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袁文才、王佐研究述评

□贺文赞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 343600)

党史人物研究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热的兴起，井冈山斗争时期历史人物研究方兴未艾，这些研究包括主要历史人物研究、人物群体研究、特殊人物研究等。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个特殊人物，研究井冈山斗争史，就绕不开袁文才和王佐。因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巩固和丧失都与袁文才和王佐息息相关，袁文才和王佐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兴衰成败。袁文才、王佐的传奇人生引起世人的关注与两件历史事件分不开，一件是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接见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另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有人指责其错杀了袁、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江西地方党史研究者为主，部分党史研究者就把研究的注意力投向了这两个著名的绿林人物。30多年来，先后有10多部书籍、200多篇文章以袁文才、王佐为研究对象。内容主要集中在:解密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过程;袁文才、王佐与井冈山根据地其他主要人物的关系等。本文仅就散佚在各种报刊杂志的研究论文作一述评。

一、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及相关当事人

在200多篇研究袁文才、王佐的文章中，探究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原因的文章占了近一半。“杀害”，是指用一种严酷、惨烈、血腥的手段结束一个人生命的方式。杀人本身就是一件悲惨的事情，“错杀”就更加引起人们的好奇。追根究底、探本溯源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研究者把研究重点放在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原因的探究上是情理之中的。为什么说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有一定的关系?袁文才、王佐为什么会被错杀?哪些人在杀害袁王事件中起了作用?这一系列问题都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一)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

根据一系列史料及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引兵井冈就是奔着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而来的。从1927年9月29日来到三湾，毛泽东及其秋收起义部队就面临着如何处置与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的关系问题。从古城前委扩大会议有人提议包围吞并，到毛泽东定下团结改造方针;从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传下诛杀土匪武装首领的指示，到柏露会议毛泽东否决杀害袁、王。袁、王的命运一直悬系在杀还是不杀的边缘，最终，袁、王还是被杀害了。究其原委可谓错综复杂，其中经过也是委婉曲折。袁、王被错杀是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

刘受初、马于强在《试析袁文才被错杀的自身原因》(《吉安师专学报》，1997)中，重点从主观上分析了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指出:袁、王自身的一些错误是导致被错杀的重要因素。即:1．烧毁新城巽峰书院;2．抱着打击报复土籍人的目的来对待打土豪分田地;3．提出“轮流坐庄”;4．杀害刘真之妻;5．大敌当前，临阵出逃;6．攻打永新不听调遣;7．罗克绍事件。

苏杭、姚金果在《从历史文献看“二二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党的文献》，2005)一文中，通过解读中共六大文件、彭德怀和陈正人的有关回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有关报告和红五军军委的有关报告，得出结论:“造成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根本原因，是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袁文才、王佐的政治定位有误，而一些与袁、王有矛盾的人利用了这一失误，借口中共六大文件有杀土匪首领的政策，以‘罗克绍事件’为契机，将袁、王杀害。”而湘赣边界党和军队领导人对袁、王的政治定位产生失误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在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弥漫于全党的“左”的错误倾向。在主观上，是由于边界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水平的政治素养。没有理论识别力和政治判断能力，就容易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和支配，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政策，以致作出错误的决策。

颜广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1990)中提出:造成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一是与党的六大所制定的对待土匪问题的过“左”政策有关，二是与湘赣边界特委对袁、王个人的成见有关，三是与袁、王本身的弱点有关，四是与红五军领导同志的偏听偏信有关。

张哲、陈胜华《共产国际与“袁、王事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一文深入探究了共产国际与“袁、王事件”的关系，指出:“中共六大所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渊源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受联共(布)、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扩大化的影响。因而，当中共六大所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传达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在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中产生了极其错误的影响，为他们错杀袁、王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2月24日被错杀于永新城。”

谢宏维、叶丽燕在《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资料》，2008)一文中从党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重点分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客籍冲突、阶级矛盾与意识形态斗争，指出，井冈山土客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缺乏阶级分析意识，没有阶级团结、阶级斗争的意识，矛盾就不可能根本调和。土籍的龙超清与客籍的袁文才之所以在革命之初能联合起来，原因在于他们都有打倒地主、进行革命的共同目标，彼此都要借助对方的力量。但是，二人的暂时结合并没有改变地方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随着革命的深化，土客籍矛盾必然会激化。谢宏维、叶丽燕还从探讨湘赣边区的社会矛盾与苏区革命关系入手，指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土客矛盾、地方主义、宗族主义及宗派斗争等地方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党内路线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对苏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杀即为集中体现和爆发。这一事件的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远远超出了个人命运悲剧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范畴。以湘赣边区为场域，将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揭示地方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影响。”［1］

胡龙生在《对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的再评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5)中谈到:袁、王被杀的真正原因有五个方面:土、客籍矛盾使边界特委欲早日除去袁、王;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为杀害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湘赣边界特委的错误认识使袁、王被杀成为必然;袁、王自身的缺点错误也是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红五军在处理袁、王问题上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土、客籍矛盾激化是袁、王被杀的最主要原因。其中，特委杀害袁、王有两条主要理由:其一，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其二，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但是，胡龙生认为，从事实看来，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综合各学者的观点，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主要原因是湘赣边界党和军队领导人对袁文才、王佐的政治定位有误，次要原因是土客籍矛盾加剧造成土客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主观原因是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对袁、王抱有主观成见，中央巡视员和红五军领导人缺乏调查，轻信了地方党的负责人的错误报告，客观原因是中共六大决议对待土匪头领“左”倾政策的指示;直接原因是袁、王目无特委组织，对罗克绍事件处理不当，间接原因是袁、王自身的错误和缺陷。正是这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袁文才、王佐被错杀。

(二)与错杀袁文才、王佐有关的当事人

既然是错杀就有问责。部分作者对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相关当事人进行了研究。

朱荣兰分析:不断加剧的土客籍矛盾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客观因素;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是造成袁、王被杀的主观因素;边界特委的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在袁、王被杀的众多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要两者的矛盾不解决，即使没有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袁、王被杀也可能在所难免。”［2］

肖小华在《试析潘心元对袁、王被错杀事件的影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3)中指出:以往的研究对袁、王被错杀的原因作了充分的探讨，但还忽视了一个人物，那就是潘心元。其一，潘心元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湘赣边界巡视的动因是解决边界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存在的问题;其二，潘心元到湘赣边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湘赣边界的所谓土匪问题;其三，潘心元主持于田会议作出了杀害袁、王的决定，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

尹维斌在《“左”倾悲剧——朱昌偕错杀袁文才、王佐》(《党史纵横》，1998)一文中分析了朱昌偕在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中的作用:第一，1930年2月24日凌晨，朱昌偕亲手枪杀了袁文才;第二，诛杀袁文才、王佐是朱昌偕前往红五军请的支援，他向彭德怀作了不实的汇报;第三，朱昌偕在处理宛希先拘捕龙家衡造成错杀的事件中开罪了袁文才、王佐，加剧了双方矛盾;第四，朱昌偕多次在会议上不实指责了袁文才、王佐。

熊轶欣《解开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之谜与龙超清之间的恩恩怨怨》(《世纪桥》，2011)一文解读了袁文才与龙超清之间恩恩怨怨的关系:宁冈举义，袁文才和龙超清一起并肩革命，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大苍会见，龙超清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的使者。但是，后来在宁冈的土客籍矛盾中，他们又是当事双方的代表，在打土豪、分田地、工农兵政府领导人任用上，都没有站在党的利益的高度，而是纠缠于土客籍利益之中，最终发生矛盾，走向对立。“龙超清曾经是袁文才的革命领路人，却又在袁、王被错杀的事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这个问题上，最敏感的是彭德怀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庐山会议把彭德怀杀害袁文才、王佐作为一项罪状来批判。那么，彭德怀在杀害袁文才、王佐事件中只是听信地方党组织的汇报、执行地方党组织的决定吗?他个人对袁文才、王佐持什么看法?

胡龙生在《对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的再评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5)一文中披露了彭德怀1929年10月给湖南省委的书面报告:“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俩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生活非常舒服。袁文才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开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机时，他就私行回家，包办一切。王佐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开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支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袁、王二人老奸巨滑，守山成性，受不了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的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体。……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反形成土匪的尾巴。”［3］P23－24其中可以看出，彭德怀对袁文才、王佐是有看法的。他答应派军队解决袁、王不仅仅是偏听偏信。

但是，黎虹引用宋任穷的谈话认为:“当时有人把错杀袁、王当成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决定杀害袁、王的是井冈山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彭的责任最多是偏听偏信，他和杀害袁、王没有关系。”［4］陈培均、吴直雄在《略谈袁文才、王佐之死》(《南昌大学学报》，1980)中指出:袁王被杀害的主要责任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赣西南特委负责人朱昌偕。不顾事实地把袁、王被杀的一切责任全部归罪于彭德怀同志是站不住脚的。

综合多方研究，袁、王被错杀，中央巡视员、边界特委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责任最大，红五军领导人担负了执行者的角色，袁文才、王佐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历史的责任自然有历史来承担。今天再来研究错杀袁、王的相关当事人，当然不是为了问罪，而只是为了明辨是非，吸取教训。

二、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

袁文才、王佐既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袁文才、王佐是中国革命的功臣，这在1950年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时已经盖棺定论。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在接见谢梅香时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5］那么，袁文才、王佐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一)接纳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安家

1927年10月，袁文才、王佐打开山门迎接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让这支失败的部队进驻井冈山，并在这里落脚、安家、扎根、发展，建立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他们的部下此后反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恢复党的领导。正如张国华所说:“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6］P264

进驻安家是创建根据地的前提。袁文才、王佐占据的井冈山是催生根据地萌芽的土壤和呵护根据地成长的胎盘。曾广炆《袁文才、王佐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吉安师专学报》，1997)一文指出:没有袁文才打开山门，并动员王佐一起接纳毛泽东部队，就不会有根据地的产生。毛泽东部队没有落脚点，就得不到休养，伤病员就得不到安置，给养也无从解决。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坐下屁股思考，没有一块稳固的据点进行土地革命的实践，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酝酿，也就没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产生。

吴直雄的论文《试论宁冈客家首领袁文才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2007)指出:袁文才和王佐在茅坪、茨坪一带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劫富济贫、雄踞一方;发动宁冈暴动，成立革命委员会;配合安福、永新农民武装攻打永新，解救革命同志;始终保持警惕，保存自己的武装。这些活动，为毛泽东进入井冈山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武装基础和干部基础，为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一些基本条件。

宋任穷在《纪念袁文才、王佐同志》(《当代电视》，1993)中说:“袁文才、王佐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并主动要求红军派干部去帮助他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也很尊重派去的干部。我们在其部队发展党员，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建立士兵委员会等，都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经过党的教育以及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袁文才、王佐身经百战，作战勇敢，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们虽有缺点错误，但不坚持错误，仍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

(二)开展军事斗争，保护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

袁文才、王佐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贡献可以从时间上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段:

前期，袁文才、王佐为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扎根井冈山打下了军事基础。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是因为秋收起义二团团长王新亚介绍井冈山有一支党的武装，宋任穷把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送达，更让他坚定了上山的决心。宋任穷在《纪念袁文才、王佐同志》(《当代电视》，1993)中说:“当时的省委书记汪泽楷要我们的队伍往宁冈行动，说‘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几十条枪’，指的就是袁文才领导的部队。”大陇升编，袁文才、王佐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为工农革命军注入了有生力量。朱毛会师后，第二团编为工农红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是井冈山主力团之一。刘晓农指出:“袁文才指挥队伍击败了敌军对茅坪的三次进犯，永新的同志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批宝贵的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对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无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有很好的党’是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五个必备的条件之一。没有原来的党组织这一坚实的基础，根据地的开创肯定要困难得多。”［7］

中期，袁文才、王佐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战斗，为打败和反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会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广炆指出:作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力团，袁文才、王佐部队几乎参加了根据地所有的大型战斗，五斗江战斗、坳头垄伏击战，特别是新城战斗伏击、龙源口战斗偷袭、黄洋界保卫战袭扰，充分显示了袁、王部队的战斗力。“袁文才、王佐在毛泽东、何长工等的教育和启发下，思想觉悟、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积极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在捍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8］

后期，为恢复和保护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曾广炆《袁文才、王佐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吉安师专学报》，1997)一文指出:王佐部队和彭德怀红五军一起坚守井冈山，掩护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转移，红五军转移后，王佐部队仍然坚持隐蔽在井冈山地区与敌人斗争。后来，彭德怀部队返回井冈山后，三十二团又编入红五军，随红五军转战湘粤赣，红五军挥师北上后，王佐部队仍然留下担任保卫边界的任务，一直到1930年2月被杀害。“边界红旗始终不倒，除了边界党领导广大群众英勇斗争外，王佐率领的这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井冈山斗争的坚持，为其后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为毛泽东武装割据、游击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借鉴

董立仁《关于袁文才和王佐对毛泽东的启迪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2)一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的启迪。一是袁文才、王佐隐退大山、据山为险、不交武器、保存实力，为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二是袁文才、王佐以大山为倚靠，以老家为据点，团结身边群众，偶尔游击周边，为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三是袁文才、王佐穿梭于大山之中，忽东忽西，勤跑路，勤打圈，有时化零为整，有时化整为零，为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形成提供了启迪。

刘晓农的文章《袁文才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共党史研究》，1989)还指出，袁文才、王佐对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列，还有经济建设方面的、政权建设方面的以及文化卫生、安全防务方面的，但相比军事贡献，这些方面显得更次要一些。

三、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改造及启示

对袁文才、王佐部队改造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井冈山时期的军队建设有几个亮点:一是军队党的建设——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军队民主建设——成立士兵委员会，三是军队纪律建设——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四是俘虏政策——优待转化俘虏，五是绿林武装改造。

很多学者对袁文才、王佐部队改造过程和方式进行了研究。舒龙、陈安在《试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客籍斗争”》(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文中指出: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土客籍党员和官兵的培养，耐心教育官兵讲团结、讲纪律，树立阶级观念、强化阶级意识。正确对待土客籍矛盾、科学改造袁王部队对进入赣南闽西开展类似工作积累了经验。熊轶欣《浅谈井冈山时期红军对袁王部队的改造》(《沧桑》，2010)一文指出，井冈山时期红军对袁王部队的改造，主要注重思想意识改造、政治觉悟提高、军事素养的提升以及组织纪律的加强。

一部分学者认为，对袁文才、王佐部队改造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功实践。张丽君、徐光兵的论文《改造袁、王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党史文苑》，2013)指出: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就是一条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为主体的，联合知识分子、绿林武装和小资产阶级为辅助的一种统一战线。对袁、王的成功改造，正是毛泽东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最早运用到对待农民武装这一问题的成功实践。针对有的学者提出改造袁王不属于统一战线工作，梅宏在《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5)一文中作了有力的辩驳:首先，虽然袁文才个人1926年就加入了党的组织，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还是典型的绿林武装，没有党的理论指导，没有远大目标理想，甚至没有基本的组织纪律;其次，在改造、升编之前，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武装始终是采取谈判、合作的态度，不是指示、命令的方式，接触之初，毛泽东是以礼相待、以诚待人、平等协商的。古城修书，大仓会见，赠枪换粮款，都体现出平等的姿态，团结的态度。

袁建芳《从成功改造袁、王看毛泽东的策略思想》(《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一文认为: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成功改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系列超人的策略思想。一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略，二是尊重事物循序渐进的规律，做到“既不能缓、又不能急”，三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四是充分相信同志，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五是注意改造方法，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义”。程寿煌的文章《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看毛泽东高超的用人艺术》(《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指出，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成功改造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用人艺术。第一是不拘一格、知人善用，这体现在对袁文才、王佐的大胆使用上;第二是因人而异、用人所长，比如委派何长工改造袁王部队，任用王佐为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第三是交流干部、化解矛盾，比如委派徐彦钢、游雪程等到袁文才部，宋任穷等到王佐部，当土客籍矛盾激化时，将袁文才调离边界随红四军行动。

收编袁、王部队为我们党和军队改造绿林武装、化解土客籍矛盾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红军能在井冈山立足和发展，并且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剿和会剿，与成功改造袁、王部队是分不开的。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在红军的建设史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以后红军改造地方武装创造了光辉的范例。

四、研究的不足和拓展的方向

部分学者对袁文才、王佐研究虽然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但总体来说，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视角还偏狭窄，重复研究较多，下一步，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拓展研究思路:

(一)通过分析土匪武装、会道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解读袁文才、王佐现象

土匪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特别是到了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土匪是中国大地上一个特殊的、规模较大的、分布很广的群体，正如毛泽东所说，遍布三山五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借助了土匪武装的力量。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与土匪武装、会道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辛亥革命的许多领袖发动的起义，都有土匪武装、会道门参与和发挥作用。所以，毛泽东提出当革命的“山大王”、联合绿林武装干革命是有历史渊源和一定历史条件的。我党开展武装斗争早期力量薄弱，总想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收编过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就是从土匪武装里脱胎出来的。

(二)梳理我党早期对待土匪的政策，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待土匪武装及其头领的态度，正确评价党早期土匪政策的得失

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决不是空穴来风，这与我们许多地方党组织利用土匪武装以及在利用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土匪头领的投机性和不确定性。他们看到有利可图，就答应合作，一旦成功就会争利，一旦失利，马上反水。秋收起义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在起义刚刚发动时就临阵倒戈，加速了秋收起义的失败。张永在《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中提到:“在1927年中共开始武装暴动的时候，由于军力薄弱，收编土匪成为迅速壮大革命武装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很重视在暴动中吸收土匪武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改造，这个策略最初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接下来，暴动失败后小股红军和游击队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偏远山区寻求生存机会，这些地区常常有大量土匪武装盘踞。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之下，土匪往往倾向红军，很多土匪武装被收编充实到红军中来，迅速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创建初期的红军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红军游击战术的某些重要成分也直接来源于土匪武装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至于在处理袁文才、王佐的方式上，绝对不只是一个个案，其他有些地方对待土匪武装的头领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比如在赣东北、鄂豫皖、赣西南以及赣南、闽西根据地，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所以，袁王被害并不是个别、偶然现象，而有其必然原因。

(三)虽然搞清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责任人有必要，但问罪、鞑伐却不应该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问罪就过分了。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党整个都受“左”倾思想支配，很多错误不仅仅是个人的错误，或是某一个组织的错误，而是整个党组织的方向性错误。甚至许多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最后也成了“左祸”的受害者，制造袁文才、王佐事件的多个当事人就是明证。彭德怀庐山会议蒙冤，朱昌偕在肃反中自杀，龙超清、王怀在肃反中被杀，这些都证明当时地方的许多错误决策与党的政策有关。对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彭德怀自述的一段话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0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追究谁的责任已经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如何从这一事件中，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在以后的工作中如何吸取教训，努力避免或“左”或右错误的发生。

(四)可以进一步研究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资料，切实还原当时边界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以及双方所采取的策略

通观袁、王在二三十年代的活动，他们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既斗争又交织，情况极其复杂，研究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可以更深刻地反映边界武装存在的可能性和政权建设的复杂性。

(五)对于袁文才、王佐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贡献方面还可以做深入研究

特别是对袁文才、王佐早期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可以做进一步的挖掘。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也还可以拓展，比如从社会学角度、领导学角度都可以对边界政权建设、土客籍矛盾和袁王事件进行再分析。

［1］谢宏维，叶丽燕．湘赣边区的社会矛盾与苏区革命［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2］朱荣兰．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被杀的关系［J］．党史文苑，2008(18)．

［3］彭德怀军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黎虹．宋任穷谈“彭德怀杀袁文才、王佐”:他没有责任［J］．党史文汇，2013(4)．

［5］苗体君，窦春芳．揭密袁文才被杀害的历史真相［J］．档案天地，2008(7)．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7］刘晓农．袁文才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J］．中共党史研究，1989(6)．

［8］曾广炆．袁文才、王佐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J］．吉安师专学报，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