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苦的间隙，生命活力迸发
——谈湘西民族文化的个性与品格

○ 包晓玲

湘西，从地域上看，是个小地方。它隐藏在绵延千里的武陵山脉深处，远离省城长沙，语言习俗、物产地貌都与洞庭湖平原大相径庭，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境内群山巍峨，奇峰异石耸立；河川秀美，深涧沟壑纵横。这里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山高坡陡、岩厚地瘠，气候多变、旱灾水患频繁。

然而，这弹丸之地，却颇不平凡。它北抵鄂西，西接渝黔，南连桂北，古往今来，都是连接大西南和中原地区的咽喉之地；这里又是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等民族的聚居地，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排挤和镇压，兵灾匪患不断，各民族之间也不断碰撞、交流，加上自然生存环境的险恶，湘西人在抵御外辱、抗争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尚武好侠、雄强彪悍、永不服输的民族性格，英雄豪杰层出不穷；这里的人们勤劳耐苦、敬神信巫，娱乐祭祀活动丰富，人们恋爱交友多以歌舞为媒，民族性格中又有重情爱美、浪漫天真的成分；湘西人爱讲故事爱编传说，爱说爱笑爱唱山歌，民间艺术宝藏蕴含深厚，这里又是孕育文学艺术家的温床：沈从文、黄永玉、孙健忠、彭学明、向启军……

文化交融

湘西作家文化背景丰富复杂：湘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还有各民族交融中形成的新的文化成分。

楚人热情奔放、崇拜生命，文化传统中有着对神巫的推崇和敬仰，却又敢于蔑视权威，张扬人的个性与异秉，体现在艺术上，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屈原所开创的那种雄奇瑰丽、璀璨多姿的浪漫主义文风。湘西作家作品中，湘楚文化痕迹清晰而深刻：人神合一，悲天悯地；抒情达意，不拘文法；想象丰富而奇异，词藻鲜活而优美，富于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而少数民族的生活和习俗让湘西作家的创作又带上了显著的民族烙印：在复杂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中，造就了湘西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倔强执拗、不易服输的性格，往往压力越大、负荷越重，战斗力越强、创造力越旺；人们敬畏神明、虔诚祭祀，合理利用深山莽林各种特有的动植物资源，生活方式顺应自然。湘西作家独特的文化背景、生活阅历，形成他们特殊的创作个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把故乡作为创作的主要对象，无不感谢故乡赐予他们的创作灵感和题材源泉。

激情山水

在这块盛产神话、传说、山歌的土地上，口头文学代代相传。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才有了现代意义的白话小说和散文，其开拓者就是被誉为“湘西代言人”的苗族作家沈从文。

是沈从文用手中的笔，使湘西这个偏僻之地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中脱颖而出，也使胼手胝足的湘西劳动者焕发出生命的光彩。沈从文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却永远关注着湘西世界：他惦念她，牵挂她；他歌颂她，赞美她；他为她梦牵魂绕，他为她忧心忡忡。

在各种政治及文学思潮的撞击下，沈从文始终坚持独立创作、为民代言的作者立场，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品格，他站在乡下人的立场，对都市文明进行审视，无情鞭挞都市生活中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现实，将乡村与都市进行对照，使得湘西人健康、积极、实在的生活昭然于世。

沈从文用全新的眼光审视过去的生活，重新梳理经历过而不曾留意的一切，给故乡以新的美学评价，从一种迥异于都市人惯常思维的角度，发现和挖掘出湘西社会和自然山水的美丽。他从故乡人健康而简单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获得了尊严和优越感，在与都市生活的比较中，他感觉到湘西人的生活，才是符合人类天性的生存方式。就这样，沈从文用一支小小的笔，划破外人的偏见和蔑视，将湘西的真实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这些作品中清新优美的文字，对湘西生活诗意化的描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也确立了“湘西世界”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湘西作家中，沈从文开创的表现湘西社会的文学风格，那种对人生的特独认知和体悟，一直延续到彭学明的“吊脚楼里的人物”和向启军的“岩坎上的人家”中。

沈从文描绘的自然风景，在宁静安详中透露出生命的活力；他笔下的大自然中，总是有人在活动，人与自然相处和谐融洽，人们的生活劳作就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风景描写中，河水是写得最出色最有活力的，《边城》中这样描述白河：从清澈深潭里的各种石子、游鱼到两岸的翠竹，到桃杏花里近水人家晾晒的花衣裤和黄墙黑瓦，都是那么的和谐悦目。作者的视角由河中到河岸，不着痕迹地将人们的生活与河的风景联系起来，互相映衬、合而为一；语言简洁明快，自然上口，注重景物的层次和色彩的变化，平和的叙述中蕴含着巨大的热情。

彭学明写山水显得更有激情，湘西在他的笔下流光溢彩、魅力四射，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张家界的山石特立独行、疏密有致；白河的水清澈透明、温馨而令人心醉神迷；山与水刚柔并济、动静有致，雄奇与秀美相映生辉；而在这山水之间，生活着勤劳善良的人们，他们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相互给予，自然养育了湘西人，而劳作的人们又为大自然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人是主角

湘西的作家更看重的都是“风景中”生活着的湘西人。

沈从文编织了许多的爱情故事，无论火辣辣的情爱还是赤裸裸的欲望，作者都竭力表现湘西人的生命活力和人性美。他特别欣赏、推崇湘西人的诚实品格和雄强生命力，如豹子、虎雏、柏子这些“未经教化的粗人”，野性十足、不愿受拘束，生命力旺盛，却又忠于爱情，对待情人心细如发、憨厚可爱。生活在依山傍水环境中的湘西人，种地、狩猎、打鱼是其主要谋生方式，他们的生活少不了吊脚楼、碾房、渡船和猎枪，这些经过沈从文的描摹，几乎成了湘西的象征。沈从文描写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种种情形，展现他们富于生机的生存状态，揭示湘西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希望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能给都市人萎靡的生命注入活力，给中华民族增添强健之力。

彭学明也很擅长表现湘西风土人情。他写土家族的摆手舞、茅谷斯舞、跳马仪式，苗族的赶边边场、上刀梯、挑葱会，和具有湘西地域性特点的整后生、采花鞋、踏花花等活动。在这些直接描摹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的作品里，彭学明不仅仅表现风俗娱乐活动的过程，他更看重的是人的精神气质和情感表达方式，写的最为突出的是男女之间热烈而毫无掩饰的爱情。在具有民族狂欢节性质的踏花、跳舞、采鞋、挑葱这些活动中，青年男女尽情绽放自己的美丽、抒发自己的情感，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淳朴的自然美。

沈从文出生于军人世家，家族的尚武传统和冒险精神，遗传给他的是男人的血性和奋斗的动力，而父亲角色的缺失又使他的教养更多地来自母亲。他生活在母亲当家的环境里，对母爱的感受非常深切，对女性的善良能干和女性美有着独特的认识；在家中，他的姨姨、姐姐们也都很优秀，给过他很多关爱和温馨。他没有儒家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所接触的女性亲人，多是爱的源泉和美的化身。

沈从文的笔下，那些娇憨纯洁的少女、妩媚多情的少妇、泼辣能干的大嫂、慈祥善良的婆婆，各个年龄段的湘西女人，均呈现出各自的美态，即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女匪首，吊脚楼、河船上的卖身女子，作者也能写出她们在特殊环境中或被湮灭或被扭曲的女性美。沈从文在作品中发掘、表现、张扬女性之美，写得自然流畅、热情奔放、充满了生命的意趣和活力，更写出了女性对情感对生活的主动追求和自由选择，他欣赏她们，崇拜她们，理解她们的内心需求，体谅她们对生活的执著。

彭学明早期写过一篇散文《湘西女人》，写了酉水河边背沙的女子，写了庄稼地里提水抗旱的老母亲。在他看来，湘西女人除了具有湘西少数民族共同的性格特征外，更兼青山绿水赋予的聪慧灵巧和娇憨秀美。彭学明认为湘西女人的美，是在艰难劳作和生活重压下磨砺出来的，由一串串风雨洗刷过的日子连接而成；是在大自然的滋养和各种娱乐活动中熏陶出来的，由一首首热辣奔放、意味深长的情歌交织而成。困苦压不住、劳作磨不掉的生命活力，成为彭学明散文女性美的主要特征。

沈从文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讲述着他对湘西生活的眷恋，对湘西人民的理解，对少数民族历史的思索；他很少正面去表现湘西社会在中国社会大变动中风雨飘摇的现实情形，也没有正面描摹农民反抗、武装斗争的残酷画面，在他的作品里，政治斗争退隐成为背景，杀戮和流血也只是淡淡的底色，他要表现的不是突变带给湘西的影响，而是常态下湘西人的生存努力以及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们无从应对、令人堪忧的境况。

沈从文对湘西人民受到的迫害和人生苦难有过集中的描写，他那清新秀丽的文字背后，往往隐藏着血泪和辛酸。在沈从文成熟时期的作品，刻划了许多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那被迫送妻做河妓而受尽屈辱的丈夫（《丈夫》）、儿子媳妇双双被当局残暴枪杀而悲苦无告的老母亲（《菜园》）、被城里老爷夺去心爱姑娘被迫铤而走险老实后生（《贵生》），他们本分做人、勤劳善良，却无法获得正常安定的生活，往往祸从天降或无力掌控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些童养媳、小水手、卖笑女……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温暖和社会救助。

彭学明在散文里讴歌湘西人诗意栖息的同时，也表现他们的现实生存困境。特别是作者的长篇散文《娘》，主要表现自己对母亲的怀念和愧疚之情，但作品对娘的几次婚姻经历的记叙、对一家人艰苦生存环境的直白描摹，则真实表现了湘西现实社会底层百姓真实生存状况。国穷家贫，人们天天勤扒苦做也难以糊口，生活的重压吞噬了人性人情的美好，露出它狰狞的面容；而一些旧的观念、恶习，歧视和偏见，往往会毁了本应有的亲情和幸福。这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方位表现了当代湘西农村生活现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湘西作家对地域文化情有独钟，但他们都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是视野开阔、有着远大的文学抱负和理想追求的文学家，他们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是作家们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