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污染减排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的必要性

张昊杨镁凝

（1鞍山市环保信息宣教中心 辽宁鞍山 114000 2鞍山市环境科学技术培训中心 辽宁鞍山 114000）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是我国从“十一五”期间开始推进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而目前，来自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挑战正在日益加剧。从2013年到2014年初，几场席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区域造成严重污染的雾霾，敲响了环境质量显现恶化趋势的警钟，甚至使多年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遭受质疑。那么，究竟是哪些环节出现问题，导致了政府如此大力推进污染减排工作，却迎来环境质量恶化的相反结果？纵观几年来的污染减排工作，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批建成投运，电厂、烧结机、水泥窑等大污染源安装了脱硫、脱硝设施，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得到淘汰，成效不可说不显著。然而，由于以政府为主体污染减排工作一直是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动因之下、以末端治理为主要形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这需要在在污染减排工作中更多地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1 从排放负荷角度看，公众生活减排是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重要构成部分

从国家污染减排工作确定的四种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来看，参考国家公布的2010年排放量数据，生活化学需氧量、生活氨氮和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占三种污染物全国排放总量的38.9%、57.87%和8.59%，生活及机动车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占氮氧化物全国排放总量的28%。以笔者所在的鞍山市为例，全市城镇人口每增加1万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生活排放量就将分别新增234吨和32吨，这相当于一个大型水污染企业的排放量。而鞍山市每年新增机动车所带来的氮氧化物新增排放量都在1500吨以上，相当于每年在市区内新建一条年产3000吨且没有安装脱硝设施的水泥立窑生产线。同时，公众的“不环保”生活习惯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间接排放。解构日常生活，社会公众的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将造成最终环节上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部分公众缺少节约用水习惯，将使洁净水的消耗和污水的排放量同时增大；过度使用洁净剂等用品，将使生活污水中污染物浓度增加；不节约用电习惯，将增加电厂的负荷，多燃烧煤等燃料造成更多的大气污染；摒弃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到处驱车就驾，甚至追求崇尚大排量汽车，都会加重城市空气环境污染。

2 从措施选择角度看，公众参与是实现污染减排的根本途径

从国家政府推进减排的机制来看，似乎更倾向于末端治理，工作中更多地采取政策推进、监管并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公众参与无论是在机制上还是在途径上，都暴露出严重不足的问题。而综观现有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论，处理污染问题一般应按照减排化、资源化、无害化优先顺序进行，而污染排放的减量化，与社会公众的参与密不可分。从上文对社会公众生活排放占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负荷的分析情况来看，生活排放量占污染排放总量的份额较大，应发动和倡导社会公众提高减排意识高度，从源头治理角度实现污染减排。同时，从广义角度来讲，污染减排工作中，“公众”的核心和主体是公民，还应包括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行使职权之外的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也理应是污染减排的参与主体。污染减排的推行是一项社会工程，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公众参与是污染减排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

3 从法治建设角度看，公众参与污染减排是社会管理有序发展的必然需要

在环境出现明显恶化状况的当前，提出公众参与污染减排的倡导难免会面对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置疑与抵触情绪。由规划不科学导致的过度发展、政府治理不及时造成的环境问题，最后要演变成少数富人和企业经营者受益、环境遭受污染、公众被迫买单的状况。其实，这种流于“网络愤青”式思维的理解是极其片面的。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与益处很大程度上是共享的，而过度发展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很大程度上也是均摊的。其间之所以会有少数人损人利己、更多受益却免于担责、受害，关键在于法治上的不完善和执法监督的欠缺。而实现健全的法治与监督，正需要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来弥补和保证。污染减排，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质量，也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属于社会公共事务范畴。公众参与污染减排、环境治理乃至更多的社会管理，是整个国家完善健全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在污染减排中全面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意义重大，势在必行。政府应在推进污染减排治理措施的同时，全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注重环保信息公开，健全相关法治保障体系，拓展公众参与污染减排的途径。事实证明，无论是法令法规还是政策举措，只要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就能为社会接受并推行开去，前有已经成功贯彻落实的“杜绝醉酒驾驶”和正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公共场所禁烟”，在污染减排与环境保护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这一举措，一经倡导和实施必将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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