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岛屿争端问题的国际舆论引导研究

2013-12-19 13:54蔡尚伟
党政研究 2013年1期
关键词:岛屿钓鱼岛争端

钟 勤 蔡尚伟

中日岛屿争端问题的国际舆论引导研究

钟 勤 蔡尚伟

舆论体现公众集合意识和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作为国家主权问题的核心之一,岛屿争端问题日益突出,围绕岛争事件的舆论逐渐增多。由于岛争事件的特殊性,其舆论对于争端的解决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两个不同方面的影响。因此,积极进行必要的舆论引导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舆论引导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开展传媒外交,增强国际舆论引导的硬实力;二是善打传播组合牌,提高国际舆论引导的巧实力;三是组建海外华人华侨传播阵地,发展国际舆论引导的软实力。

中国;日本;岛屿争端;国际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关岛屿主权的领土争端日益突出。中国与相邻的14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或曾面对过领土争端问题。如何在岛屿争端等突发事件中成功引导国际舆论成为近年来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分析岛屿争端中舆论发展趋势,阐述其舆论特征,探讨相应的国际舆论引导策略,对于提升中国在领土争端事件中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岛屿争端及其舆论发展趋势

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关岛屿主权的争端日益突出。据初步统计,全球有近60个国家存在岛屿争端,占全世界沿海国的40%,根据国际法庭历年来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新增的加上前一年未审决的案件,国际法院每年需要审理的案件约为10-20件,其中3-5件关于岛屿主权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1〕。岛屿争端事关当事国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背后往往与历史遗留问题、民族情感、现实利益和未来战略部署纠结缠绕。从英国阿根廷马岛之争到韩国日本独岛(竹岛)之争,从俄罗斯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白礁岛之争,关于岛屿纷争的硝烟一直没有散去,海洋岛屿争端也成为国际领土争端的焦点。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拥有1.4万公里岛屿岸线,近6500个岛屿。随着中国海洋战略的调整,作为海陆大国,中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加快了脚步,领海及岛屿纷争问题也不时显现。在南海,中国有40多个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在东海,钓鱼岛群岛长期被日本控制。所以,近年来中国韩国苏岩礁之争、中国菲律宾黄岩岛之争、中国日本钓鱼岛之争相继激烈上演。

领土争端中的岛屿争端隶属于政治范畴,广涉经济、军事、历史、法律等各方主体,一旦相争情况突发,该类事件往往在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作用下形成舆论潮流。而在技术背景的深化下,人类社会的舆论形态已深刻改变,信息对时空限制的突破和各类舆论场互通性都大大增强〔2〕。近年来几起岛屿争端事件则显示:岛屿争端双方国除互相开展舆论战以外,往往有意识地推动或无意识地“被推动”舆论国际化,欲借国际舆论干预事件的发展,以影响事件的结局。

二、岛屿争端中的国际舆论

(一)国际舆论内涵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达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成分〔3〕。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媒体始终在国际舆论的形成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枢纽作用,来自不同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公共空间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对某一争议问题的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的总和形成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相比,国际舆论跨越地区和国家,主体从单个国家个体扩展到多个民族国家,针对的是某一国际或地区事务,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国际舆论的存在空间也突破单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于几个国家之间,甚至是所有国家之间。

(二)岛屿争端中的国际舆论的特征

1.传播主体的多元性。 岛屿争端表面看似只涉及两个当事国,实质上,却也常常牵涉其他国家。以亚太地区岛争为例,亚太地区的岛争问题总是少不了美国的阴影,究其原因在于一旦岛屿之争导致的参与主体国家影响了美国在亚太的相关利益,美国则会想方设法干预其中,或是对双方进行战略抚慰,或是加剧两方的冲突。可以说,岛争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战略部署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造成岛屿争端事件涉及的利益主体呈现复杂性。为使事件朝各自利益的演进,不同民族国家、国际性组织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则会利用舆论来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也直接导致岛屿争端事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2.议题的高度政治性。 国际舆论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它是国家内部力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相互博弈、平衡的结果〔4〕。岛屿争端不同于普通的国际社会事件或公众事件,它从属于政治范畴,通常对这类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事件的传播,信息源主要是官方渠道和其相关主流媒体,发出的是代表国家立场和态度的声音,与之休戚相关的是自身国家利益,所以会在短时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舆论的议程设置也高度带有明显的政治趋向。这种国际舆论不仅对该国国内的国防、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对其外交决策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3.民族情感的突出性。 舆论的形成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和这个民族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岛屿争端的国际舆论中民族情感的突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岛屿争端双方国对外传播中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领土问题,争议双方两国国民心理特征十分相似,那就是“祖国受到了欺负”,所以与领土相关的焦点新闻或舆论热潮出现,会瞬间点燃民众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情绪。岛屿争端双方国在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就会自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作为争端的非当事国家,在不同制度、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作用下所形成的舆论是不同的。在对争议双方发表意见和看法时,也会带着各自不同的民族情感进行判断,而民族主义极易产生保守排外的思想倾向,非理智成分一旦掌控失当,也易在领土问题的态度上走向极端。

三、岛屿争端问题中国国际舆论引导策略选择

(一)中日岛争回顾及其舆论态势

中日之间隔海相望,一直互相友好往来。日本的文化中现在仍有着唐宋文化的影子。但是甲午中日战争和上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至今都是两国不可避免的恩怨节点。日本在二战中政治军事上虽遭受重创,但是在经济上依靠美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实力都有所增强,在国际上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但是时不时总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摩擦。靖国神社的祭拜、篡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动作都深深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两国媒体常在类似事情上相互抨击,两国国民间不信任情绪高涨,相互间的嘲讽和谩骂充斥互联网上〔5〕。

而双方政府与普通民众争执的最大焦点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与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利益紧密相关。虽然在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面临中日、中美建交邦交的大背景,钓鱼岛进入了一段舆论冷却期,以《人民日报》为例,整个80年代,《人民日报》对于钓鱼岛相关报道几乎空缺。但是随着中国在东海的海洋战略部署的逐步推进,自90年代开始,关于钓鱼岛的舆论开始出现小浪潮,而进入2000年以后,舆论进入激化期,甚至是大战期。其中2004年大陆保钓志愿者被扣留事件、2005年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 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日本实施“购岛”闹剧、“国有化”计划都将中日岛争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中日岛争中的国际舆论危机

舆论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舆论则是国际话语争夺的兵家之地。以美国舆论力量为主的西方舆论是当前国际舆论的主导力量,居于垄断地位,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80%以上都是由CNN、BBC 、ABC、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通讯社提供,它们基本掌控了世界上约60%的消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转载西方舆论〔6〕。 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和在国际社会地位中的不断提升,西方舆论在对中国事务报道中常常出现“酸葡萄”心理,所以一旦在中国发生突发性事件之际,西方媒体将这种“酸味”转嫁到新闻报道中,对中国质疑的声音较多。以2012年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为例,在该事件中,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论调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责任论。 在2010年日本保安厅海上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相撞事件发生之际,除了《朝日新闻》用了比较客观的表述——“尖阁诸岛是日本圈为自己的领土,并实权统治,而中国也主张拥有主权的敏感区域”,其他主流报纸都按照日本政府的统一规定一概将钓鱼岛称为“尖阁诸岛”,都称为“日本固有的领土”。地方性报刊,如《北海道新闻》,《神户新闻》等约50余家媒体也都发表社论、社评或专栏文章在主权问题上引导国民舆论。所以在2012的“购岛”事件中,日本记者森安健在接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日本民众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是因中国人而起,起因就是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而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实意在缓和事态,否则钓鱼岛可能被极度右翼分子买去,可惜中国政府不理解〔7〕。

从以上言论分析不难发现,当面临涉及主权的敏感事件,有关历史、现实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日本往往将争端的责任推向中方,认为中方在无理取闹,并通过媒体对内对外强调中国忽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树立中国故意挑起争端破坏两国关系的刻板印象。类似舆论不仅将中国置于国际舆论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也将误导西方主流思想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如何以大国身份置身于国际事务中,中国如何能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2.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体现在中日争端中,国外媒体刻意突出报道中国的军方表态和中国民间反日游行中的非理性行为,有意识地诱导舆论,将日本装扮为争端中的受害者,将中国包装成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国家。这种声音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担忧,以外媒对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为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9月25日报道:“中国今天举行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场的仪式,将第一艘航母编入现役。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此举试图发出其军事实力正在增强的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26日报道:“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周二正式交付海军。在中日领土争端引燃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之际,中国此举是公开展示其挑战美国在亚洲制海权的雄心壮志”;《日本经济新闻》9月26日报道:“中国进而成为东北亚地区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并打算借此加强进入远洋的能力。日美等国家正在警惕东北亚军事平衡的变化”。从类似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外媒密切关注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通过舆论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此外,在对中国反日游行示威中,国外部分媒体大肆报道中国国内个别城市所出现的打砸抢烧现象,而忽略其他秩序井然游行的城市,给民众造成日本人在中国受到中国老百姓侮辱的错觉。二者的联合报道更加印证了中国威胁论的存在。

(三)中国如何在岛争问题中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

1.开展传媒外交,增强国际舆论引导的硬实力。 国际舆论引导与国家的外交活动开展有着密切联系。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报道,左右舆论的形成;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演进又能影响外交的进程和方向。传媒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外交形式。它是由政府幕后操纵、运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从而在他国获得舆论支持,进而影响他国政府行动〔8〕。在岛屿争端问题中,中国常采用的媒体外交手段是发表公共声明,通过中国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发言人的话对舆论产生影响。这种方式无疑是引导国际舆论最重要也是最先采取的策略。但笔者认为还可从其他方面入手跟进传媒外交,增强国家舆论引导的硬实力。

第一,着手调整机构配置。政府为掌握岛屿争端在国际舆论中的方向,除引导国内政府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媒体等相关机构的意见向主导意见靠拢外,还需建立处理国际舆论的专门机构进行舆论的引导。如推动建立官民两方专家组成的“国际舆论特别咨询团”,专门着手处理事关中国岛屿争端等突发事件的国际舆论。“特别咨询团”需一直密切跟踪事件的发展,面对争端问题,思考并解决如何在国际上进行宣传,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舆论态势做出科学预测,积极做好应对措施。一旦当国际大面积出现与中国主流声音背道而驰的意见时,智囊团需在第一时间以最高效的手段化解国际舆论危机。同时,与中央对外宣传办合作,共同出台应对国际舆论的支援政策。

第二,举办信息交流活动。在主权宣传和教育上可通过信息、文化交流活动从侧面引导他国舆论。在中日岛争中,中国政府可采取举办相关海外交流活动来强化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话语权。一是在国外举办公益性的“钓鱼岛史实”的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图片、文物,有理有据地客观明确说明钓鱼岛地位的本质及钓鱼岛现状的来龙去脉,引导国外公众在主权问题上支持中方和理解中国人民的对钓鱼岛的情感;二是迅速组织一批文艺纪实作品反映钓鱼岛前世今生,通过影像的方式在感官上给予刺激;三是组织一批国内学术团体到海外就钓鱼岛问题的展开研讨,将中国的共识传播给国外学者,并有意识地引导其言论朝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四是利用海外诸如孔子学院、领事馆等机构,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免费向海外学生、海外民众发放钓鱼岛宣传手册的活动,争取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此外,诸如此类活动均邀请国外当地媒体的报道,借国外媒体的口还原真实的钓鱼岛事件。

第三,发挥国际广播作用。自2009年以来,国家公关战略的启动推动了一大批主流媒体走向国际,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海外落地数量不断增加,《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合作国家也不断递增。但是作为传媒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广播在岛争问题的舆论导向中的作用却发挥得不尽人意。在战争期间,国际广播常常成为交战方心理战和舆论战的重要工具,在和平年代,国际广播也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中国若要在岛争问题的国际舆论话语争夺战中赢得先机,需重视国际广播的作用。一是利用中国国际广播的舆论阵地,向国外听众传播中国的态度、立场;二是租赁国外广播电台,开通专题节目塑造中国和平友好形象;三是密切监测VOA、BBC以及NHK的舆情,采取以“广播”VS“广播”的舆论战术。

2.善打传播组合牌,提高国际舆论引导的巧实力。 对外的舆论引导首先要解决的舆论宣传的技巧问题,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未来战略部署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都对传播效果造成不同影响。因此,如何保证传播效果有效,顺利劝服他国受众,我们就中日岛争的传播策略问题给出相关建议。

第一,善打“历史牌”。中国政府在争取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舆论支持中主要打“历史牌”,既通过寻找历史契合点和根据客观历史事实说明钓鱼岛是日本侵略的产物,再现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重述《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中日友好联合声明》等历史文件内容,强调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法的破坏,是翻反法西斯的案,是仍未对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警示各国反法西斯国家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从而获得曾遭受法西斯迫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心理支持,将日本置于不利的舆论境地。

第二,善打“客观牌”。“客观牌”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此类国家的民众媒介素养较高,对新闻报道有其独特的观点和视角,且喜欢“客观事实”,崇尚新闻自由,因此在对这部分国家进行舆论引导要格外注意策略。以事实说话,呈现客观、真实的媒介环境,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也以同样客观的立场,晓之以理,同时,援引“第三方”论述,让民众明了真实的钓鱼岛事件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终达到认同中国立场,理解中国人民情感的目的。

第三,善打“联系牌”。“联系牌”的打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打东南亚国家“情感联系牌”,东南亚大多国家和中国都存在领土争议,所以对于中日岛争也持关注态度,尤其是密切关心中国对于领土争端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对于这部分国家,在舆论宣传中,首先渗透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传播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强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仅在历史上都曾遭遇日本的侵略,是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重要盟友,如今也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深化合作的伙伴。舆论的重点可放在中国历史和未来命运同东南亚国家紧密相连,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转化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感中。二是打日本的“经济关联牌”,当争端冲突加剧之际,中国一般会采取隐形的、局部的经济战争,一方面警醒日本无视中国在钓鱼岛上的严肃立场将面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可警示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也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若要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休也将面临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苦果。经济战最需舆论的紧密跟进,一旦舆论引导滞后,极易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不从大局出发的“小国”形象,所以在采取反制措施之际舆论上需抢占第一落点引导各国民众明确经济制裁的责任方在于日本,正是日本公然挑战中国主权问题才导致两国经济贸易来往出现波动。

3.组建海外华人华侨传播阵地,发展国际舆论引导的软实力。 海外华人华侨是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岛屿争端相对其他突发性事件更容易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海外保钓浪潮也曾在不同国家上演,所以发展国际舆论引导软实力的策略之可采取组建海外华人华侨的传播阵地,从他国内部发出力挺中国的声音。

第一,发挥华文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的主体是媒体,大众媒介通过议题设置来巧妙地引导舆论,选择并突出报道某些问题,使这些问题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而受众由于参与传播议程的能力有限,往往被媒体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议程设置对于舆论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在面临岛屿争端突发事件时,应从爱国主义情感上争取华文媒体的支持,促使华文媒体与中国政府所预期的舆论相一致。中国政府可主动为华文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源”,积极主动为媒体设置议程,再由华文媒体向国外当地社会公众设置公共议程,达到将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传播给当地华人华侨及当地他国民众,将争端事件中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降到最低。

第二,借助意见领袖,形成舆论场。为了有效提升对公众的舆论引导力,除了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外,还需借用“外援”,利用意见领袖加强与公众的直接沟通和引导,引导公众进入理性思考。近年来,华人华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趋势明显,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的话语权也渐渐提高。为引导舆论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可考虑借助“意见领袖”的力量。“意见领袖”可以是名人政要、学者专家,也可以是企业家、社会团体,可以由华人华侨担当也可以是由华人华侨出面联系的当地“名望”,双管齐下,共同形成舆论场,发出有利于中国的声音,从而引起当地主流媒体的注意,甚至影响该国舆论走向。

〔1〕 姚冬琴.全球近60国家存岛屿争端,多诉诸国际法庭解决〔J〕.中国经济周刊,2012,(8).

〔2〕 廖建国.危机事件的舆论国际化趋势及应对模式转换〔J〕.新闻界,2012,(12).

〔3〕 陈力丹.舆论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3.

〔4〕 武闽,黄全权.国际舆论及其建构机制探讨〔J〕.现代传播,2011,(7).

〔5〕 胡中卫.我国领土争端相关网络舆论浅析〔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 张建.奥运折射中国国际舆论环境仍严峻〔N〕.东方早报,2012-08-14.

〔7〕 对日本经济新闻社驻华记者森安健的采访〔N〕.金融时报,2012-09-20.

〔8〕 赵可金.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09AZD032);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 “保证和提高文化建设投入的机制和政策研究”(SKZD201201)

钟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蔡尚伟,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4。

D822.331.3/C912.63

A

1008-9187-(2013)01-0022-05

【责任编辑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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