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的存在主义解读

2013-12-12 12:33董梁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年1期
关键词:萨特存在主义姑姑

董梁

莫言《蛙》的存在主义解读

董梁

莫言的《蛙》由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四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构成,以蝌蚪的“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一生为主线,展示了中国20世纪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文本透露出作者对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特别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与选择和荒诞等理论在作品中的体现。由此,笔者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

《蛙》 存在主义 “存在先于本质” 自由与选择 荒诞

“存在主义”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克尔凯郭尔的“存在”概念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其哲学基础,它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萨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存在主义’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存在主义主要指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哲学思潮,广义的存在主义则指以“存在”为哲学基本问题并集中思考这一问题的哲学思潮”。①131在本文中,我们将在广义上使用“存在主义”,因此,它将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和加缪等人的哲学思想都包括在其中。存在主义哲学对存在的现象做本体论的分析,尤其关注个体生存与命运,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莫言的《蛙》以蝌蚪的“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一生为主线,展示了中国20世纪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描绘了处于特定时代、历史环境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在文本中,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个体生存的深刻思考,特别是从中体现出存在主义思想中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与选择和荒诞等重要理论。

一、《蛙》体现的“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将存在的现象作为本体论进行分析,他把存在划分为两类:“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 而“在存在中,自为作为自在之虚无化涌现出来,同时以虚无化的全部可能自我确立。从某一侧面来看,人们可以认为,自为仅仅是自身系于一发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因其而存在,它是使得虚无化的一切可能范畴存在的存在。在古代人们把犹太人的深深的内聚力和分散性称为‘第亚斯波拉’。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字来表明自为的存在方式:它是散居的。自在的存在仅有一个存在维度,但是虚无的显现,作为存在内心的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就使得存在性额结构复杂化,同时使自我之本体论的幻影显现”。②也就是说,“自在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它就是存在着,而“自为的存在”是一个处于虚无化和否定化的过程中,它永远是变化的、不定的,同时也不能和自身相重合,它永远不能达到自身。

正是因为这样,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③从中可以看出,萨特抛弃了先验的人性概念,把人性看做是自己选择的产物,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谓的善恶只是一时的,并不永恒。这样一来,他在取消许多道德标准的同时一方面强调个人对个体命运的选择,另一方面更是突出了时代、历史环境对人重要的制约作用。

莫言《蛙》中人物的命运受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很深,人们的性格品质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作品开篇写人物名字的由来:“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④就个体而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并不决定他以后会有怎样的性格或者命运,他只是被抛入了这个世界,他存在着。但只要他一旦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就会被要求遵循社会的运行规则,姓名作为一个具有区别作用的符号,背后隐藏着的是传统习惯或心理,是一种刻画个体性格、塑造人们本质于无形的力量。这种客观力量的影响是巨大的,而风气的改变也不是一时一人能够完成的,这显示出人们生存的真实与渺小,在这样的力量下,人们似乎就像一块泥巴,只有被动等待被塑型。“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④时过境迁,曾经顺其自然的事情已经让人觉得古怪,人们就在风气中摇摆,没有自己的选择。

“姑姑”一生的遭遇,甚至她的个性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便是时代的特质。“姑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④姑姑曾是一位乡下率先掌握科学接生技术的妇产科医生,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降生和“老娘婆”打过架,一度被村人看做“送子娘娘”,但随着政策的改变,“姑姑”为贯彻计划生育,成了众人眼里的“妖魔”。对于“姑姑”来说,她一直都是紧跟潮流的,是个好干部,这似乎是一位理应受到尊重和肯定的正面形象,但人们对她却是爱恨交织,而“姑姑”晚年内心时常被自己的罪恶感折磨,作为忏悔和赎罪,她最终和以捏泥人为生的郝大手结婚。纵观“姑姑”的一生,她之所以对国家忠心不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她的烈士后代,在高扬国家集体高于一切的年代,她“子承父业”的选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随后的计划生育的浪潮中,她同样是紧跟潮流。她之所以会被人憎恨只是因为她的职业,她陷在她的职业中,而这也并非是她自己能预料的。由此,她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她所处的客观环境影响。

二、《蛙》体现的自由与选择

在萨特看来,个体的生存虽然会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每个人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命定是自由的。萨特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②同时,萨特提出“自由只有在将人为性构成它自己的克制时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且“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将人为自己在我的偶然位置上介入了世界,但是,恰恰是这种介入将其意义给了我的偶然位置,而这个偶然位置就是我的自由。当然,在诞生时,我获得位置,但是我对我占据的位置是负有责任的”。②由此,人的存在首先就是自由,而自由的核心内容是自我选择。处境并不能阻止人自由选择,相反,处境是人自由选择的产物。也就是说,每个人成为怎样的人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最终由自己决定,每个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们在选择中成就自己。

在《蛙》中,人物的命运总是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但是,每个个体的生存是不同的,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例如面对“姑姑”提出流产手术的要求,王仁美选择放弃自己的孩子,而王胆则用尽所有办法誓死捍卫自己的孩子;“我”在面对选孩子还是职位的时候选择放弃孩子;“姑姑”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始终不肯屈服;小狮子在年过五旬时依然不放弃要孩子的念头,选择找陈眉代孕;陈眉在毁容之后选择了活着;“我”想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写话剧则是“为了对姑姑的爱,是为了为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④在写作中彰显选择的自由,实现自己的自由。另外,《蛙》整个文本由四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构成,每一部分都有一封蝌蚪对杉谷义人的信,可以看做是蝌蚪的自白。在最后一封信中,蝌蚪这样表明自己的心迹:“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 ,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④从中,我们发现《蛙》把文学与生命紧密相连,蝌蚪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来为个体的存在留下证据,甚至把文学作为构成个体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文学的本质与自由和存在联系在一起,这恰好与萨特把文学本质看做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的观点相暗合:“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⑤体现出作者对文学与生存的思考的存在主义倾向。

三、《蛙》体现的荒诞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萨特认为人是被偶然抛入这个世界的,个体是孤独的,没有救助的,我们的出生和死亡都是荒谬的。加缪认为:“荒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既不存在于人之中,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共同的表现之中。”⑥概言之,“荒诞首先指意义本源解体后人所面临的虚无。其次,荒诞指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因为在一个对意义本源(以‘上帝为表征’的各种观念体系)充满信赖的时代,一切都先行纳入了意义秩序,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在此没有意义的虚无,也没有荒诞。再次,当意义本源在现代被还原为虚构而解体之时,荒诞就不仅指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而指述一切时代的人的本真处境了,只不过这种生存处境在古代被掩盖起来罢了”。①132

《蛙》讲述了中国60年的生育史,对生命思考自然成为文本的主题,而我们发现,生命的诞生与死亡是相当偶然的、荒诞的、非理性的。文中写在国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时期,“1953年4月4日至1957年12月31日,姑姑共接生1612次,接下婴儿1645名,其中死亡婴儿六名”,④在饥饿的年代“公社四十多个村庄,没有一个婴儿出生”。④在贯彻计划生育的年代,大部分胎儿因为“姑姑”的工作认真是不能降生的,但也有像陈眉一样的例外,她因母亲的誓死反抗而存在。

存在的荒诞不仅体现在生命的诞生与死亡上,还体现在人们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姑姑”早年接生孩子,受到人们的爱戴、政府的信赖和肯定,后来因为计划生育的实施,为替超生的妇女流产,被人们视为妖怪,传统道德风俗和职业道德的分裂使姑姑备受内心的煎熬,心理承受巨大压力,最后不得不用以和郝大手结婚的方式来忏悔和赎罪。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姑姑”之所以有这样的罪感,就是因为她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她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她对生命是充满热爱的,倘使她并不看重生命,视之为草芥,自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挣扎。从这个角度上讲,姑姑本性是善良的,但却不得不做被人们认为是罪恶的事情,而这一切是由她的职业决定的,而她之所以选择医生,只是因为她是作为医生的女儿诞生的,这期间充满了各种偶然与不确定。但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偶然选择造就了“姑姑”的一生,最后由“姑姑”承担,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

作为《蛙》的最后一部分九幕话剧充满了强烈的荒诞色彩。陈眉在一场闹剧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姑姑“再生”了;年过五旬的小狮子能分泌奶水,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完成了剧本,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表面上看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风平浪静。然而,当“我”终于完成了剧本,却发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的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④在这里,“我”洞悉了生存的秘密,一切不过是“自欺”,然而却无法摆脱,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自欺”中,体现出生存的荒诞、人们的无奈。

概言之,《蛙》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显示出人存在的偶然与非理性,揭示出生存的痛苦与荒诞,但作者并没有否定生命的价值,其中的人物无一不与自己的处境作斗争,不断超越自身,在看似荒诞的行为与生存背后潜沉着求生求变的希望。

注释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83,184,54,601.

③(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6.

④ 莫言.蛙[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5,123,306,281, 22,44.

⑤ (法)萨特.什么是文学?[A]//萨特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4.

⑥(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7.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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