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曲调是区别地方剧种的重要依据

■刘凤霞

中国的戏剧百花园姹紫嫣红、丰富多彩。除了冠以国剧的京剧以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剧外，有据可查的地方据种就多达300余种。分布于各个省、市、自治区。有的大剧种一个省市就是一个，并以该省市的简称为剧种之称谓。比如，上海的沪剧、广东的粤剧、福建的闽剧以及河南的豫剧、四川的川剧等等。此外，有些剧种的影响也可能辐射到相邻的省份。比如，安徽的黄梅戏湖北省亦有，江苏的扬剧安徽的天长同样有。有的省拥有好几个剧种，比如福建省除了闽剧还有高甲戏，浙江有越剧、绍剧，而剧种最多的省份则非文化大省江苏莫属，不仅有扬剧、锡剧、淮剧三大剧种，而且还有淮海戏、梆子戏、柳琴戏，更有被文艺圈戏称为“天下第一团”的丹剧，等等。或许有人会问：这么多的剧种又如何分辨得了，又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养一个剧种。地方剧种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耕劳作中逐步形成的，是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的，它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故土与观众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剧种必定是以方言说唱。比如上海的沪剧必定要用上海方言，推而广之，闽剧必定要用福建闽南话、粤剧要用广东话、豫剧用河南话、川剧用四川话等等，若是离开了方言必定不伦不类。一个地方剧种是以本地人或主要是以本地人用方言说唱的戏曲。首先明确了是用方言，否则，还成什么地方戏呢？扬剧就是由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培育出来的。它发端于二百多年前的扬州乱弹、香火戏、花鼓戏，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形成的一个剧种。它以正宗的扬州方言说唱为表现手段，而成为扬州的符号与名片，身在海内外的扬州游子每每听到扬剧总能勾起他们的相思、乡情。这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地方剧种的魅力所在。然而在文革期间一些地方剧种的演出团体妄自菲薄、自认为本剧种用方言说唱显得土气、低人一等，于是将一个好端端的戏剧团体改成了文工团或歌舞团。一时间，舞台上又是歌舞、又是演戏、甚至还说起了相声，简直像个大杂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唱歌用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倒也罢了，可是唱戏时却也摒弃了方言用那夹生的普通话说唱，不但弄得洋不洋土不土的，而且说、唱吐字不清让观众听不出所以然来。这就难怪被观众讥讽为数典忘祖了。试想一下，如果地方剧种都去效仿，那么地方剧种的特色何在？江苏是个多剧种的省份，扬剧与淮剧如果一旦离开了方言说唱还真难以区分呢。

当然，说方言在地方剧种中的重要性并非就此认为方言是区别地方剧种的唯一手段和依据，否则就流于片面了。笔者以为区别一个地方剧种除了用方言说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这个剧种的音乐，包含极富地方特色的唱腔。一个地方剧种的音乐多发源于当地的民间小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总体上看，北方戏曲的音乐高亢、激越，比如河北梆子、河南豫剧、陕西的秦腔等。南方戏曲温婉柔美，比如浙江的越剧、江苏的锡剧等。然而，如果再细分一下又不尽然。同样是在南方，浙江的绍剧却具有高亢、激越的北方风格。而扬剧既有南方的柔美，又兼具北方的高亢明亮。这是与扬州南秀北雄的地域文化所分不开的。戏曲音乐风格的形成虽然较为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必定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川剧的唱腔只能形成于四川，而不能形成于江苏，同样道理，锡剧音乐的形成与流布也只有在江南的无锡一带。我们扬州人唱扬剧不可能套用锡剧音乐，否则还叫什么扬剧呢？不管哪个地方剧种都有它特定的音乐风格，这亦是区别地方剧种的另一重要依据。对于这一观点，曾有不同意见者举出当年的扬剧《夺印》轰动全国时，中央歌剧院曾将扬剧《夺印》的音乐，包括全部唱腔完整地移植为歌剧演唱的例子。我说，你讲的确是事实，但请不要弄错，那只是歌剧。歌剧是可以的，比如歌剧《江姐》里就有大量的川剧音乐，《洪湖赤卫队》亦有楚剧、汉剧的音乐素材。但只能是歌剧可以这样做。而我说的是地方剧种。如果地方剧种也来个“狸猫换太子”去张冠李戴，那么剧种岂不乱了套了，还有什么特色可言。

综上所说，区别一个地方剧种得从方言说唱以及音乐两个方面去考虑，二者断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