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文化角度检视党内“批评”方法的学理价值

毕英涛

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视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也是中共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方法。中国的社会历史与中共自身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传统和作风还多有提及，也频繁见诸于各种中共的文件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中共在开展自身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其出场的次数甚多。从政党文化角度切入，站在当前时代来检视中共党内批评方法的历史价值，无疑有其学理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和第一国际时期，“批评”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尤其在一些重大理论和观点的论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斗性”很强，特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有鲜明而个性化的表现。列宁时代则不同了，党自身的建设严重地影响着革命实践，党的思想统一与队伍纯洁，直接体现为党的战斗力工作力，直接体现为革命成果和革命绩效，因此，列宁十分重视开展党内批评。早在建党初期，他率先而明确地提出了“自我批评”这一概念。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1〕他还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2〕不仅如此，他还率先垂范并运用于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国家”。被列宁称为“我们党的宠儿”的布哈林当场表示不赞同，认为应该是“工人国家”。后来，列宁经过认真思考，公开并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指出:“讲到12月30日的辩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 ‘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到:‘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觉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3〕透过这件事发现，在列宁看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切实掌握如下几条原则:应当慎重、合乎分寸，做到实事求是;出于公心，掌握是非要用一个尺度;对敢于开展批评的同志，不许进行打击报复;对愿意改正错误的人，要既往不咎，不能抓住不放。〔4〕纵观列宁的论述及其后来他的实践，列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紧紧围绕党的重大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展开，别无他图和私人利益，这些是列宁作为一代历史伟人留下的宝贵历史财富。

二

中共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式肇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正式而众所周知的说法“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首要任务是整顿学风”。概言之，开展整风运动是基于弥补中共全党理论准备的不足;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但是，学术界近年来对此还出现了多种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开展这场运动的初衷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莫斯科的瞎指挥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内迄今为止仍然普遍存在的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莫斯科的思想情绪感到忧虑。他要通过整风运动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全面摆脱‘国际指挥中心’，彻底排除其对中共政策的干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政治路线。”〔5〕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事实上在整风运动期间，“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被异化了。曾出现了周恩来花一周时间作检讨;“抢救运动”与肃反化;鲁艺90%以上的人都受到怀疑，被打成特务;王明称病拒绝参加整风运动等等。姑且不论整风运动内容的本身，仅就“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而言，被严重异用和盗用了。至少体现了几个特征:一是批评方法成为党内斗争的武器，从而混淆了党内批评的本质，干扰了开展批评的目标实现;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中的批评 (他人批评)，成为整人的前奏和开展政治运动的序曲;三是开展批评的初衷客观上与最终目的严重相悖，党内“左”的思潮重新开始抬头并为后来的党内斗争客观上埋下了隐患;四是批评的内涵被异化，被批评者常常成为被批判被政治清除的目标和对象，批评向批判转化时有发生，将党内思想斗争和矛盾的性质升级，最后变为消除异己的政治手段。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惨重，以至于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时，向相关当事人、受害人鞠躬致歉。

三

正视批评方法使用的历史过程，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继续批评方法作用的前提。但是，目前时代下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党情的变化最为剧烈。具体讲，以下因素务必充分检视:

一是党内利益的差异化。不可否认，中共从成立之日就一直追求执政地位，执政后就一直追求长期执政，这既是党的自身利益，也是党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作为一个政党，长期存在的不在少数，纵观国际，“百年老店”式的政党不是个别，就连海峡对岸的中国国民党也是百年高寿。然而，作为党的个体细胞来说，党员的生命是有生理时限的。党员在承认、拥护、捍卫党的根本利益的同时，党员个人的具体利益也是客观存在的。党员的个人利益常常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意义、政治权利的意义和法律权利的意义，党员的个人利益既有与党的根本利益相融相合相一致的方面，也有与党的根本利益相悖相离相冲抵的方面，这些特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是党员成分的多样化。党内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既有属地性党员，也有流动性党员;既有“老板党员”，也有下岗职工、农民工一类的党员;既有身居社会高位的党员，也有身处社会底层的党员;既有认真履行党员义务职责、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也有不认真履行党员义务职责、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长期不缴党费的党员等等。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中共党内党员之间角色的复杂化，而且有些党员还是角色交叉重叠，并随着时空的转换而角色不断对换。一些身在企业的“老板党员”，因各种原由 (如破产等形式)很快转换为纯粹“无产者”也不是个别。

三是党员之间的差距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公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是客观事实;公民个人的活动半径已大大增扩;公民的流动频率和半径大大增加;公民的个人角色叠加越来越繁多;公民个人的身份符号越来越复杂;公民个人之间气质要素(智商、情商、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源的拥有度等等)的比拼越来越激烈和残酷;公民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几率大大提升，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个人奋斗谋取社会资源的拥有最大化、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无法预想的。这些前所未有的时代要素，进一步加剧了党内党员之间差距的扩大。

四是党员历练的简单化。中外现代政党是作为政治信仰、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追随者、信仰者、奋斗者的集合体，是“道相同，才相谋”的同志。党员对党的忠诚度直接体现为整个党的总体质量。党员的忠诚度一是靠不断的学习，通过掌握真理来确认党员个人对党的理念的认同和坚信;二是靠党员经历各种自然突然发生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事变事件，从中锤练个人品格，打磨个人意志，洗炼个人思想，从而增强对党的信念的坚定。客观地讲，党员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考验要复杂些坚韧些，因为动辄就需要党员个人生命的付出。执政时期则不同，整个党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有序，党员个人生命付出的几率大大降低。但是，没有重大事变事件历练的累积，党员对党的忠诚度是要打折的。在当今时代，这一现状越来越让人忧虑和不安。

五是党员入党动机的复杂化。中共未执政掌权之前，党员的入党动机相对来说具体一些，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入党动机自然多一些，特别是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员入党后所承担的风险很大。至于党的奋斗目标何时能够实现，难以预料，因而入党动机表现得相对纯粹一些。但是，党在掌权执政后，一些人的入党动机自然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在中共执政掌权和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入党动机的微妙变化应当引起特别重视。除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党的纲领而奋斗入党者之外，客观说还存在部分人是因为谋取私利入党，或者是为改变个人命运入党。一些应届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因为有共产党员 (即便是中共预备党员)的身份，在谋职求位时也增加了竞争的筹码。这些现象事实上体现出入党动机物质化、功利化、世俗化的时代烙印，也增加了搞好党的建设的难度。

上述几个方面的时代变化要素分析，表明在党的建设中继续开展和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面所论之“五化”既是客观现实，也是难度体现，必须以创新的理念和思维，寻求新的突破口，大胆赋予“批评”方法新的生命力。

四

新的时代开展党内批评，肯定不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批评方法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在党处于执政地位、党执政60多年、领导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以及党自身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自我革新的条件下，有必要对党内批评的继续开展进行重新审视并创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一)从政党文化的角度，对党内批评的概念进行定位

“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文化，实质上就是指现代政党秉持和奉为圭臬的普遍价值。”〔6〕以此为据，新时代党内批评的目标可以明确为:党员党性修养提升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方式，党内民主监督的重要方式。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按照党性要求进行修养，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各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这个过程决不仅仅是党员身上先进思想意识量的增长，更是质的飞跃。因此，它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具体体现为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作风修养、纪律修养、能力修养六个方面。由此，党内批评不能够游离于党性修养这个主题之外，应该以此为开展批评的严格界限，否则，又容易被滥用。至于民主监督，通过开展党内批评讨论，开诚布公，以求得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

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党内批评的方法应是自我批评与他人批评相结合。自我批评是一种党性修养的内炼、自敛的过程;他人批评是一种助炼、助敛、效仿、学习、营造党内开诚布公、和谐讨论氛围的过程。自我与他人相结合式的批评，实际上就是通过开展批评，达到一种党员之间心与心的真诚交流、坦诚讨论的目的，从而实现党的真正团结，共同为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二)从政党文化的角度，检视自我批评与他人批评的学理价值

纵观中外历史，可以看到:一是自我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自省自悟”相暗合，存在着厚实的文化基础，易于被接受和实施。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讲究君子的修养之道。孔孟主张修身为本，以德服人、正心诚意、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他们认为“修身”“齐家”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进而实现天下大同。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自古重视道德修养，历来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实现这种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就是“君子自省自悟”。共产党员在当代中国社会本属精英，自当修养和素质更胜一筹，由此在党内开展自我批评，就是一种党员的“自省自悟”，这种内敛，无疑对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有正面意义。

二是易于使党内他人批评真正开展起来。目前情况下，基于党情的时代变化，在党内要真正开展他人批评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在自我批评尚未真正开展起来之前，开展他人批评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党内批评依然存在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必要性的情势下，真正能够使他人批评开展起来的前提，自然在于自我批评的真正开展。特别是党员自我剖析的勇气和胆识更是难能可贵，让人敬佩。这种真正的自我批评，自会对其他党员真正开展他人批评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示范，从而使他人批评真正开展起来并取得实效。如本文前面所述，列宁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三是易于发展党内民主，营造党内平等讨论问题的氛围，真正实现党内的思想交锋和民主监督。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发扬民主、广泛参与，以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7〕上述相关论述的关键在于真正开展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让党员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从而真正达到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目的。党员真正能够在党内讲真话、讲心里话，自然也就实现了党内的思想交锋和民主监督的目的。

四是易于端正党风，纯洁党的组织和队伍。党员之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同志，开展党内批评和民主讨论，终极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主导方是忠诚，反对方也是“特别的”忠诚，殊途同归。利用开展党内批评，“引蛇出洞”、打击报复、搞垮对手、整人害人既是历史的深刻教训，也是与当前时代背道而驰的实践活动，必须坚决防止其复活，彻底铲除其存在的土壤、消除其恶劣的氛围。通过正常的党内批评和思想交流思想交锋，达到党的新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必将极大地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和队伍，实现党的更高境界的团结。

从政党文化角度，站在当前时代来反思党内批评方法，无疑对真正推进和加强中共自身的建设，有其特殊的意义。

〔1〕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0.

〔2〕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

〔3〕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237.

〔4〕魏泽焕.学习列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方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4).

〔5〕吴业勤.延安整风运动原因新探〔J〕.党史文苑，2007.(16).

〔6〕毕英涛.从政党文化透视坚持党员主体地位的意义〔N〕.学习时报 (教育导刊)，2008-01-15.

〔7〕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N〕.光明日报，2010-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