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
——白朗

历 达 吴玉杰

记忆

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
——白朗

历 达 吴玉杰

东北作家群回眸 之六/《鸭绿江》老主编回顾 之三 白 朗

本栏目主持 吴玉杰

本栏目主持 郝万民

吴玉杰，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美学研究。

历 达，辽宁营口人，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东北作家群中，有一位女作家才华横溢又命途多舛，她的文章不但构思巧妙文采斐然而且能针砭时弊揭露黑暗，她在东北作家群内与萧红齐名，共同成为东北文坛上女性文学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的她不但是著名的女作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和国际和平使者，50年代的读者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就是白朗。

一、历史的颠簸与文学的执著

白朗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30年代的哈尔滨，白朗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3年至1945年，随着日寇的入侵，东北三省的沦陷，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满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的白朗开始以笔为戈同敌人战斗。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民族需要下用文学表现抗日主题，书写民众抗日的浩歌。此阶段白朗的创作表现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凄楚生活，歌颂东北人民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作品中充满着理想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1933年8月白朗在《大同报》上发表处女作《叛逆的儿子》，这篇中篇小说通过描写两代人的冲突和隔膜，歌颂了青年人勇于打破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揭露讽刺了老年人的陈腐思想。1934年因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白朗和罗烽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逃亡到上海的白朗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这一阶段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四年间》《逃亡日记》《老夫妻》，长篇小说《狱外记》(片断)，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短篇小说《惊栗的光圈》《抵是一条路》，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散文集《西行散记》，日记体报告文学《我们十四个》等。

1945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是白朗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身在延安的白朗小说创作相对减少，创作重点在散文、报告文学等。1942年白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6年，白朗从革命圣地延安回到阔别已久的东北，回到第二故乡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后来她写成六个短篇小说，辑为《牛四的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白朗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1950年，她用三十个昼夜创作了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个中篇先后印行十四版、二十余万册，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还出版了缩写本《真正的老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1958——1961年白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在这段困苦的生活中，白朗坚韧不拔的性格支撑着她；在与工人日日夜夜的相处中，她逐步熟悉工人的思想和生活，相继发表《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等短篇小说及《在起跑线上》《纽带》《火花》《管得宽小传》和《跨海访师记》《黑海红帆》《人·物质·精神》等报告文学。但在随后“文革”的十年浩劫中，白朗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受重创，一系列的批斗与打击使这位东北作家群中引人注目的女作家直到去世也没能再拿起心爱的笔进行创作。

二、女作家的成长与启蒙的色彩

作为第一批登上革命文坛的东北女作家，白朗继承了“五四”革命精神，在创作中她把五四新文学的革命精神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她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关注世情，从而达到对国民性的关注和对国民灵魂的拯救。从五四时期的精神洗礼到抗日战争的民族觉醒，到解放战争中深入革命根据地，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改造接触生活，白朗用她的文字把北方中国近三十年的沧桑巨变汇入到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洪流中。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女性在参与社会主流话语言说过程中身份价值和话语权演变的轨迹，可以触摸到中国女性文学在宏大的社会主流话语中的嬗变。白朗同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其他名宿一样，凭借筚路蓝缕、不畏艰辛的革命精神开拓了东北黑土地的文学之荒，开辟了东北革命文学的新纪元，白朗也同现代文坛上与那些卓有才华的女作家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反满抗日到流亡至沪，从武汉到重庆，从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的采访记者到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学习《讲话》，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妇女代表到“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分子”，白朗经历了国家民族命运转型的各个时期，这位成熟坚韧的女作家，在每一个时代都走在前列，从她的身上我们读出了革命者的成长、作家的成长和女性的成长，她的小说也在各个时期时代大潮的感染下，充满了启蒙的色彩。

1933年秋，白朗（左）与关大为、萧红（右）

在抗日战争时期，“白朗始终是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员,具有自觉、明确而坚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在何时何地,她都把革命放在核心位置,而她就围绕着这核心坚定不移地作着圆周运动。”白朗早期的一批优秀作品都是以“抗日”为题材，在1938年结集为《伊瓦鲁河畔》。《伊瓦鲁河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日军侵华，伪满洲国的走狗卖国求荣到伊瓦鲁河畔的村庄宣扬“王道乐土”“民族协和”，胁迫家家户户悬挂伪满洲国旗，却遭到了以长腿三、贾德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咱们的土地，谁打算给夺去，那可不行，这一块地有咱祖宗的血和汗，有咱们祖宗的骨尸，长腿三，你想想，一个后代，眼巴巴地看见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尸盗去，那还叫人？”“贾德，冲这话，你小子有骨头！咱们的祖宗的后代全是硬邦邦的，不是这样，咱们简直不能认他是中国的子孙！”贾德和长腿三的对话，字字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呼喊，都闪耀着坚强勇敢的民族之魂，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坚定信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白朗（左二）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会场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革命根据地上上下下都在进行土改工作，1947年，白朗奉命回到阔别已久的东北故乡，参加那里的土改工作。白朗来到第二故乡哈尔滨，又先后在赛县、拉林和呼兰等地参加土改工作和深入生活，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小说集《牛四的故事》据此诞生。白朗在《牛四的故事·前言》中写道：“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自己开始进入农村……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封建土地制度在中国延续千年，给中国农民的心理造成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牛四的故事》中的各个故事虽都是普通故事，却都是具有典型性的故事。故事描写了东北解放前农民在黑暗制度统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难，也描写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欢乐。这本极为通俗的集子体现了白朗新的艺术思想，也使得她在创作道路上又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朗以某兵工厂的工人赵桂兰为原型用三十个昼夜一气呵成了《为了幸福的明天》，这是伟大时代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给白朗带来了很大的文学声誉。《为了幸福的明天》不仅是一部歌颂工人劳动之作，更是一部关心女性生存命运的作品。故事是以最后一次抢救邵玉梅为线索展开的，通过倒叙、插叙、回忆及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等层层推进，一步步还原完整的故事。主人公邵玉梅生活在旧时代，生下来就被亲生父母抛弃，虽被一个贫苦人家领养，但毕竟非亲生，从小受尽了虐待。儿时母亲的厚此薄彼，成人后嫂子的指桑骂槐，工作后的讽刺挖苦，生活虽历经磨难，却养成了邵玉梅坚韧善良的性格。新中国建立后，工厂生涯给邵玉梅带来了光明，在劳动中她获得了尊严和尊重。在同志们的关怀下，在党的教育下，邵玉梅觉悟不断提高，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识字读书，她团结上进，为集体利益不顾个人安危，几次光荣负伤，以致残废。《为了幸福的明天》不仅仅塑造了邵玉梅这样优秀的工人典型，同样也就鲁迅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的问题“娜拉在出走以后怎么办”给出了鲜明的答案：女性想获得身份认同和话语权就要面对现实，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的历史效应

从30年代成名于松花江畔到60年代由于政治迫害而停止创作，白朗的创作时期并不长。但在这几十年中，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沪渝到解放战争中深入革命根据地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与工人日夜相处，作为女性书写者，白朗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细腻的生命体验，这些亲身经历和感受都在白朗的小说中有所表现，并且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白朗的创作展露着女作家创作的独特个性，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朗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东北处于沦陷时期，由于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监视，白朗和罗烽被迫离开了他们爱得深沉的黑土地，开始了流亡生涯。在逃亡中白朗笔下对于东北故乡的眷恋多体现在其南北气候不同和景物差异引起的触景生情之感和对故乡亲人的挂念，这些都是对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从冰天雪地的关外到温暖潮湿的江南，气候与景物的差异时时触动着白朗心底的思乡之情。《西行散记》第一篇《流亡曲》就借描写奔腾不息却混浊的长江水而怀念起平静澄明的松花江。《帽子》中更是直面描写了南国夏天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炎热气候。而《一封不敢投寄的信》中叠字词语的运用、重复的句式淋漓尽致地显露出作者对故乡亲人安危的记挂却又不敢在信中随意表达真实信息的矛盾心理。

白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是一群生活在困苦之中却又敢于直面苦难、渴望摆脱困境、充满理想的新人，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有地主少爷，如《叛逆的儿子》中的吴柏年，《老夫妻》中的张得福；有人民公仆，如《一个村干部的成长》中的老程；有“娜拉”式的觉醒青年女性，如《叛逆的儿子》中的女性人物银娜；有舍生取义的革命者，如《生与死》中被尊称为“老伯母”的监狱女看守安老太太，但他们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从追逐梦想到走向成长的成长典型。这些从“五四”跨越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成长典型既是五四时期成长小说的一个折射，同样也成为“十七年”成长小说的一个中肯典范。

白朗小说对于女性的书写，尤其是对于妇女问题的特别关注可以说是对五四时期女性独立意识的张扬与拓展，在她的小说中关注女性命运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白朗试图通过呈现中国女性的命运、前途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来探索中国女性的解放道路。如《逃亡日记》中那个“娜拉”式反抗旧式家庭而独自出走的青年女性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但是出走以后她面对的只是困窘和迷茫。《四年间》中的黛珈则是纠结于事业和家庭双重压力下的女性的代名词。《珍贵的纪念》则写出投身于革命的女性在面对生儿育女和家庭生活时的沉重压力。白朗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又极富有生命力，她们或可同情或可敬仰，这些女性形象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无不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朗是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在历史的颠簸中成长起来的她虽然离我们远去，但她对文学的执着却深藏于我们心底。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