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拳谱》的真伪辨析(上)

山东临沂/刘 毅

在2003年《精武》杂志第9期中，笔者曾看到过一篇名为《燕青翻子阐宗》的文章，作者燕华在文章中写道：

要想了解燕青翻子拳，需知燕青拳的来源。关于燕青拳的来源，我祖传族谱中有如下记载：“宋年间，皇无道，天下乱，民不聊生。吾祖贫，有小乙单字青，外讨他帮，后定河北富家卢氏，始为佣，后为子，随俊义练拳脚，后因卢氏遭难，隐山西洪洞清平山。吾祖公晚年八十有六矣，子孙繁衍艺传吾族。后世曰村名为‘燕家寨’，为永记吾祖之功德，子孙便曰此艺为‘燕青拳’，相继而传。”

燕青拳自创立至第十二世时，只是在族内传播，族谱中《燕氏美公记事略》记载为：“吾祖美公，单字美，号清平，山西洪洞燕家寨(在)人也。嘉靖元年春来沛也。祖公年幼，天性聪明，承先祖技艺，负薪苦习，年二十有三之时，则为一方豪杰，后访友来沛也。俗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美公生性坦直，胸无缩物，轻财好施，行侠仗义，名贯南北也。美公曰:吾闻父言，凡燕氏族人，皆为宋代先祖燕青系下，久居山西洪洞燕家寨(在)，先祖晚年寿登古稀，卒时已八十有六矣。子孙繁衍，艺传吾族，与外闭矣，至此尚有十二世尔，已数十百年矣。《燕氏家族》、《燕青艺谱》，吾浩兄存留洪洞也。”

燕青拳外传之时间，据谱记载：“……明万历八年，美公后世祖林公，因外出访友，出手致命，后官府缉拿，迫进嵩山少林寺。后将此拳传于本寺，四十六岁还俗，传子孙于山东平邑县。”

在中华武术众多拳种派别的拳史序列中，像燕华先生掌握的拳史资料，能够将某一拳种的产生、传承和演变的过程记载得如此清清楚楚，实属凤毛麟角，难怪当年(《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等文章中称是1985年5月，当时陈凤岐86岁；网络《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音像资料上称是1986年，当时陈凤岐76岁)燕青拳师陈凤岐先生见到这些资料时会发出“这可见到燕青拳的正宗了”的感慨。

对于习练燕青拳的后辈而言，我们自那时起便盼望着一睹这些“珍贵资料”的真容，以解心中饥渴。然而随着这些拳史资料的公之于众，一种被欺骗的失望情绪瞬间弥漫开来，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当年那篇《燕青翻子阐宗》所陈述的燕青拳的种种史实竟然也是一份今人杜撰的赝品。

本文是《试论迷踪拳的传承缘起》论文中第八章的内容。《试论迷踪拳的传承缘起》全文由“第一章，迷踪拳命名的新假说；第二章，燕青拳与迷踪拳的源流辨析；第三章，迷踪拳成拳年代上限的定位初探；第四章，浅析康雍乾时期的社会背景与迷踪拳的杂合与归整；第五章，杂说清代前期少林寺对迷踪拳成拳的影响；第六章，明清时期戏曲发展对迷踪拳的影响；第七章，浅析《水浒传》人物燕青与迷踪拳的缘起结合；第八章，关于《燕青拳谱》阙疑史料的真伪辨析；第九章，迷踪拳在不同历史时期游移不定的人文信息”组成。为保持《关于〈燕青拳谱〉阙疑史料的真伪辨析》文章的独立性，以便于交流研读，笔者对与本文相关的连贯信息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1.文中所载《燕青拳谱》并非清代乾隆年间的祖传拳谱，可能出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今人抄件，是一本与《燕氏族谱》不相干的独立小册子。

2.《燕青翻子阐宗》所陈述的燕青拳的资料，除《燕氏美公记事略》出自手抄本《燕青拳谱》外，关于“燕青”及其所传创拳术等内容并非出自《燕氏族谱》。

3.燕青拳外传时间的记载疑似出自《燕青拳谱》(可参阅网络《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声像资料第24分58秒视频)，最后竖排落款时间为“道光三年”。

4.《燕青拳谱》所载拳术与历史上孙通传于河北的燕青拳或迷踪拳不是同一种拳术，而是“戳脚”门中的“燕青十八翻”，并且缺少八个套路，对河北现传的燕青拳或迷踪拳没有指导意义。

5.《燕青翻子阐宗》所述“燕青”其人其事，是以明代《水浒传》等坊间小说为蓝本的后期构架，与更为早期的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载内容多有出入，专家对此考论疑点颇多，留待阙疑(具体可参阅《试论迷踪拳的传承缘起》论文“第七章，浅析《水浒传》人物燕青与迷踪拳的缘起结合”)。但文学、戏剧、传说并非历史，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6.“燕氏美公”确有其人，但“记事略”可信度不高，如有来源可能为口头讹传过程中完善整理的产物。

7.“燕氏林公”如依据《燕氏美公记事略》和《燕氏族谱》进行推断的话，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此人，其传拳于“少林寺”和“山东平邑”的记载实为妄谈。

8.本文除对相关的部分拳谱资料进行比对外，不涉及“戳脚拳术”的其他内容研究。

9.本文引用资料来源，采用实地调查、书籍查阅、网络查询等方法，其中难免存在错失遗漏，不足之处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10.本文作者郑重声明，文章内容仅作为学术研究使用，不涉及人身攻击和名誉诽谤。

一

《燕青翻子阐宗》一文，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历史上的“燕青”与“燕青拳”的来历；二是燕氏第十二世祖“燕氏美公”由山西迁居沛县(今江苏徐州)的时间，以及与“燕青拳”传承的关系；三是“燕青拳”外传后与“少林寺”契合的时间，以及后世子孙传承的状况。我们仅就以上所罗列史实的真伪详加辨析。

《燕青翻子阐宗》一文所提到的“族谱”，应该是江苏省沛县一支的《燕氏族谱》。笔者参阅的族谱为“宣统元年(1909年)桃月四修”，于“宣统元年岁次巳酉”定版刊印的四修本。族谱最初草稿由“燕氏美公”第八世孙燕九畴初创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月(八世孙九畴创修)”，后由九世孙燕大同于“道光三年(1824年)孟夏次修(九世孙大同经理)”，再由十世孙燕诚于“道光二十六年(1837年)三月三修(十世孙诚经理)”，四修本于宣统元年定稿刊印。作为正史的补充，家谱是重要的史料载体之一，修谱工作往往倾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编撰者多数属于家族中的中坚力量，具备一定文化修养和理论功底，对家谱所作结论也是严谨的。

《燕氏族谱》载：“吾燕氏敝(释义：“敝”是一谦词，用于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族也，溯(释义：“溯”指追本溯源，向上追索)受封之始，非不彰彰史册，迨秦汉唐隋以还(释义：“还”，返也)，渐以凌替(释义：“凌替”指衰落、衰败)，考识无从。吾惟尊其所知，阙(释义：“阙”古代用作“缺”字，指有怀疑的事情暂时不下断语，留待查考)其所不知，详其所信，不强述其所疑，有明以前不可稽(释义：“稽”指查考)矣。”从这份记载内容来看，燕氏族人在修谱时对于明代以前的事情，本着审慎的态度，“尊其所知”、“详其所信”，对“不知”和“所疑”之事，一是“阙”疑，二是“不强述”，故而对明代以前的家族史实作了“有明以前不可稽矣”的结论。既然明代以前的事情无法查明，宋代的“燕青”及“燕青拳”的创编、传承自然也就不会被写入族谱，因此《燕青翻子阐宗》一文称“燕青”与“燕青拳”的来历出自“祖传族谱”是不属实的。

关于历史上有无“燕青”其人，据史学家考证还暂无定论。在早期元杂剧中和《大宋宣和遗事》里，燕青与卢俊义根本就不是一伙的。直至元代无名氏的《梁山七虎闹铜台》杂剧的出现，燕青才成了卢俊义的义兄弟，不过此时他们二人身份与“梁山草寇”还是有界限区分的，完全不是“匪寇”的出身。《梁山七虎闹铜台》杂剧的内容，与《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颇有相同之处。在《水浒传》创作完成之后，作者对燕青又进行了一番改造，他的身份由义弟降为奴仆，故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说：《水浒传》是“勉强把他(指燕青)捉来送给卢俊义做一个家人”的。另外，在封建社会里那些“占山为王”、“揭竿起事”、“替天行道”等举动，与封建教义所倡导的“忠、孝、仁、义、信”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往往被正统的封建社会主流打上“盗”或“贼”烙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论谁都不会把这一类人物拉来当做自己的老祖宗，更不会将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详细地载入族谱之中，即使有所提及也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因此，关于燕青其人其事的失考也就不足为怪了。而《燕青翻子阐宗》一文，将燕青当时生活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以及跟卢俊义习练拳脚并传承“燕青拳”的内容，记载得如此详细，似乎有违常理。当“祖传族谱”不可能作为信息来源的情况下，似乎根据小说演义及口头传闻等发展而来的信息占的比重相对较大，但文学、戏剧、传说并非历史，许多情况下并非严格按照历史逻辑进行演绎，当这种推崇与认同逐渐转变为一个实指概念的时候，便出现了这些杂合信息混为一谈的现象，于是在“燕青拳的来源”的文字中出现无法自圆其说的硬伤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燕青拳谱》是与《燕氏族谱》不相干的一本独立小册子，为竖排右开本，遵循旧体，打开扉页便是“燕氏美公记事略”。《燕氏美公记事略》并非出自《燕氏族谱》，其中所记载的大量信息，是进行拳谱真伪甄别与写作年代定位的有力证据。

翻看《燕氏美公记事略》一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下角“乾隆二十三年岁次”(1758年)的时间落款，乍一看，给人的第一印象，这是一本清代中期的拳谱手抄件。研究过《燕氏族谱》的人都会想到，这一定是“燕氏美公”八世孙燕九畴先生的遗笔。恰如研究者所推测，在《燕氏美公记事略》文章的最后的确写着“美公八世孙九畴为让后世永记先祖之灵，故撰此镌谱，以志不朽云”的字样，一般人肯定会更加坚信这本拳谱的悠久历史。但是惊喜过后发现，“乾隆二十三年岁次”的时间落款之后霍然醒目地写着“癸未”二字(可参阅网络《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声像资料第27分43秒开始的视频特写)，这种错误出现在使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古人身上似乎不可理解，因为“清乾隆二十三年”应该是“戊寅”年(1758年)，而“癸未”年应该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前后竟然相差了5年时间。在《燕氏美公记事略》通篇文字当中，笔迹着墨均匀，无跑墨、漏墨现象；尤其“燕青神拳一路拳谱”页面中，每一拳名动作之前加注的阿拉伯数字(可参阅网络《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声像资料第28分09秒视频特写)线条清晰，笔画均匀；在使用引号“『』”(可参阅网络《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声像资料第24分58秒视频)时，为中空留白的双实线，直角转折硬朗，收笔干脆。种种迹象表明，《燕氏美公记事略》部分文字内容在抄录时，使用的有可能不是毛笔，而是硬笔，这足以证明《燕青拳谱》不是出自乾隆年间的“祖传拳谱”，“美公八世孙九畴”显然是为印证拳谱的写作年代而强加拼凑的撰写者。

在《燕氏美公记事略》文字当中存在的另一处进行年代定位的证据是：在“燕氏美公”来沛的时间“嘉靖元年”之后，于第二行正文开首第三字写有“一五二二年春三月来沛”(可参阅网络《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声像资料第28分38秒视频)的记载。这种公历纪年法显然不是乾隆时期的纪年方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才开始使用公历。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时间再次后移了155年，可见这本拳谱的抄写时间至少应该是“民国二年”以后的事情。

很快，我们便在手抄本中发现了另一处破绽:关于“传子孙于山东平邑县”的记载。据平邑古碑记载：“平邑者，季平子之采邑也。”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太后裔建颛臾国(附庸于鲁国)，主祭蒙山，自唐朝贞观元年(627年)并入费县始，先后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至民国28年(1939年)7月，设立费县办事处；民国29年(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费南县民主政府；民国35年(1946年)4月19日，鲁南行政公署颁布训令，将费南县改称平邑县。在燕贡芝先生的《复员证明书》(字第1640号)中，我们发现如下记载：“兹有燕贡芝同志，系鲁省平邑县□□区燕家庄村人，现年三十六岁，于四一年参加费县工作，在□□任□□职服务八年，现因脚伤不能继续坚持工作，经自愿复员还籍。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签发。”此件充分证明，燕贡芝先生1941年参加工作时，平邑县的确还称为费县，而在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已开始沿用平邑县，这与史料中记载费南县改称平邑县的时间是吻合的。在抄本“燕青神拳一路拳谱”页面中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对于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接受新式教育的这一人群来说那是再熟悉不过了(参看抄件中典型数字“1”和“7”)，他们把这种手写的阿拉伯数字习惯地称为“立体写法”。由于阿拉伯数字于1892年才正式在我国使用，直到1987年1月1日才有了统一规范的阿拉伯数字，在此之前因为无统一规范的约束，阿拉伯数字的体例也在时常发生着变化。例如，在民国时期的旧币和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中，很容易见到这种数字体例的变化。通过以上两处信息的综合分析，将这本抄件的起始时间确定为1946年以后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既然是1946年以后的抄本，那么写作时间应当锁定在哪个阶段更为合理呢？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发现在《燕氏美公记事略》页面倒数第三个竖行(含落款坚行)记载“《燕氏家族》、《燕青艺谱》吾浩兄存留洪洞也”字句中，《燕氏家族》与《燕青艺谱》都加注了单书名号“〈〉”。经查阅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在清代有些书籍中，多使用八角方框“【】”作书名号，这种八角书名号也有称为“墨匡”的。民国8年(1919年)《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的规定确定以浪线“ ”作为书名号，但因为这种标点符号排印起来费事，因此很少使用。在民国的书籍中，使用“『』”作为书名号的现象也很普遍，如民国23年(1935年)出版的《国术名人录》(金恩中著)，便使用“『』”作为书名号。直到1951年《标点符号用法》颁行，以浪线“ ”为书名号的规定仍然沿用。1954年12月出版总署发布全国书刊统一实行横排的通知后，引号自然地由『』改为“”。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至60年代上半期，在学俄语的热潮中，不少人把《》搬用过来，用如引号。在实践中，人们逐渐感到不能老是用引号来代替书名号，于是就有人以《》号专用作书名号，久而久之，便被人们所接受”(林穗芳著《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990年《标点符号用法》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正式确定以“”为引号，以《》为书名号。书名号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双书名号《》和单书名号〈〉。在《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等多篇文章中，燕华先生称于1985年携带这本称作是“祖传拳谱”的手抄本到河北与86岁(《燕青武艺介绍——燕青后裔谈燕青拳》的声像资料第19分55秒处，则称是“86年的时候，陈凤岐76岁”)高龄的燕青拳师陈凤岐先生见了一次面，这些前后矛盾的信息，对此文辨析工作影响不大，故可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这本拳谱可能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历史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加以考察，逻辑推理需要由点到面的适度扩大。依据材料，对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社会背景进行细致地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弥漫着浓重的政治斗争气息。自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对资本家改造的“公司合营”，到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中期的“双百方针”和“反右派斗争”，再到1958年开始的“大炼钢铁运动”，以及60年代初期的“大食堂”和“人民公社运动”，直到贯穿60年代中期至将近整个70年代的“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充满阶级斗争的氛围中，能够激发人们敢于发掘旧文化和旧传统，可能完成这一拳谱写作的时间结点，便锁定在了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1963年的那场针对普罗大众，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运动的那个时间段。不过前一时期很快就被“反右派”的政治斗争所淹没，因此仅仅能够定格的时间，便停留在了这一带有浓厚的群众性意味的写作运动之中。因此《燕青拳谱》的极有可能是在1962—1963年这一时间段内创作完成的。当人们的思想再次被随之而来的新一轮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禁锢的时候，这种对传统文化总结和完善的过程便相对停滞了。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让人们可以再次公开审视传统文化的时候，燕华先生于1985年携带的这本被称作是“祖传拳谱”的手抄本第一次公开面世了。燕华先生出生于1961年，如果抄本是某人在其不记事的年龄阶段内完成的，燕先生不假思索地相信这是一本“祖传拳谱”倒也有情可原。假如抄本是在其记事之后完成的，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三

《燕氏族谱》记载古沛燕氏始祖为“一世记为美公”。在《燕氏美公记事略》中记载更为详细：“吾祖美公，单字美，号清平，山西洪洞燕家寨(在)人也。嘉靖元年春来沛也。”依据《燕氏族谱》的严谨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族谱中所载“嘉靖年间”迁居沛县的“燕氏一世祖为美公”应当是属实的。但由于《燕青拳谱》疑是今人捉笔的现代产物，故而“燕氏美公”是否“号清平”，暂时还无法下结论。另据《二修族谱序》中“吾族传有草谱，原无叙”的记载，故而在“乾隆二十三年”的文字信息中是不可能找寻到燕氏祖先的籍贯出处的，道光至宣统年间的“次修”、“三修”、“四修”族谱中，也未见有燕氏祖先藉贯的记载。像这么重要的家族信息，如果清楚其来源的话，不会不记入族谱内。就此而言，如果将“一世祖美公”的籍贯定为“山西洪洞燕家寨(在)”就显得稍许牵强。

至于沛县燕氏先祖是否于“嘉靖元年来沛”这一记载存疑颇多。民国4年(1915年)《燕氏墓志》载：“考吾族家乘，知始祖美公来沛也。原于有明天启年间卜吾于邑之西北。”(“卜吾于邑之西北”似乎应当写作“卜于吾邑之西北”。)可见，“燕氏美公”于天启年间去世，如果按《燕氏美公记事略》所载“嘉靖元年(1522年)春来沛也”，自嘉靖元年到天启元年(1621年)或天启七年(1627年)，时间已过去99年或者105年，加上《燕氏美公记事略》中所载“二十有三之时，则为一方豪杰，后访友来沛”，这23年时间，“燕氏美公”在世至少活了122岁或者128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按人的寿命为100岁计算，“燕氏美公”来沛(江苏徐州)的时间至少也应在明代嘉靖的中后期。我们再依据《燕氏族谱》(宣统元年桃月肆修本)所载“乾隆二十三年春月，八世孙九畴”前推八代的话，每一代人至少得按30岁计算才能推至嘉靖中后期。因此，我们推断“燕氏美公”于“嘉靖年间来沛”的记载是可信的，不过不会是嘉靖元年，而是嘉靖中后期的事情。

《燕氏美公记略》通篇都是围绕“燕氏家族”所传练“燕青拳”所作。首先，有其渊源，创始于“燕青”；其次，有其依据，“存留于洪洞浩兄”处的《燕青拳谱》；再次，有其传承，“美公于嘉靖年间由山西挟技访友来沛”，并于来沛之前即为“一方豪杰”。由于《燕氏美公记事略》一文已考定系托名“美公八世孙九畴”的今人伪作，因此不可轻信，实事求是的论断尚有赖于史籍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考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至于乾隆二十三年燕九畴先生所创修的《燕氏族谱》，仅仅是明代嘉靖年间以后的家族世系，对于“有明”以前的事情还无法说明个中原委，因此《燕氏美公记事略》所称“燕青拳”自燕青传承到燕美“至此尚有十二世”一说，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无其他可靠记载相佐证的情况下，关于“燕氏美公”是否习练拳脚、有何社会影响，是否存在嘉靖年间的《燕青族谱》、《燕青拳谱》，如果存在所谓的《燕青拳谱》，该拳谱与今人所镌抄的《燕青拳谱》有何关联、是否为同脉所承的祖传技艺等疑问，无论作出何种结论均略显武断。

《燕氏美公记略》中关于“访友来沛”的记载，带给读者的直观联想就是那极有可能是武林中人的“以武会友”，其意义无非也是对“祖传技艺”的完善，以不辜负“负薪苦习”的付出。根据《燕氏美公记事略》推断，“燕氏美公”应该是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可以“负薪苦习”地练武，并且承传的是祖传技艺。这样好的条件，未在“保邦靖世”的过程中展露头脚，仅为一己之好，在青壮年“二十有三之时”选择了离家访友远游，并且一去不复返，这起码与“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礼教是背道而驰的。研究《明史》的学者都知道，明代嘉靖年间的社会大背景给明代的武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倭变的侵扰、火器的发展、募兵制度的产生、屯田制度的破坏、社会风气的堕落等等，都是造成大量人员流动的社会成因，如果说燕氏美公的“访友”能够游离在这些社会大背景之外的话，燕氏美公的举止行为着实拥有仙风道骨的风范，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否与道教的盛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由于《燕氏美公记事略》所载文字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商榷，对于这些内容的考证暂且留待他文另述。明眼人还应看到，根据《二修族谱序》中“吾族家本寒素”和“尝见士庶之家，枝叶相传，子孙繁衍，伯叔兄弟有庆”的记载，“燕氏美公”的后世子孙家道并不是很富裕，并且流露出对“士庶之家”的羡慕。不难想象，在普通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这种赞赏评价对一般民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燕氏先祖同时也明白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学习“士庶之家”的做法——“有余力，则学文”，从这层意义上讲，燕氏的先人们应该以倡文为主，不会为武功高强而高唱赞歌。既然前文已论证《燕氏美公记事略》并非出自“美公八世孙九畴”之手，道光至宣统年间的几代人亦非操笔之人，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断层里，“美公曰:吾闻父言”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这着实让人不得而知。甚至镌写族谱的人群，提到“有明以前”的家族史实都审慎地不敢妄下结论，而对于大宋朝有关“燕青的事情”煞有其事地说是来源于“美公闻其父言”，这自然让人疑窦丛生。顺便指出的是，清代乾隆年间是修史的黄金阶段，上自皇家编修《四库全书》，下到民间武谱编撰，如撰写《苌氏武技书》的苌乃周，以及撰写《习武序》的杨炳等，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而“美公八世孙九畴”只完成了一部草谱，并未正式刊刻，似乎正应了“吾族家本寒素”的记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