短文,名字叫《好的》,事情很简单,道理却深刻,退一步海阔天空,做人要大气、大方、大度,生活中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徐贵祥: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心灵净化的过程,写作的过程是描述和反映美好的生活,寄托美好的愿望。文学来源于生活,并照亮了生活,最起码对于作者来说是这样的。文学照亮生活的同时也照亮了作者自己。你说的大气、大方、大度都是我一直追求的风格,不过并不是在每个问题上我都能做到这“三大”。因为作家的心是细密的,敏锐的,对很多东西的反应超于常人。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和生活中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也一直在有意识地修炼自己。在单位,我愿意和同事建立亲密的合作模式。在家里,我愿意营造和谐的气氛。我认为,一个好男人,在家庭是孝子、贤夫、慈父。在社会上,应该是仁人、志士、敢于担当的人。作家应该是光,尽量不给人间带来阴影。

董海霞: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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