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光绪帝：一面之缘的政治资本

○ 马 勇

网络上流传有一张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合影照。许多朋友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故事并不简单。

1898年5月29日，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因病去世。年轻的光绪帝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明定国是，拉开了1898年政治改革的序幕。6月15日，光绪帝宣布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

6月16日，也就是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天，光绪帝安排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帝，也是惟一一次。这次会见似乎成为康有为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

康一直期待被接见

根据康有为后来追忆，这次会面从光绪帝询问康的年岁及出身开始，康有为在作了回答后切入正题。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帝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光绪帝前一日刚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而翁同龢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在光绪帝心目中，翁同龢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反而可能正是对光绪帝试图增加“民众对政治参与”的主要反对者。

听了光绪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光绪帝当然表示赞同，他明确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当然希望康有为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他称，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它的基本材料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而更筑，乃可庇护。

接着，康有为就其开制度局以统揽全局，先改定制度、法律而不仅仅是枝节改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十年中，朝廷诸臣始终都在言变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些所谓的变法，实质上都是“变事”而非变法，都是枝节改良而不是根本改造。鉴于先前这些经验教训，现在请皇上在变法之先，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请先开制度局修订、制定相关法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光绪帝表示赞同。

对于变法前景的描绘，康有为说，他曾研究过中西各国变法经验，大体上说，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300年时间才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了西方各国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30年时间就达到目前程度。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起，认真、踏实地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程度。康有为就此鼓励光绪帝说，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

不过，困境中的中国人总是期待一种美好前景，“三年初见成效”说从来都是激励中国人奋发精神的有效工具。对于康有为的美好描述，光绪帝自然感到高兴，他夸奖康有为的这些见解甚有条理。康有为接着却反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至割弱？”据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描述，他当时就知道光绪帝有碍于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做变法革新的事情，于是他建议光绪帝：“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魚也。”康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正对光绪帝的心病，光绪帝称，这些老臣皆不留心办事。康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他们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的时候，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所以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康有为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爵赏，破格使用。方今军机处、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使彼等守旧大臣无从议驳。康有为的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折衷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光绪帝的赏识。

康有为相信，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布局虽然要消耗掉政府许多的精力，减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至少可以减轻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而公开性的策略有助于光绪帝增强自己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威信，在满朝文武中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至上威严。康有为接着重申自己几年来的一贯主张，建议光绪帝颁布“罪己诏”总结几年来外交得失，振奋民志以收拾人心。

康有为话题一转谈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惟一途径可能严重妨碍了有经世实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熟悉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所以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时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光绪帝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接过来说：“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皇帝明确回答：“可。”

康有为再对：“皇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皇上曰：“可。”

于是乎，这一事关无数青年学子前途的重大政策就在这瞬间决定了。如果说光绪帝真有什么魄力的话，如果说光绪帝真的像康有为等人后来所宣扬那样“圣明”，恐怕决定废止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一过程最足以表现出来。尽管这一政策的决定后来还有不少曲折，但光绪帝的表态确乎相当重要。

谈完了科举八股制度的废除之后，光绪帝又就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咨询康有为的意见。光绪帝问：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战争赔款导致了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筹到大笔的款项吗？

针对光绪帝的问题，康有为详细解释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及银行体制和印度的田税制度等情况，接着也谈到由翁同龢主持发行的昭信股票发行的利弊得失。康有为似乎认为昭信股票的发行未必不是一种筹款办法，但是将筹款作为建设行宫的费用，似乎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而且发行中的弊端太多，故未能变法而先害民。康有为并没有因为他与翁同龢的特殊关系而有所回避，也似乎没有因为翁同龢被免职而为其鸣不平。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似乎也对翁同龢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觉得翁同龢代表了守旧的一方。这再次证明变法之初将翁同龢开缺还是为了新政的推行，并不是什么慈禧太后为了限制光绪帝的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激烈的手段。

并不成功的谈话

在康有为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中国之所患患在民智之不开。所以康有为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面未曾多作思考，因此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他只能向光绪皇帝谈谈翻译东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状况，以广见闻，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等。而这些问题，或者已经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如大量翻译东西方各种书籍，自林则徐以来似乎清政府就没有做过任何限制；或者是清政府一直在执行的政策，如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这是慈禧太后当年与曾国藩、李鸿章两代重臣一起开始的一项既定政策；或者是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且已宣布要进行的，如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以广见闻等。所以，康有为此次谈话的兴奋点并不是光绪帝的兴奋点，他的关怀之所在不仅与光绪帝相差甚远，有一些似乎已经落后于形势。而光绪帝和清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怎样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诸如怎样开发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怎样筹集开发经济与市场的经费，而这些恰恰被康有为认为是形而下，认为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他的关注与光绪帝和清政府的关注发生了某些错位，所以光绪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权力和地位，因为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印象似乎只会虚的不会实的。

这次谈话前后大约一个小时，目前尚未见到清政府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有为后来的追忆。这里显然有后来的感觉与变异，但大体上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天谈话的大概情况。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很容易看到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的对奏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他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光绪帝的气势压抑下似乎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他的那些并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他表达。至于那些见解，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更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优秀，只是与时贤的见解大体相似略有不同而已。像废八股、改科举的主张与理由，他似乎并没有严复的分析有条理、有深度；至于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等，则又明显落后于清政府的政策。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荣禄的“特别关照”，以及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容易想到恭亲王奕䜣在临终前的嘱咐：“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等，康有为对这次召见所抱有的期待肯定难以实现。

当天，光绪帝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目前所知参加这次讨论的至少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光绪帝介绍了召见应对的大概情况，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而满洲贵族出身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当予微差以折之”。光绪帝综合各方面意见，并对先前各种传闻进行了综合评估，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他们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按照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的期望，康圣人“即以大用自负”，无论如何也应该获得一个军机大臣类的重用，甚至他们还正期待着康圣人能够补上翁同龢昨日留下的帝王之师的位置。而结果仅仅是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无法接受这几近侮辱的任命，他们决定离开北京，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至少不再与清政府合作。这与当年孙中山在李鸿章那里没有得到适当礼遇之后的反映何其相似乃尔？果如此，中国近代的历史或许真要改写。

这是康有为与光绪帝的惟一一次会面，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们合影留念，更不要说与梁启超的三人合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