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先锋小说的宿命观

曲艺

一、人生的宿命

（一）苦难的宿命

先锋小说的作家们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人生的苦难，来表现人性的残酷和存在的荒谬，他们笔下的苦难本质上是相同的宿命，而内容上却各有风景。余华以一种暴力的口吻叙述着苦难，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都闪现出苦难之光，它笼罩在整个文本的上空，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句话：你们劫数难逃。此时，苦难衍化成宿命。

苏童所描述的苦难的宿命是逃亡。由孤独逃亡而致宿命的思想在其小说中由来已久。他的早期“枫杨树系列小说”就深深蕴含着对宿命论的阐释。《1934年的逃亡》是苏童把宿命观形象化得很成功的一部作品。小说开始，为了逃离苦难，陈宝年们背井离乡、抛妻丢子、拼了命地往城里跑，当他们以全部的生命热能进入城市后，才意识到城市并不是他们生命的最终目的地。从本质上说，就是从一个苦难坠入到另一个苦难之中。苏童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逃》，“我逃到天边也逃不掉了”。陈三麦多次逃离家乡后，最后还是无奈地皈依于现实。可见，苦难俨然成为一种宿命。

残雪所描述的苦难更倾向于人与人、自我与世界的荒谬关系。她的小说着眼于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生存在的状态是那种绝望阴沉的感觉，是一种心灵苦涩的汁水。从《黄泥街》到《山上的小屋》再到《苍老的浮云》，从内心的梦境到体验的外化变形，残雪对人的生存困境、苦难的主题的探寻从未停止。

（二）死亡的宿命

苦难的宿命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惆怅，同时也带来了死亡。当死亡也成为一种宿命，就如同俄狄浦斯王一定要弑父一样。死亡与宿命同谋，比苦难更严酷。在余华的小说中,如果说他对苦难的宿命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生存困境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宿命的冷漠叙述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在他的小说《现实一种》中所描述的是兄弟仇杀的故事。山冈四岁的儿子皮皮无意间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即山峰的儿子，由此便引发了一场家庭内部的互相仇杀。先是弟弟山峰出于复仇踢死了侄子皮皮，接着哥哥山冈又杀死了弟弟山峰，最后山冈因杀人罪而被枪决。作品中到处弥漫着宿命一般的死亡气息。余华对这一家族令人惊心动魄的灾难和毁灭的表述是冷漠的，对死亡和杀戮的叙述是精细甚至调侃的。《现实一种》就是要把人生的一幕揭示给人看：人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无意的伤害？互相的杀戮？偶然抑或是本能？每个人的死亡就跟游戏相同。

北村的小说中许多小人物了无生趣的死。他们是一群已经消逝了的人类，但是他们毕竟是挣扎过了的。这是一群已经觉醒了的人类，他们是一群渴望拯救、寻求拯救却又在现实中拒绝的流浪儿。他们觉察出了灵魂局促在现实中的困境，却又为了无法彻底摆脱什么而绝望而自杀。他们死得很痛苦，也让我们看了觉得应该痛苦。他们把伟大永恒的无期决然留给我们，并让我们绝望面对。超尘的走投无路而割腕自尽，（《伤逝》）宋代的追寻无望弃绝人世，（《还乡》）孔丘的厌倦人生默默消失，（《消失的人类》）玛卓的精神崩溃葬身车底，（《玛卓的爱情》）等等，这些都是苦难至极的人的必然结果。

（三）轮回的宿命

如果说苦难是一种宿命，死亡也是一种宿命，那么死亡过后是否就意味着就此摆脱了宿命呢？先锋小说中对于人的生命永恒的重复、永世的轮回的揭示彻底打破了这样的神话。余华的《现实一种》的结尾，山冈身上的大多数器官被移植都没有成功，生殖器官的移植却成功了，死者的生命种子依然荒谬地延续下去，象征着苦难、死亡仍会延续不绝。苏童的《妻妾成群》，他笔下的那口井，永远带着轮回的宿命。《罂粟之家》中，刘尘草接近死亡的一刻，身体像个婴儿一样趴在罂粟缸里，闭着眼睛等待着，最后他说：“我要重新出世了。”这轮回的宿命将人类毫不留情地抛在万劫不复的深渊，并将生生不息，就像是古老的咒语，融进人类的繁衍生息中，世世代代，永无止境。

二、宿命的本质——原罪

先锋小说的诸种宿命，把人物一一置于苦难、死亡、轮回之中，而在叙述苦难和死亡的意象中总是透漏着一种“原罪”。基督教：“原罪的后果即使不是腐蚀也是削弱了人性，人的理性和自由。”[1]可见，这“原罪”就是背后操控的黑手，导演着这人生的悲剧。

“原罪”的实质是对秩序和权威的颠覆，是对历史规律的反叛，人生的真相就是带着各种罪恶的人类对秩序的护航。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就是对“原罪”的最佳诠释。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写道：“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主角的罪不是他个人特有的，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2]他还引用了西班牙加尔德隆的话说：“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这种人性恶、罪恶感的观念深深浸透在先锋小说中，他们笔下的人物，正是带着这种“原罪”意识，使苦难、死亡和轮回变成了难以逃脱的宿命。

北村小说中“原罪”意味很浓，《施洗的河》中刘浪说的话突出了他对原罪的定义：“你有一个罪，它缠累你使你不得释放，叫你的灵死亡，叫你的心思背叛，叫你的身体犯罪，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做主，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你作恶不算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是罪性不是罪行，只要有机会，人都会犯罪。”人与人之间缺少最起码的不信任也是他典型的表现对象：《孔成的生活》、《伤逝》、《公民凯恩》对于人性黑暗的揭露，都表现了无法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周渔的火车》中刘成业对刘浪的冷漠、超尘父母对超尘的不闻不问、周渔父母对周渔的怨毒等无不表明血缘亲情的淡漠与脆弱。人的本相就是“原罪”。

苏童、格非、余华的文本中所揭露的人性的“原罪”比北村来得更激烈些。余华在描写苦难场景时总是带着人性的罪恶，包括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等等。苏童的《罂粟之家》中陈茂的淫欲，《米》中五龙的贪婪……作品中到处弥漫着血腥、仇恨、死亡的气息，弑父、杀妻、暴食、贪婪、骄傲、淫欲、懒惰、愤怒、嫉妒等等人类的罪恶暴露无遗。“原罪”注定了人的苦难、死亡和轮回，也注定了人的宿命。

三、宿命的救赎

宿命是残忍而严酷的。先锋小说在迷恋于揭示人的“原罪”和困境的同时，也试图努力对这一“原罪”进行救赎，给人类的宿命带来了些许的温暖。与他们对于人类的宿命和原罪进行揭示所表现出来的一致不同，对于这种困境，对于救赎，余华和格非等的作品中表现的是反抗，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北村的小说中的人物则选择了忏悔、赎罪，“用爱，忏悔来拯救罪恶”，[3]这显然与北村皈依基督教有关。

“死亡”对于余华的文本来说是具有双重含义的。一方面他认为死亡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必要条件，苦难堆积至极致而成死亡，是人的宿命。另一方面，他对民众的关注，使死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了积极的意义。人只有面对死亡，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返归本原，成为本真的自己。把自己的死亡承担起来，积极筹划和完善自己的人生，才能不断地实现自由和超越。《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为娶妻、为儿子回城治病、为家人在饥荒的年月打一次牙祭、为自己作自主的人的唯一一次的情欲的张扬，面对死亡，仍然一次又一次卖血，一次又一次向死亡挺进，以对抗不幸和苦难对两手空空、以卖血图存的主体的毫无顾忌地欺凌。活着就是向死而生，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筹划与进取。

北村认为“重要的不是痛苦本身，重要的是为什么痛苦以及是否有摆脱的途径”。[4]“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我不能否认这个神圣的启示。”[5]因此，北村的许多作品让处于精神恍惚、绝望至极的人们在神的启示下，走向救赎之路，得到拯救。《张生的婚姻》开篇就引用了《圣经·罗马书》的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6]张生在失去了爱情而走投无路，处于绝境时皈依了基督，他笼罩在神的光芒之中，他摆脱了痛苦和绝望，他得到了上帝的爱，他获得了救赎。《施礼的河》开篇引用《圣经·马太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7]的话。北村执意让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皈依基督，让迷途的羔羊获得基督的拯救。可见，北村是个坚实的基督徒，是个秩序的追随者，他的救赎就是一种赎罪。然而，这种解脱苦难的方式终究太过虚幻。

四、结语

先锋小说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方式的关注，通过人的苦难、死亡、轮回的宿命得到了深刻的阐释，透过其表面揭示了其深层的本质——原罪，并试图努力寻找着救赎这“恶”的途径。关于种种困境、宿命，我个人认为，关键还是要依靠人类自身。中国的传统观点是人性本善，这显然与“原罪说”截然相反，或许两者都过于极端。其实，人的罪恶感和责任感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人既非全由先天遗传决定也非全由后天环境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在遗传和环境的许可范围内，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和依赖强权和强制相对而言的自由，这是自决自主意义上的自由，是选择伦理道德责任的自由。”[8]当儒家的伦理与基督教的原罪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妥协时，人的生存才不至于陷入极其悲观和乐观中。

[1]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商务印书馆,1984.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82.

[3][6][7]圣经[M].

[4]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J].花城,1996(6).

[5]王列耀.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8]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三联书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