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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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立法要为改革预留制度空间

政府职权法定与市场主体行为自由法定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核心都是要突出“法定”二字。要求“法定”，不仅仅是强调以法律作出明文规定，而是强调要依法治理的社会发展模式。法定不只指立法，还包括背后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改革不断深化，法治也要与时俱进。许多改革政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要综合配套措施的及时跟上，这就需要进行完善的顶层设计，立法不能滞后，否则就会使改革难以向前推进，而且也会加大改革所带来的成本。改革与立法同步，也要求立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仅仅只是确认改革的成果，维护改革后形成的既有秩序，而且还要为改革预留制度空间，并促进社会改革和发展。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如是说，《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

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要警惕形式主义

法治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选准突破口，稳步推进。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建立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机制，使依法行政真正列为政绩考核中的一项硬性指标。对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加大督促和指导，通过签订责任书、诫勉谈话、巡视，以及输入精通法律的干部和人才等方式，推动当地法治政府建设。

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还需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改变当下法治政府建设多宏观原则性规定、少操作性制度安排的现状，确保方案切实可行、切中要害，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需要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化建设，完善专家评估论证，完善决策的公众参与。同时，还应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并通过加强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等方式，形成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外部压力。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如是说，《人民日报》，2014年4月28日）

莫于川：推行权力清单，不等于“依清单行政”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廓清政府机关行使公权力、干预私权利的边界，建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法治发展要求的政企（政社、政民）关系，从而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服务社会大众、建设法治政府。而且以此为基础和示范，全面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更有助于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建成法治中国。

在改革实践中不能把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依法行政，形而上学、简单僵化地解读和操作为“依清单行政”。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4点要求：其一，依法清理行政权力事项；其二，编制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其三，公开行政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其四，根据实践动态地调整清单和流程。应当按照统一部署、上下联动、同步开展、分工清理、慎重公开、动态调整的原则稳健地推进上述步骤。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进程中，须坚持以人为本、公开透明、服务便民、权责统一等原则，同时还宜梳理并公开“非权力清单”，例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资助、行政奖励、行政服务、行政信息等非权力行政方式的适用范围和行使要求，使得非权力行为也能与权力行为配套协调地依法行使，全面发挥出清单制度的应有功用，助推法治政府和服务性政府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如是说，《人民日报》，2014年4月23日）

傅达林：庭审直播打造“阳光司法”

司法公开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性要求，透明的司法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影响性诉讼中的法官权威，还能够向社会传递司法运送正义的价值理念，塑造理性的法治思维和观念。司法公开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展现正义的一种理性方式，由此决定了推行司法公开不能“为公开而公开”。庭审直播固然能倒逼庭审规范，但绝对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直播、录播的效果，法官提前熟悉“剧本”，让庭审变成“走过场”。直播、录播并将视频上网，要求更加严格地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要求法官具备更高的庭审驾驭能力，但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与法律规则的适用上，则不能“未审先断”。

司法审判程序的公开目的，在于还原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将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形成判断的逻辑思路，原汁原味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供民众审读、评判并以优良的司法判断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这无疑对庭审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中国而言，司法公开无异于一场程序革命，其对于法治的意义非同寻常。或许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还需继续完善，但未来的路径无疑是清晰的，国家的司法活动将变得史无前例的公开透明，“阳光司法”注定会在法治中国的征程上留下灿烂的正义光辉。

（傅达林如是说，《人民日报 》， 2014年4月14日）

李荣想、许家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

所谓司法公信力,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人民群众对法院、法官、裁判文书的信任度。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司法公信力是个大问题。司法公信力不仅体现在以事实为根据上,更体现在以法律为准绳中；不仅体现在裁判文书里,更体现在法官的言行中；不仅体现在法律效果上,更体现在社会效果上。一个良好的社会状态要看社会诚信,社会诚信如何要看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如何往往要看法院的公信力。因此,作为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必须在“公”、“信”、“力”上下足功夫。“公”字是前提。作为法官,要做到说话公道、做人公正、做事公平。“信”字是基础。 “信”是法院最重要的生命线,是法官最基本的品质。“力”字是关键。制定出来的法律不用、不能用、用不了,老百姓就会对法律失去信心。因此,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就必须要执行好法律,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李荣想、许家华如是说，《法制日报》，2014年5月14日）

刘松山：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需梳理借鉴已有策略

当代中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30多年来，为妥善处理这一关系，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立法推动改革前进的策略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阻滞和曲折;立法适应和服从改革需要策略的运用，积累、形成了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立法思想;立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策略，经过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改革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将处于改革时期，在不同的改革时期，针对不同的改革事项，采取科学的、有针对性的立法策略，是十分不易的。为此，需要在梳理已有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策略的基础上，深入总结、探索和把握改革时期立法的特点、规律，特别是理性认识改革时期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客观评估立法对改革的作用，把握立法在改革进程中的定位，为今后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不断推动改革，实现依法治国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松山如是说，《检察日报》，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