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近代新建筑

文/刘文丰 普 照

北京近代建筑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中与外、古与今多种风格体系的交融与杂糅，北京近代建筑便成为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北京的西洋式建筑是随着基督教的东传，由意大利传教士孟特·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vino，1237—1328）等人建立教堂开始的。他们先后于1299年和1305年在元大都建立起两座教堂。现在这两座教堂虽已不存，但却成为西洋式建筑进入北京的先声。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再次将基督教传入北京，他们去世后，葬在阜成门外滕公栅栏墓地，其墓制也体现出西洋风格。康熙至雍正年间，北京的基督教建筑完成了由中国传统形式向西洋风格的转化。乾隆十年（1745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西郊圆明园东北部建成了西洋楼建筑群，这组建筑由外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利博明等人绘制图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兴建的西洋式建筑，对北京近代建筑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洋楼式”建筑变迁

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入侵，中国旧有的文化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从“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转而变得盲目自卑，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这种影响反映到建筑式样上，就是大规模仿效“西洋楼式”建筑的兴起。

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总体上反映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局部体现了中国民族传统式样。它是西方传教士绘图，由中国匠师实际建造的，体现了他们卓越的创造性和高超的技术。随后上行下效，这一建筑式样传入民间，逐渐有商铺、民宅等仿照这一风格加以应用。到19世纪末，西风东渐，这种“西洋楼式”建筑在北京更是盛行一时。从皇家宫苑、政府机关到商户铺面、普通民宅等，这种风格都有所体现。

当时的中国工匠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西方建筑学教育，只是根据以往见过的西洋式建筑，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理解，简单地加以模仿发挥来建造此类作品，因此这种所谓的“西洋楼式”建筑，只不过是基于我国传统的构造技术，在局部运用西方建筑手法（如拱券、柱式、装饰纹样等），建成的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奇特作品。这类作品不中不西，非土非洋，是近代早期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这种建筑的官式代表作品包括颐和园清晏舫、万牲园畅观楼、六国饭店、中南海海晏堂、清陆军部衙署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形仿欧式风格，但其建筑材料、施工水平与中国传统建筑相比没有根本变化，仍以中国传统木结构承重为主，坡面屋顶，建筑装修方面总体采用了西洋风格，但局部纹饰又掺入中式元素。

至于流入坊间的“西洋楼式”建筑类型，则如宅院西洋门、商铺门脸房等，大多是采用西洋拱券、柱式，面阔一至三间，在门楣处常置横匾题额，以挑檐承托三角山花，高大其体量，美观其装潢，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在细部上多用中西合璧图案纹样，或加高大罩棚、铁艺栏杆，或做线脚、堆塑、西洋徽志等，形式自由，变化多样，没有固定的程式，多是我国工匠自出机杼之作。这类建筑形式，以前门外大栅栏、王府井——东单商业区较为普遍，在清末民初颇为流行。

“洋风式”建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建筑除了仍在延续传统理论方法之外，随着西学东渐，外来的西洋式建筑也逐渐增多，从而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形成了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洋风”。这股“洋风”建筑类型，在北京的20世纪前20年里风靡一时，蔚为大观。上至国家机构、高门府邸，下至商铺作坊、平民小户，均以此类风格为尚。

“洋风式”建筑，一般专指移植到北京的西方古代建筑式样，多为外国建筑师创作，以清代中期四大天主教堂先后改建成西洋风格为萌芽，以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交民巷地区大规模兴建使馆建筑群为肇始。整个二十世纪前20年里，是“洋风式”建筑的鼎盛时期，成为北京当时多种建筑形式中的主流作品。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东交民巷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处使馆聚集地。1860年，英、法、俄三国分别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最先在东交民巷地区设立使馆。其后美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奥匈等国纷纷效仿，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权益，先后在东交民巷一带圈地占房，设立使馆。这些国家的使馆建筑杂处在东交民巷的衙署、公府、民房之间，尚不足该区域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但在1900年，东交民巷的大部分使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摧毁，随后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东交民巷地区的使馆界限，各国列强在此范围内拥有行政管理、驻兵、司法审判等特权，不准中国人居住，使馆界内事务清政府无权干涉，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并最终奠定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格局。此后这里建造了包括使馆、兵营、练兵场、海关、教堂、邮局、银行、医院、公司、会所等各类西洋建筑形式。它们多是二至三层洋房，长方形平面，斜面屋顶，砖石结构，拱券门窗。这些迥异于北京传统砖木结构房屋的西洋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西方建筑风格类型，开北京大规模兴建“洋风式”建筑之先河。随后不久，北京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商业、交通建筑等，莫不以“洋风”为尚，纷纷延请外国建筑师，参与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

从1905年起，清政府实行“新政”，在北京兴建了一批颇具特色的“洋风式”建筑。其中，政府机关包括资政院、大理院、军谘府、外务部迎宾馆等；新式学校包括京师大学堂及其分科大学、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顺天中学堂、陆军贵胄学堂、清华学堂等；工商业、交通建筑包括大清银行、北京饭店、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厂、京师自来水公司、华商电灯公司、丹凤火柴公司、溥利呢革公司等。

进入民国以后，北洋政府掌控了国家政权。1913年在宣武门西的象房旧址建成国会议场，它沿用了清末京师法律学堂的旧有建筑，只在其西侧添建了众议院、总统休息室。这两栋建筑体现了德国文艺复兴风格，但形制简单，质量不高，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身份很不相符，暴露了北洋政府虚假民主的本质。与此相对在其他领域里，“洋风式”建筑却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如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北大红楼、财政部印刷局等体现西洋古典风格，北京饭店中楼、潞河中学原教学楼、京华印书局体现折中主义风格，劝业场体现了巴洛克风格，北京水准原点、保商银行体现文艺复兴风格。

这些“洋风式”建筑多为外国建筑师任意模仿各种西洋风格流派，或以各种西洋建筑元素自由组合拼凑一起。它们不讲求固定的法式，只追求比例均衡，注重形式之美，从而在北京形成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多种地域风格的建筑式样。

“传统复兴式”建筑

然而随着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传统复兴式”建筑逐渐取代了“洋风式”建筑，成为建筑行业的主流。一方面这是由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经济萧条，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受到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关注，于是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也受此风影响，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添加到其设计的作品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作为弘扬中华文化的表现形式，传统建筑风格也重新为建筑师青睐，并结合当时的新技术、新工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近代建筑风格。随着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交织与影响，使得北京近代建筑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中与外、古与今多种风格体系的交融与杂糅，北京近代建筑便成为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北京现存最早的“传统复兴式”建筑，是建于1907年的中华圣公会教堂，位于佟麟阁路85号，为市级文保单位。其平面呈拉丁双十字架形，灰砖清水墙，屋顶为中式两坡顶，灰筒瓦屋面。顶部有两个八角攒尖小亭作为天窗和钟楼，并向东西两侧伸出两道横翼，南侧较长，北侧的较短。其内部结构以木柱、桁架支撑屋顶荷载，地面铺设木质地板。教堂四周围以中式红木围栏，雕有中式花草图案，圣坛摆设为中式传统家具、扇。教堂内设圣洗池，并且配备有完整的上下水装系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进入20年代，北京的“传统复兴式”建筑发展进入高潮。其中尤以北京协和医学院新校舍（1919～1921）、燕京大学建筑（1919～1926）、辅仁大学主楼（1928～1930）、北平图书馆新馆（1929～1931）最为典型。这些建筑均为砖墙承重的大屋顶中式风格。协和医学院延续了豫王府旧址的清代官式风格，而体量上远突破之。燕京大学依托西郊皇室园林背景，结合山形水势，建筑以庑殿、歇山顶为主，辅以青绿斗拱、红柱白墙，为外国建筑师运用中国传统建筑之比例权衡最为准确者。辅仁大学主楼将西方修道院与中国古代城堡的形式结合起来，四面围合，顶部设置城楼、角楼和雉堞，造型上的马头墙、雕花斗拱等又体现出南方祠庙的建筑特征。北平图书馆新馆则仿照了故宫文渊阁的造型，比例端庄，色调淡雅，延续了传统藏书楼的风格。

以上这些作品均出自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他们利用新型建筑材料（混凝土），摆脱了木材的束缚，突破了中式传统的建筑尺度，使此种建筑更加高大宏敞，灵活多样，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在近代北京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对本地传统文化的吸纳与应用。现在这些建筑均为市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传统主义新建筑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创伤，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建筑学领域，除了时代风格上的新旧之争，还包括政治、经济、审美等种种社会问题。于是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思想敏锐的青年建筑学者，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较为彻底的建筑改革主张，从而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建筑运动。

现代建筑运动的倡导者们更着眼于普通民众，提出“要使建筑帮助解决当时西欧社会由于政治、经济动荡而陷入的生活资料严重匮缺，特别是公众住房极端紧张的困境”。其方法就是运用新的工业技术与建筑功能相互统一，从而达到实用、美观、高效等目的。在设计上，他们发挥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的性能，在较小的空间中解决功能性问题；在形制上，他们多采用高层平屋顶、素面抹灰墙、大玻璃窗等布置，建筑朴素清新，美观实用。这些突破以往模式的建筑被称为建筑中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或“现代主义”。它特别适用于经济复兴后的新型住宅、厂房及公共设施建筑，从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流行于欧美各国。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发展与传播，这种新建筑式样很快便传入中国。1930年前后，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都出现了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在这些城市中，现代建筑设计形成规模，明显改变了城市的整体风貌，也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然而，这种影响对北京来说是有限的。北京只有零星的“现代主义”建筑出现。如梁思成对王府井仁立公司铺面的改造（1932年），他主持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1934年设计，1935年建成）、北京大学女生宿舍（1935年建成），杨廷宝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1931年）等。梁思成、杨廷宝等人是我国接受西方正规建筑学教育的第一代建筑师，他们在留学欧美期间，正值“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盛行，受此影响，在他们的建筑设计中，“现代主义”元素均有所体现。但他们的“现代主义”作品并不是照搬欧美模式，而是与20世纪20年代的“传统复兴式”风格交流融合，从而产生了激发我国民族意识的所谓“传统主义新建筑”。

这种建筑普遍运用了先进的钢架、混凝土等新式材料，体量大小可随意变化，但外形美观大方，没有任何与结构无关的装饰，重视功能实用，注重环境卫生。这些都迥异于东西方传统的建筑理念，是一种更为高效、集约的建筑形式，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传统主义新建筑”与西洋式建筑相比，无论造型、构图以及装饰细部均有大幅度简化，给人以清新之感。与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传统复兴式建筑”相比，“传统主义新建筑”在造型上更加朴素，内部空间分布更为合理，配套设施趋于现代，充分体现了形式为功能服务的设计思想。如杨廷宝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为砖混结构，外墙处理简洁，内部装修运用中国传统式样，并结合先进的技术材料，充分体现了银行建筑稳固、气派、诚信的功能气质。而梁思成设计的北大女生宿舍则是小型公寓式的代表。建筑平面呈方正的曲尺形，内部每间以单元房排列，向外侧开方窗，比例协调，兼有对平素外立面的装饰作用，经济实用。

虽然北京的近代建筑中“现代主义”作品较少，但它们多是出自名家巨匠之手，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性，对后来的建筑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是北京城建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