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对中共建设廉洁政治的启示

2014-02-05 15:28谢建平唐莲英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苏维埃苏区党员干部

□谢建平 唐莲英

(1.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 上海 200241;2.赣南师范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苏区精神对中共建设廉洁政治的启示

□谢建平1,2唐莲英1

(1.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 上海 200241;2.赣南师范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孕育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丰富的廉洁意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期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借鉴。在新时期建设廉洁政治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提振精神风貌,消除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危险;增强创新意识,提升能力水平,消除党员干部能力不足的危险;继承优良作风,践行群众路线,消除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强化宗旨意识,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党员干部消极腐败的危险。

苏区精神;廉洁意蕴;廉洁政治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精神源于井冈山精神,又开启长征精神。苏区精神是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筑就的革命精神。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1]

苏区精神内涵如此丰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用于指导革命,则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往无前;用于指导建设,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当前,在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大力挖掘和弘扬苏区精神中的廉洁意蕴,对于进一步加强廉洁政治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苏区精神的廉洁意蕴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1927年11月诞生了第一个苏区。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分别在广东的陆丰县、海丰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湖南茶陵建立了县工农政权。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从此开始。随后,中国东南部、中部、西北部等地区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当时,全国已在231个县、191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苏维埃政权,苏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在如火如荼的苏区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孕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极大地改变了苏区军民的精神风貌,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

纵观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历程,不难发现,苏区精神闪耀的廉洁光芒,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具体来说,苏区精神的廉洁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廉洁自律意识

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战斗了五年零九个月。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其高昂的革命斗志,克服种种困难,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与广大的苏区民众一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同甘共苦。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打破封建迷信,积极破解当地群众缺水吃的难题,主动带领警卫人员挖“红井”;周恩来、张闻天等办公之余带头优抚红军家属,为他们砍柴,挑水;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下田帮助当地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德高望重的董必武严于律己,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打着赤膊、卷着裤腿为烈属耕田,一个早上就耕完了两亩地,身边的人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党员干部,苏区群众才放心地选择跟党走,涌现了“父送子、妻送郎”络绎不绝当红军的感人场景。

(二)艰苦奋斗、勤政为民的廉洁奉公意识

苏区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工作一般是没有报酬的。工作时自带干粮、自带被盖、自带费用,行千里,走万家,都是吃自己、用自己的。当时的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要求党员干部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秉公办事、勤政为民,苦自己为大众。广大党员干部响应号召,艰苦奋斗,以苦为乐,以克服困难为荣,积极投身于苏维埃各项事业。身居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经手的数百万元款项,一点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自己一直过着清贫、艰苦、朴素的生活。他说:“清贫,清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2]P156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从家中背米去省苏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为了节省开支和费用,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3]P139广泛开展了节省运动。苏区党员干部这种艰苦奋斗、勤政为民的廉洁奉公表现,维系了革命事业,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三)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廉洁政治意识

为了使苏区干部廉政清明、克己奉公,苏维埃中央政府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4]P417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制订了许多法规法纪,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贪污腐化分子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惩处。同时,苏维埃政府积极主动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本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理念,积极发动群众批评和监督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尤其重视依靠群众开展工作,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另外还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以及群众法庭四部分组成的群众性监察组织,并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这一工作实践后来形成为举报制度。”[5]P67-681932年5月9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批准瑞金县苏裁判部的原判,将瑞金县苏的腐败分子谢步陞以私吞公款、强奸妇女、公报私仇等罪名处以枪决,打响中央苏区反腐惩贪的第一枪。1934年4月至9月,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政府各部进行了检查审计后,在审计报告中宣布:“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6]

(四)始终保持优良干部作风的廉洁公仆意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广为传唱的山歌就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反映。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反复告诫党员干部:“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叨念‘争取群众’。”[7]P12只有内心时刻牢记群众,关心群众,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才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方能体现共产党员的本色。在被毛泽东誉为“模范兴国”的党员干部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共兴国县委号召,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践行“十带头”,成为“四模范”。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优待红军带头。”“四模范”则是“扩红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8]在苏维埃实际工作中,兴国县的苏区干部也是这样践行的,尤为突出的是长冈乡,为此毛泽东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种优良的干部作风,朴实廉洁的公仆意识,造就了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极大地推动了苏维埃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二、苏区精神对新时期中共建设廉洁政治的启示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10]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廉洁政治,取决于全体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能力水平、干部作风以及廉洁自律。如何化解危险,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大力提升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这一时代要求与苏区精神本质上的廉洁意蕴相一致,在新时期建设廉洁政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从苏区精神中吸取廉洁养分,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提振精神风貌,消除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危险;增强创新意识,提升能力水平,消除党员干部能力不足的危险;继承优良作风,践行群众路线,消除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强化宗旨意识,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党员干部消极腐败的危险。

(一)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提振精神风貌,消除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危险

在苏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红色政权执政为民的实践中,精神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在实践中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苏区时期的斗争环境极其严酷,苏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靠苏区军民英勇作战,一小块一小块打出来的。他们依靠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和吃苦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年代,党和红军始终坚信红旗不倒,始终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其最根本原因在于党和苏区干部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苏区斗争中孕育的苏区精神内涵丰富,教育价值巨大,在火热的革命年代中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有志于中华民族崛起的年轻一代,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当前建设廉洁政治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当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理想信念滑坡,精神萎靡不振,缺乏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干劲,不信马列主义信金钱,信仰危机严重。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切实以崇高的理想信念鼓舞人,昂扬的精神面貌振奋人,强化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自信,从而消除“精神懈怠的危险”,以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二)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增强创新意识,提升能力水平,消除党员干部能力不足的危险

在苏区革命实践中,通过党员干部艰苦卓绝的努力工作,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高度责任感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实实在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广大苏区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拥军支前、参加革命,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奉献了一切。在中央苏区血与火的峥嵘岁月中,广大军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了苏维埃,广大人民群众倾其所有,参军支前,积极支援红军和反“围剿”战争。当时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人,青壮年有50万,先后扩红参军的有33万,支前的60余万,牺牲的有20余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人。以瑞金为例,当年仅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11万人参军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7166名。为支持苏区建设和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从1932年至1934年,瑞金人民认购了68万元的公债,借出25万担谷子,其中41.5万元公债和捐集的所有粮食无私奉献给了苏维埃政府,长征时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2600万银元的存款一并用于支持革命。这些罕见的、震撼人心的数字一方面说明苏区人民对于革命事业的巨大牺牲与贡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苏区党员干部动员群众工作的卓越成效。然而当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面对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不多、办法不灵,甚至满足于“堵”以避免“出事”,而不注重于“疏”以化解问题。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鼓励党员干部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积极从党史、国史中吸取经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提升能力水平,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以更强的工作能力为人民服务,从而消除“能力不足的危险”。

(三)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继承优良作风,践行群众路线,消除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全国广大苏区,党和苏维埃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于政务,铸就了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党群干群关系,呈现了民拥军、军爱民的良好局面。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员干部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让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欣喜地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苏区人民由衷称赞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3]P138正是这样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作风,才能创造和孕育出伟大的苏区精神。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然而当下一部分党员干部不愿意与群众对话,不乐意为群众办事,甚至于害怕见群众,不愿意下基层,只是热衷于走“上层路线”。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号召党员干部继承优良传统与优良作风,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俯下身子与人民群众对话,思想上重视群众,工作中依靠群众,主动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鼓与呼”,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而消除“脱离群众的危险”。

(四)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强化宗旨意识,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党员干部消极腐败的危险

苏区时期,为了确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清正廉洁,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创性的法律法规,从廉洁教育到廉政法规,从群众监督到制度约束,从上而下,自下而上,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范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反贪法规训令,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极为严格的惩罚,明确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地打击和遏制了贪污浪费行为,砥砺了党员干部的品质。然而当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入党誓词,丢失了做人之根本,更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索拿卡要,搜刮民膏,做官即为发财,凡此种种,严重背离了人民,丧失了公信力。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以苏区军民心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不求私利,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迹为教育蓝本,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建设,集教育、预防和惩治为一体,防患于未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从而消除“消极腐败的危险”,建立一个清正廉明、取信于民的廉洁政府。

[1]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11-05.

[2]方志敏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法律文件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5]林海主编.中央苏区检察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6]红色中华[N].1934-7-21,1934-9-11.

[7]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A].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8]录自兴国县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R].

[9]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10]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23.

(责任编辑:贺文赞)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oviet Area Spirit for the CPC Building Clean Politics

XIE Jian-ping TANG Lian-ying

(DepartmentofPolitic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2.CenterforCentralSovietAreaStudies,SouthJiangxiNormalUniversity,Ganzhou,Jiangxi341000,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the Chinese revolutio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created and cultivated the soviet area spirit,the main content of which may be formulated as “firm faith,seeking the truth,care for the people,honesty and uprightness,hard work,search for excellence,selflessness and dedication”.The implication of the soviet area spirit in respect of cleanness i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for the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nd also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building clean politics in the new period.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clean politics in the new period,the Party member cadres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soviet area spirit,firm their ideal and faith,improve their spiritual outlook,and eliminate the danger of spiritual sluggishness;reinforce the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improve the abilities,and get rid of the danger of inadequate capacity;inherit the good tradition,practice the mass line and overcome the danger of losing touch with the mass;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tenet,enhanc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and clear up the danger of corruption.

soviet area spirit;implication of cleanness;clean politics

2014-01-22

谢建平(1981—),男,江西高安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苏区精神研究。唐莲英(1953—),女,湖南常宁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D231

A

1674-0599(2014)02-00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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