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的看不见的

○ 陈 冲

最近有一本叫《看见》的书据说很畅销。这本书的作者叫柴静。柴静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女性。我知道她供职于央视，至于她的身份，我知道的说法有三种，一说她是记者，一说她是出镜记者，一说她是新闻节目主持人。这三种说法究竟哪种对，或者说究竟哪种更接近于真实，我不懂相关业务，无从判断。如果让我以一个单纯的听众的角度说出我的直接感受，那么我觉得她更像一位宣传者。当然，她多数是通过提问、或者无妨说主要是用问号来表达的宣传者，所以不像另一种主要用感叹号来表达的宣传者，从措词到语气到表情，让人一听就是在“代表”上头说话。

对于《看见》这本书的文体，我也说不好。我对文体一向模模糊糊。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看见》是一部“散文自传体著作”，虽然直觉其有点夸张，但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指称这说法不对。不过，如果让我以一个单纯的读者的角度说出我的直接感受，那么我觉得那一篇篇文字更像是对应着的一个个电视节目的说明书，不过文笔确属上乘。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只是从网络博客上看过其中的几篇，单看文字时，很难明白它说的是什么，只有在看过博客里所附的那期节目的视频以后，才能对上号：这一段文字是这一段视频的说明，那一段文字是那一段视频的说明。所以，如果离开那个也叫《看见》的电视栏目，单看也叫《看见》的这本读物，我很难想象能单独从文字里读出什么内容来。

那么，电视上的《看见》又是怎样一个栏目呢？有一篇文章指点我们：要理解《看见》这个电视栏目，就得从“看见”入手——柴静和她的团队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从《看见》里看见了什么。有一阵，我觉得这样讲有道理，但很快改了主意，认识到这是一种误导，一种欺骗。促使我改主意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告诉我们，认识一件事，不能只看它里面有什么，更要看它里面没有什么。

这件事，就是一些地方出台了“严禁以人查房”的规定。这个规定里有什么？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这个规定里没有什么？没有官员房产公示。当然，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所需要的思维逻辑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从最表层看，官员财产公示不在这个规定的涵盖范围之内，但是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复杂程度也很有限，只不过想一想这个规定是在那个制度多年未能通过的前提下出台的就行了。而且，你还可以由此再稍微多想一点，比如那个说了多少年的财产公示制度，千呼万唤就是出不来，而这个规定呢，接连查出“房姐”、“房嫂”、“房婶”、“房叔”才几个月，它说出来就出来了，让人不能不惊讶于其出手之快，效率之高。如果.再联想到那个制度之所以出不来，据说就是因为在种种需要含糊的地方找不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那么这个规定却没有任何含糊之处，就是毫不含糊的两个字：严禁。我非常想严重建议将这件事收人中学语文教材，用来教会我们的孩子如何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我们长期以来口称提倡辩证法，其结果却是“形而上学猖獗”，主要原因就是偷换概念，用不讲逻辑的诡辩取代了辩证法。

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看见》，也需要做一点“技术性处理”，就是不要被“看见”这个词所局限。《看见》是一个访谈类节目，新闻事件的事实、经过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重点在于当事人对那个事件的“说法”。在这个节目中，我们“看见”得最多的只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两张脸，重点在于听他们怎么说和说什么。所以，我把自己定位为听众而不是观众，因为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听见”多于、大于“看见”。这样我们就跳出了那个“指点”，不局限于节目里能看见什么和看不见什么，而是节目里有什么和没有什么。

为了试验一下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我从《看见》里挑选了一个节目做实例：《教练李永波》。柴静说她做的节目是“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我倒更愿意承认这是我挑选的结果，不说只是碰巧看过这期节目，虽然实际上我确实总共也没看过几期。在这个题为《教练李永波》的节目里，讲的是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女双选手消极比赛事件。节目里有什么？有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讲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节目里没有什么？首先，没有韩国教练因为同样的消极比赛所受到的处罚。同样是因为消极比赛，其中的一场还正是与中国那对选手的比赛，韩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成汉国和女双教练金文秀被剥夺教练资格，按韩国羽协官员的解释，该二人“相当于被勒令永久退出羽毛球界”。成汉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无颜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论是什么理由，都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其次，也没有观众看比赛时的感受。《看见》显然不关心他们在比赛现场“看见”了什么。公平地说，柴静确实提出了观众感受的问题，但被大讲金牌“巨大价值”的李永波用“六千人”三个字一带而过。在李永波的金牌语境里，与那个“巨大价值”相比，区区六千人的感受确实不值一提不屑一顾。而柴静也就很配合地加了一句：还有电视观众。这个话，猛一听好像是追问，其实却是配合，李永波没有接茬儿，即可证明。电视观众好像人数众多，但在这个事件中，与现场观众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电视观众可以很轻易地换台，现场观众却不能同样轻易地下决心退场。其实也用不着六千人，你只要想象其中的某一个人，花了不菲的英镑，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门票，提前若干时间风尘仆仆地赶到比赛场馆，费时费力地找到一个停车位，散场时还得等半天才能把车开出来，坐下后又眼巴巴地等着比赛开始，期待着能看到一场精彩的比赛——虽然只是小组赛，但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组合，相当于提前进行的决赛半决赛，肯定会打得难分难解，精彩迭出。可是结果呢？“看见”的竟然是双方选手不断轮换着发球下网！在这一点上，李永波说的倒是实话：只能发球下网；把球发过去了，对方不接怎么办？好了，我们就只说这两个“没有”吧。虽然实际上还存在着其他的“没有”，但我们也知道有许多“没有”，比如相关的行政当局，是否研究过要不要给李永波某种处罚的问题，如果研究过，又是怎么和为什么决定不给任何处罚的，如此等等吧，都是不可能让我们“看见”或听见的，自然也就不必再存此奢望，但它们仍然不失为某种新闻背景而存在。如果不考虑这些“没有什么”，只考虑节目里“有什么”，那么我们“看见”和听见的就是李永波所陈述的“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的理由。不论我们多么不赞同他的说法，我们还是得承认他有这样说的权利，而作为业内人士，他的说法至少也是一家之言。但在考虑到这些“没有什么”之后，原来的“有什么”就发生了质的改变。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在韩国羽协对两位韩国教练重罚之后，中国的相关当局面临着“总得给球迷一个交代”的压力，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也就是把事情“撂凉了”之后，柴静便“因为工作关系”，“恰好”与李永波这个人“相遇”，从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使相关当局得以借此完成了给球迷的交代。它通过李永波的露面，向球迷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不会处罚自己的教练。为什么不处罚？就不让你知道了，只是让李永波出面讲讲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既然你已经知道李永波不会受到处罚了，那么你自然会理解李永波讲的那些理由，正是当局不处罚他的原因。但是你又不能较真；如果你质问李永波的说法能否代表当局，那你得到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正因为《看见》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和语境，韩国教练成汉国觉得“无颜说明”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教练李永波却能理直气壮地给出了“说明”。这个说明如果要概括为一句话，我认为最好的概括应该是：凡是没有能力拿金牌的人，就没有资格谈论金牌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若要再进一步简化，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你们都给我）闭嘴！”

前面说了，我总共没有看过几期《看见》，所以不好就说这种方法是不是通用于它的大多数节目。但是我愿意相信一个批评性的评论的说法。当然，持这种说法的人无缘“恰好”与柴静“相遇”，因为央视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工作原因”，所以他只能在网络上被人“看见”，尽管他的说法远比李永波的金牌论更具可信性。这位网友说：“其实柴静就是一个雷锋式的记者，无论雷锋帮助甲乙丙丁哪一个，主角永远都是他；柴静也一样，无论采访甲乙丙丁哪一个，主角也永远都是她。”这个富有想象力的联想很奇妙，也很贴切。和柴静一样，雷锋其实也是一位宣传者，即所做的那些事所产生的宣传效果，比这些事本身的价值要高很多。记得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刚发表的时候，我正接受劳动教养，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说，看了毛主席的题词后，我非常感动，作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表示要向一位普通的士兵学习，品德多么高尚啊！结果会后被队长叫到队部去批了一通，说毛主席这个题词，不是说他要向雷锋学习，而是要你们向雷锋学习，懂吗？

在我看过的几期节目中，实事求是地说，给被采访者的镜头，时长都远超过柴静，所以说“主角”永远都是她不够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你在看过若干期之后，真能记住的是柴静，而不是那些被采访者。这说明前面说的这种方法，即使不能通用于多数节目，却适用于整个栏目。也就是 说，《 看见》里让你看见的那些东西的实质，是由那些你看不见和不让你看见的东西决定的。 实际上，这种方法有很大的通用性，可以适用于很多事情很多领域。举个受到过普遍关注的例子吧。2012年11月24日，我国研制的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航母上首次起降试训成功。这是一次真正的创造历史之举，意义十分重大，怎么宣传都不过分。可是，在我看到的有关宣传中，总让我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因为我有亲人在那个领域工作吧，对他们那个“航空报国”的梦想多一些具体的理解，所以才觉得那些“被缺少”了的东西原是不应缺少的。比如有一个老掉牙的事实是：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的航母编队向美国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两个攻击波次，分别有183架和168架日军作战飞机，从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这些飞机包括战斗机、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水平轰炸机。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要对当下的我国文学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做出判断，仅仅看它有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看它没有什么。又到了岁尾年头，报刊上又可看到每年必有的各种“盘点”文章，文章年年有，年年都一样，都是只说有什么，不说没有什么。与其他领域的宣传者不同的是，文学领域的这类宣传者更自觉一些。他们知道那个没有什么，甚至还对此有所暗示，足够让有心的读者明白，他们“盘点”出来的那些有什么有什么，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另一种现象要复杂一些，比如也是在这个年头岁尾，著名作家贾平凹出版了长篇新著《带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批评界有专门表扬贾作家的批评家，却没有专门批评该作家的批评家。前一拨人早有准备，《带灯》刚在《收获》上刊登了一半，已经是“好评如潮”了。当然，出手这么快，也因为这种批评稿写起来没有任何难度，只要指出作品里有什么有什么，再给那所有的什么和什么喝声碰头彩，全齐了。而那些对此不认同的批评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仓促上阵，在两三个月之后，才出现少量的批评文字，而这种批评文字的思路，实际上也是在跟着那些表扬稿走的，即主要着眼于作品里有什么，很少着眼于作品里没有什么。这个很难吗？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带灯》里没有什么，你甚至只要读几篇表扬稿就能知道。那些表扬稿刻意回避的东西，正是作品里没有的东西。这些没有的东西是什么？是作家的精神高度、信仰和理想。这三个词语，看上去都很“高”很“大”，其实如果具体化到文学写作中，体现出来的“所指”却很具体很实际，就是——作家缺少那种最普通的人都应该有的那种最普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虽然有时候并不是很高阶、很核心，然而却是不可或缺的底线，正如李永波的金牌价值观虽然很“巨大”很核心，却抵不过普通球迷的普通价值观：尽全力去打每一场比赛，是一个职业运动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