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
——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颜方明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
——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颜方明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圣经翻译；经典化；翻译策略

一

有资料记载的《圣经》汉译从唐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圣经》汉译形成群体合力，1919年的《圣经》和合本的诞生标志着传教士《圣经》汉译事业达到顶点。在经历了漫长的不懈努力后，汉文《圣经》译本终于得到了华人读者群的普遍接受，基本取得了可与中国的佛道儒文化经典相提并论的地位。尽管《圣经》和合本存在瑕疵，但其地位历经近百年的时间后却依然无法撼动。《圣经》汉译的中外研究者也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魏贞恺、庄柔玉、尤思德和任东升是影响较大的几位。魏贞恺从《圣经》汉译活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研究了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庄柔玉用多元系统理论对《圣经》汉译的权威现象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尤思德从翻译史的角度挖掘了和合本产生的来龙去脉，任东升从文学和文化角度研究了《圣经》汉译历史，这些研究部分涉及了和合本的经典化现象，但没有从历时性角度对传教士译者不同时期《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及和合本取得经典化地位的原因进行较详尽的研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和译文文本分析，本文将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划分为全盘汉化策略、话语独立策略和适度“道儒化”策略三个阶段，并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关键视角，揭示传教士译者经典化策略是最终促成和合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传教士译者《圣经》汉译策略变迁

从唐代景教士《圣经》汉译开始，《圣经》译者就采取了全盘汉化翻译策略。大秦景教碑文作为现存最早的能证明《圣经》汉译史实的碑刻文本，文本中“随处可见佛、道、儒的痕迹”[1](24)，如“鼓元风而生二气”“玄妙无为”即源自道教的“阴阳二气”和老子的“无为”之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物外高僧”中的“法”“寺”“僧”都是佛教通用术语，“代宗孝义，德合天地”“仁以作施”中的“孝”“义”“仁”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当时基督教刚刚开始由景教士传入中国，传教士译者在对《圣经》教义进行阐释时为了顺应强势的汉文化，采用了佛道儒的核心思想和关键话语对《圣经》进行了改写，碑文文采及气势完全可与佛道儒经典相提并论。由此可以看出，唐朝时期远赴中国的景教士为了方便传教，尝试用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话语阐释《圣经》教义以取得好的接受效果。明末，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初入中国传教时采取的传教策略是“尊重中国文化并愿意遵从中国习惯和规范”[2](93)。他最初自称“西僧”，后来又改称“西儒”，并在“起居、饮食、仪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3](42)。他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合著的《祖传天主十诫》(亦称《畸人十篇》)是《圣经》的部分译述，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佛道儒话语诠释《圣经》，如“轮回”“业报”“夫子”和“道”等。通过在华几十年的历练，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认识到儒家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从他开始，部分基督教传教士有意识地向儒家靠拢。但这些早期的传教士译者并没有将进行汉文《圣经》提升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同等地位的尝试，而仅仅是利用佛道儒经典话语阐释《圣经》教义。

与利玛窦同时期的一些在华传教士和罗马教廷对他顺应中国礼仪的做法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天主”的不忠，有悖于基督教教义。该观点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已经初步具备了汉语《圣经》话语体系的独立意识，这一点也反映在其后的《圣经》汉译过程中的术语变化上。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在其有关耶稣的著述《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中首次用到了“圣经”概念。同时期的阳玛诺(Emmanuel Diaz)教士节译的部分新约《圣经》于1636年出版，首次将“圣经”概念用于翻译《圣经》书名，称为《圣经直解》。至此，传教士译者们开始正式用“经”冠名《圣经》，与佛道儒等传统经典相提并论，同时以“圣”的概念打上了“神圣”印记并使其不同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相对而言，景教时期的“圣经”则以“真经”命名，在概念上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佛教经典的称呼相混淆。从《圣经直解》开始，《圣经》汉译还开始创造一些明显有别于佛道儒话语的术语，如“福音”“人子”等术语。而之前使用颇多且容易与道儒经典中常见术语相混淆的“道”则在使用上变得较为谨慎了，而且还尽量避免使用佛教色彩浓厚的术语，如“轮回”“业报”这类术语此后基本没有出现在《圣经》汉译过程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最早开启《圣经》全译的传教士译者之一，他在论述《圣经》汉译时更是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圣经》汉译时要“力求不用异教哲理和宗教专门名词”[4](154)。基于该翻译原则，马礼逊尽量避免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话语，而更多使用通俗易懂的词汇来翻译《圣经》，整体风格上则使用一种结合古典经籍著疏和《三国演义》的文体，既能“表现神圣作品的尊严”，也能“产生一种流畅易读的表达方式”[5](23)。在这个阶段，传教士译者的《圣经》话语独立意识和经典化策略并存，但还没有找到有效平衡点。

传教士译者在马礼逊《圣经》译本及其翻译策略的基础上，从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译本开始采取了少量“道化”策略。郭实腊译本实际上是由四人译经小组(包括郭实腊、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一起共同努力的成果。虽然其中《旧约》主译者是郭实腊本人，《新约》译者则主要是麦都思，但笔者认为译本中关键术语的处理应该是小组成员基本达成共识的。该译本将圣经中的重要术语“logos”译为“道”应该是第一次在《圣经》汉译中出现，另外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除了“preach”用“宣道”来译，“message”“prophets”“word”“teaching”“command”等都用与“道”相关的词组或短语来表达。这一选择被其后的大部分传教士译本以及当代的大部分译本所采用应该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传教士群体乃至整个西方知识阶层对道教教义与圣经教义具有部分契合的集体认知。他们认为“道教三圣暗合神秘的三位一体”[6](327)，源自“柏拉图学派的‘Logos’与中国的‘道’在很多方面契合”[6](327)。和合本也同样继承了这一用法，而且采用了更多的儒家经典话语，如用“夫子”译“rabbi”、用“休妻”译“divorce”等。这类术语在当代的新译本中分别被改译为“拉比”和“离婚”，但新译本并没能在华人基督教会中广泛传播开来。仅从读者群的接受视角来看，和合本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圣经》汉译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传教士译者们在《圣经》话语独立化和文本经典化之间终于寻找到了一个较佳的平衡点，既满足了传教者和信徒的独立话语诉求，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华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读者的审美需求。

三、传教士《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

传教士《圣经》汉译经典化努力以和合本的诞生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该译本得到了众多评论者的赞誉，读者普遍反映该译本优于之前的译本，“对于原文极为忠实，而文笔亦甚为流畅”[7](49)。从该译本使用至今仍然是华人读者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来看，和合本作为西方典籍汉译的经典成就之一是毋庸置疑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传教士译者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

译者权威化是和合本取得经典化地位的关键因素。译者的权威，尤其是权威的译者群及其赞助人奠定了和合本“钦定”的地位，在读者中赋予了该文本的权力审美特征。从历史脉络看，从19世纪初开始的传教士译者的《圣经》翻译活动大部分都取得了宗教官方的许可和赞助。马礼逊和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为《圣经》全译的两位先驱，分别受英国伦敦传道会和英国浸礼会的委托于1807年和1806年翻译《圣经》全本。马礼逊的翻译活动由于在中国大陆进行而且译本出版后在华人基督徒中流传更广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马礼逊和马士曼的《圣经》翻译都得到了英国教会和大英圣书公会的关注和资助。他们之后的委办译本是和合本产生前在基督徒中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译本。委办译本也得到了大英圣书公会的承认及资助，其译者群都是精通汉文的传教士，而且译本最后还得到了中国著名学者王韬等华人助手在文字上的润色。该译本付诸出版后几十年不仅大英圣书公会“给予了最崇高的评价”[5](100)，华人读者对委办译本评价也很高，“将它与中国的典籍做比较”[5](95)。因为该译本是由基督教会在华各差会的代表联合翻译的，所以被称为委办(或代表)译本。委办译本的翻译工作启动适逢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携军事上的胜利，政治地位也取得了很大幅度的提升，为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和传教工作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委办译本从其产生到和合本出版之前的优势地位跟译者群本身的权威影响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后，随着历史环境的进一步变化，西方在华各基督教会希望出版一个适用于新语境中的权威联合译本，使得《圣经》话语体系得到统一，更有利于福音在全世界华人中的传播。1890年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翻译一部中文联合译本，即和合本。该决议被誉为本次大会的丰功伟绩，为和合本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圣经公会在整项计划中作为经济的资助者，具有决定性的位置。”[5](199)同年10月，美国圣经会和大英圣书公会分别发出正式的支持批准书，表示对本次传教士大会决议的官方支持。而苏格兰圣经会与本次传教士大会代表们经过争论并在后者满足其提出的条件之后，也最终同意了大会的决议。自始至终，《圣经》和合本的翻译都是处在权威教会机构大英圣经公会、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在翻译过程中传教士译者们的工作进展都要及时向他们汇报。和合本的翻译从传教士大会决议到最后的出版，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宗教官方的权威支持，而且西方在华的各个传教团体派出了最有影响、精通《圣经》和中文的传教士参与译经活动，这是该译本成为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圣经》翻译经过试译、讨论、试用并反复修订后，利用传教团体在华人读者群中的推广使用在宗教官方赋予了和合本权威特征，并经过长时间使用后因“钦定本效应”而产生了经典化审美效应。

和合本取得经典化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该译本的文化和合审美特征。传教士译者在《圣经》汉译话语独立化的同时，也在寻找一条汉文《圣经》本土经典化的道路。从早期的全盘汉化，到后来的去佛化、少量“道化”和适度“儒化”，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传教士译者翻译《圣经》的文化和合策略。就和合本中的文化杂合特征来看，译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道儒话语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并制定了文化和合化策略，使得《圣经》译本既有不同于佛道儒经典的独特异域审美特征，也有相似的审美共性，成功“避免在文化交融过程中丧失自身的文化身份”[8]。在佛道儒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文化是从印度引进后归化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其宗教色彩最浓。在早期全盘汉化策略之后，利玛窦时期开始一些反对过度汉化的传教士译者们考虑到了将佛教话语应用于《圣经》教义阐释很可能会导致《圣经》自身话语的湮没。因此传教士译者们从这个时期开始采取去佛化策略，在《圣经》译文中避免使用佛教话语。和合本中的文化和合对象也不包括佛教文化，而只是适度将《圣经》文化与发源于中国本土的道儒文化进行了嫁接。从相关《圣经》译文分析，文化和合翻译策略从最初的全盘汉化伊始就被传教士译者所采用。由于汉文《圣经》话语在最初引入中国时完全是从零开始，传教士译者们为了有利于基督教义的宣传和接受，利用佛道儒话语对《圣经》教义进行了本土化阐释。利玛窦时期的罗马教廷及一部分在华传教士担心全盘汉化的文化策略会影响汉文《圣经》话语体系的独立性、导致基督教义的异化而反对这一策略。此后的传教士译者开始寻求在话语独立化和文本审美经典化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点。在这一宏观策略的支配下，传教士《圣经》译者彻底摒弃了佛教话语，因为在佛道儒三大中国文化支柱中佛教话语宗教色彩最为浓厚，而且不同佛教教派分支所倡导的无神论和多神论与基督教的一神论具有不可调和的信仰分歧。而在传教士们看来，道儒两家的部分教义及其经典可以帮助他们很好地实现文化和合策略，尤其是“儒家传统与圣经教导之间的相通性”更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9](148)。传教士《圣经》译者们都认为道教三圣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异曲同工，核心概念“道”与圣经核心概念“Logos”在很大程度上相契合。另外，道教倡导的原初宇宙“混沌观”与圣经中上帝创造天地之前的“混沌状态”也具有共性。所以传教士们在《圣经》汉译过程中选择了“道”这个核心概念普遍用于汉文《圣经》中对其教义进行阐释。而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与基督教倡导的“爱”和“因信称义”等核心教义不谋而合，而且有一部分传教士还认为“儒家的‘五伦’、‘三戒’、‘五常’等道德伦理原则与基督教的‘五伦’、‘十诫’相比，证明两者完全一致”[10](101)。另外，从汉朝开始儒家文化就一直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是中国的强势主流文化。所以，传教士《圣经》译者们少量利用了道教话语和部分儒家话语在《圣经》汉译过程中与基督教义实现文化和合，文化经典之间的“这种互动至今还在生机勃勃地向前进展”[11]。将汉文《圣经》中的佛道儒话语进行成分多寡的比较，佛教话语成分几乎为零，道教话语只占极少部分，相对而言儒家话语所占比重稍多。传教士们成功的文化和合策略使得《圣经》文化与汉文化“通过碰撞、沟通、逐渐融合，完成文本行旅”[12]，促成了《圣经》话语独立化和经典化的平衡典范，而且这种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的混血特征赋予了和合本独特的审美效果。

官话和合本在译本文学化方面的努力也是该译本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文本特征来看，官话和合本在文体和修辞等文本特征方面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官话和合本的第一任主席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r)1900年在《教务杂志》上的《官话圣经的风格》一文中明确提出[13](176)：① 字词应当是操官话的平民百姓所日常使用和明白的。书面用语和不大通用的用词应该避免。② 文句的结构应符合口语。③文笔风格应该清楚简单。 ④ 文笔风格应是真正的中文。外国人所撰写或监督的官话往往在用字和习惯上，多少有些洋化。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译者群在追求《圣经》译文通俗易懂的同时强调译本文笔的地道性，期望在华人读者中达到理想的接受效果。第二任主席富善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翻译文体的原则也同样继承了狄考文有关文笔风格的原则，提出：“语言必须是真正口语化的，容易被所有能够阅读的人所明白；语言必须是普遍通用而不是地区性的官话；文体虽然要浅白易明，却必须高雅简洁。”[13](179)在狄考文所遵循原则的基础上，富善(Chauncey Goodrich)更明确加上了“高雅”这一特征。巧合的是，官话和合本全本于 1919年出版之时适逢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圣经》也因此“在五四运动早期被当作翻译的典范，并作为白话文范本而产生了一定影响”[14]。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四福音书曾在许多政府学校中被用作标准的国语范本”[13](180)。由此，不难看出历经29载由传教士译者群译成的《圣经》和合本的文笔水平是得到了当时官方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承认。结合圣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官话和合本风格的成功是传教士译者群不懈努力的心血结晶。官话和合本的传教士译者除了在文体风格上的追求，在修辞方式上也力求再现原作之美，达到语义和审美的等值效果。他们在论及《圣经》汉译原则中公开提出“比喻必须尽可能直接翻译出来，不可意译”[13](178)。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新约》希腊文原文中绝大部分比喻在可能的情况下都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来处理，如“耶稣是世界的光”“开了信道的门”“我们所不能负的轭”“圣灵所结的果子”“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我就是生命的粮”等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等值效果。这些比喻中有一些是中西文化认知体系的共有比喻方式，如“柱石”“开门”“负轭”等。有些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表达方式，如“生命的粮”“圣灵的果子”等。另外，一些比喻在保持原文意象的基础上，也进行了适度文化改写，如翻译《圣经》原文比喻意象“cup”时在保留“杯”的比喻意象的基础上，加上了中国文化中象征好运的“福”概念的内涵特征而构成了“福杯”新意象，增强了《圣经》译文在华人读者中的审美效果，成为汉语《圣经》中的经典意象；而在翻译“the field of blood”时译者们将其处理为“血田”则是对中国文化意象“福田”进行了改写，与“血”意象所传达的“血腥”“罪恶”语义内涵进行了整合，使新造的“血田”意象再现了《圣经》文本所要表达的负面情感强度，因为原文意象“the field of blood”指的是犹大用出卖耶稣所得奖赏而购置并最后殒命于此的土地。综合分析传教士译者们的翻译原则和《圣经》和合本文本特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传教士译者们不仅把汉文《圣经》当作神圣的宗教文本进行翻译，严格遵循意义上的等值；同时也把它当作文学文本对待，非常注重译文的可读性。这一点与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结语

作为基督教会的传教工具，《圣经》文本的基本功能是传播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圣经》文本作为西方社会的文化经典，本身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圣经》汉译这项艰巨的任务最早由西方来华传教士担任，他们为了向华人宣扬上帝的福音、让更多的华人都能阅读《圣经》并明白上帝的旨意，一开始就在努力尝试译出理想的汉文《圣经》，在服务于信仰传播的基础上兼顾《圣经》的文学特征。为了在达到良好接受效果的同时还能保持基督教义的独立性，传教士译者们努力寻求让汉文《圣经》在保持话语独立化的前提下能达到文本经典化效果。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传教士译者群的集体努力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圣经》和合本成为华人世界流传最广、最具权威效应的汉文《圣经》，出版至今都没有其他译本能取代其权威地位。究其原因，在于传教士译者群体在获得宗教官方支持的同时，在《圣经》文本翻译时采取了文化和合策略和译本文学化策略。其中第一点是文本之外的因素，因为和合本的翻译过程和译本的使用与推广得到了权威宗教机构的支持而获得了宗教界的广泛认同；后面两点是文本的内在因素，传教士译者们由于采用了恰当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而得到了教内外读者的普遍接受。这文本内外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促成了《圣经》和合本在保持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话语独立特征的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一些共同文本审美特征，从而成就了和合本这部圣经汉译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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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nonization of foreign classics i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anonization strategy of missionaries’ translatingBibleinto chinese

Yan Fangm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From Tang Dynasty to the publication of Union Version ofBiblein 1919,missionaries were in pursuit of proper methods to canonize ChineseBible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This pursuit underwent three stages,i.e.totally Chinesization,linguistic independence,and proper adaptation to Taoism and Confucianism.As an authoritative version,Union version resulted from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missionaries’canonization in translating Bible into Chinese.The success of Union Version mainly rests upon coopera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ranslators,fusion of cultures and literariness of the text.

Bible translation;canonization;translation strategy

H059

：A

：1672-3104(2014)04-0259-05

[编辑: 胡兴华]

2014-04-30；

：2014-07-10

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传教士圣经汉译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13Y04);2014年教育部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翻译理据学研究”(14XJA740002)

颜方明(1974-)，男，湖南隆回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认知与翻译，圣经翻译，诗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