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考辨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0)

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之说乃为史传所出，本为大晟府乐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但经夏承焘先生研究后，治宋词者均以言“依月用律”为讳，甚者踵事增华，将先生商榷之语增衍为崭绝之言。如：“至‘依月用律’及用中管为调，乃雅乐律法，隋唐以来，从未施诸燕乐。徽宗虽以律吕易诸乐名，然大晟诸人，仍未以月律入燕乐。……是知《钦定词谱》以月律分类，实属不伦。”(《唐宋词论丛·承教录》附录罗蔗园语)[1]233“大晟府的‘依月用律’，是当时人和后代人所津津乐道的，被看作是它的一大创造和贡献，但今人夏先生经过研究指出：宋词因为不能用四十八调中的三十五中管调，故不可能‘依月用律’，‘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不足信也”[2]38，则把“宋词不用中管调”及不能“依月用律”之说进一步推向绝对化。其实，夏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依月用律”说。如：“雅言(万俟咏)与清真(周邦彦)同官大晟府，尝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其必非盲填如杨、陈可知矣。”(《唐宋字声之演变》)[1]77“宋词不用中管调，以管短一半则声高一倍，不易吹奏。今所见惟万俟咏《春草碧》一首中用中管高中(宫)，盖咏在大晟府时依功令‘依月用律’之作。”(《〈白石道人歌曲〉校律》)[1]359-360“以予所知，今存宋人词中，其确用中管，且确为‘依月用律’，惟有仅见之一首，即万俟雅言(咏)之《春草碧》是。”(《词律三义》)[1]10即指出大晟府词人曾经依“月律”撰词，万俟咏《春草碧》即为其中一首。考之原说，夏先生《词律三义》虽立“宋词不依月用律”及“宋词不用中管调，故不能‘依月用律’”二条，但却以“以予考之，亦不尽然”的措辞委婉而出，非全然否定。事实上，“宋词不用中管调”，乃沈曾植氏即已疑之，云：“中管五调，宋世俗乐所无，独太常雅乐有之。”[3]3614夏先生尝以此问张尔田氏，张氏对以“宋词非不用中管，特用之者少耳”，先生允为“妙解”(《词律三义》)[1]8-9。故沈曾植俗乐不用“中管”之说，时人赞成者颇少。夏先生指出“宋词不用中管调”的同时，又指出万俟咏《春草碧》“确用中管”，为典型的大晟府“依月用律”之作。

“依月用律”是否施诸燕乐，大晟府词人是否依“月律”撰词，宋词是否存在“依月用律”现象，这些问题久经讨论仍未得到解决。有感于此，笔者不吝浅陋略作考辨，敬请批评指正。

一、“依月用律”徽宗朝之前即已用于燕乐

“依月用律”为古乐理论，然自载记以来，演奏实践或用或不用。宋人兴复古乐，有叹于虽有“月律”而乐工“止用黄钟一宫”的现状，“依月用律”逐渐施用于演奏实际。盖自真宗咸平四年起，至仁宗皇祐年间，“依月用律”逐渐施用于祭享郊庙、明堂等演奏实际。*据《宋史·乐志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百衲本)，宋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每祭享郊庙乐工止奏黄钟宫一调，乞随月转律。又据《宋史·乐志二》，宋仁宗皇祐二年五月，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七月，月律各从其音以为曲。可见，自真宗咸平四年起，至仁宗皇祐年间，“依月用律”逐渐施用于祭享郊庙、明堂等演奏实际。今据相关史料，考得“依月用律”在徽宗之前即已施用于燕乐。《玉海》卷一○六：

唐末旧声皆尽，惟大角传三曲。其鼓吹四曲，用教坊新声。车驾出入，奏《导引》及《降仙台》。警严，奏《六州》、《十二时》，皆随月用宫。[4]796-797

又《文献通考·乐考二十》：

国朝惟大角传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声。车驾出入，奏《导引》及《降仙台》。警严，奏《六州》、《十二时》，皆随月用宫。[5]1291

所谓“随月用宫”，亦即“依月用律”。《文献通考·乐考十六》：“(熙宁)十年，南郊，皇帝归青城，用《降仙台》一曲。”[5]1263《文献通考·乐考二十》：“熙宁亲郊，导引还青城，增《降仙台》曲。”[5]1291知至迟在熙宁十年“依月用律”即已施用于鼓吹乐。又据《玉海》卷一○六：

仁宗定雅乐，并及鼓吹，且谓“警严一奏，不应再用其曲”(减《导引》二曲)。亲制《奉禋歌》以备三迭。又诏聂冠卿、李照造词配声，下太常肄之。是年郊祀用焉。景祐二年八月辛酉，御制警严曲，名曰《振容歌》。十月乙卯，改《奉禋》。皇祐二年，享明堂，御制《合宫歌》(用[黄钟宫])。[4]797

《文献通考·乐考二十》：

仁宗既定雅乐，并及鼓吹。且谓“警严一奏，不应再用其曲”。亲制《奉禋歌》，以备三迭。又诏聂冠卿、李照造辞以配声，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亲飨明堂，御制《合宫歌》。[5]1291

其中皇祐二年享明堂《合宫歌》所用[黄钟宫]，正名为[无射之宫]。《景祐乐髓新经》：“[无射之宫]为[黄钟宫]。”(《宋史·律历志四》)[6]197《补笔谈》卷上：“[无射宫]，今为[黄钟宫]。”[7]868此为九月之律，正好是“享明堂”之月律。据此可以推知，大约在仁宗景祐二年(1035)至皇祐二年(1050)间，就已将雅乐中的“依月用律”理论用于鼓吹乐。

今考鼓吹乐性质，实属燕乐范畴，其所用乐器金钲、节鼓、掆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觱栗、箫、笳、笛等，均为燕乐乐器；其《导引》、《六州》、《十二时》、《降仙台》四曲所用宫调，如[正宫][黄钟宫][正平调][黄钟羽][大石调][道调][仙吕调]等(《宋史·乐志十五》)[6]380，实为“随月用宫”。

《宋史·乐志十五》：

自天圣已来，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谢宗庙，悉用[正宫]《导引》、《六州》、《十二时》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减《导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严曲，请以“振容”为名，帝以其义无取，故更曰《奉禋》。其后祫享太庙，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黄钟宫]，增《合宫歌》。凡山陵导引灵驾，章献、章懿皇后用[正平调]，仁宗用[黄钟羽]，增《昭陵歌》。神主还宫，用[大石调]，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主祔庙，悉用[正宫]。惟仁宗御容赴景灵宫，改用[道调]，皆止一曲。[6]380

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6]380

元符三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更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成。灵驾发引至陵所，[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令乐工协比声律。”从之。[6]380

据此，知仁宗、神宗、哲宗三朝鼓吹乐都是“依月用律”。罗蔗园先生所谓“至‘依月用律’及用中管为调，乃雅乐律法，隋唐以来，从未施诸燕乐”，实未曾考及宋代鼓吹乐所用燕乐曲调《导引》、《六州》、《十二时》等，完全是“随月用宫”(“依月用律”)这一史实。

二、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诸宫调”

“依月用律”作为雅乐的基本法则，在徽宗朝不仅得到全面贯彻，甚至还成为改革乐律、创制新乐的基本乐法。*据《宋史·乐志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百衲本)，政和三年四月，议礼局上亲祠宫架之制：“设十二鎛钟、特磬於编架内，各依月律。”又大祠宫架之制：“四方各设鎛钟三，各依月律。”政和七年十月，中书省言：“欲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从之。自是而后，乐律随月右旋。此次“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对后世乐律产生了极大影响，由此而成的乐律变化为学界所共识(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徽宗朝成为雅乐共识的“依月用律”，是否真的对大晟燕乐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呢？前贤对此多有否定，如罗蔗园先生即云“大晟诸人，仍未以月律入燕乐”(《唐宋词论丛·承教录》附录)[1]233。今考其说与史实不符。

按大晟府燕乐“依月用律”见于宋人原始史料，如：“(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以夹钟为中吕宫，以夷则为仙吕宫之类。又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诏可。”(《宋史·乐志四》)[6]352依“月律”改定燕乐诸宫调，乃雅乐“依月用律”理论影响大晟燕乐的显证。宋人其他史料亦有记载。《宋会要·乐》五之三六、三七：“(政和)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8]350-351《文献通考·乐考十九》、《宋史·乐志十七》同。据其所载内容，“礼部奏”乃“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改定教坊乐；“大晟府言”则为依“月律”改定“宴(燕)乐诸宫调”。所述虽有所不同，其实均为依“月律”改定燕乐，实质是用“大晟律”强行统一雅、俗乐。[9]425-426《文献通考·乐考十九》对此有完整叙述，如：

政和三年，诏以大晟乐播之教坊，颁行天下。尚书省言：“大晟燕乐，已拨归教坊。所有习学之人，元隶大晟府教习，今当并令就教坊习学。”从之。(政和)四年，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从之。仍令秘书省撰词。[5]1285

知政和三年大晟燕乐告成后，教坊隶大晟府管辖，大晟燕乐已“拨归教坊”，教坊乐与大晟燕乐合一。史料所谓“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亦即《宋史·乐志四》所谓“宴乐诸宫调多不正”。

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曰“编修《燕乐》书所”。其依“月律”改定燕乐的直接成果，即“《燕乐》三十四册”的“镂板颁行”。《宋会要·乐》四之一：

(政和八年)九月二十日，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箓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宫副使兼侍读编修蔡攸言：“昨承诏教坊、均(钧)容、衙前及天下州县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声韵各有不同。令编修《燕乐》书所审按校定，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令有司颁降。今撰均度，正其过差，合于正声，悉皆谐协。时燕乐一十七调看详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各依月律次序，谨以进呈，如得允当，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从之。[8]322

所谓“昨承……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令有司颁降”，乃指政和四年正月后大晟府依“月律”次序改定燕乐之事，这次“改定”工作约于政和六年十月前完成(《宋会要·礼》六二之五二[10]1720，《玉海》[4]778，《宋史·乐志四》[6]352)，并有曲谱“令有司颁降”。又所谓“今撰均度……时燕乐一十七调看详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各依月律次序，谨以进呈，如得允当，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乃指政和六年十月后大晟府以“今撰均度”依“月律”次序改定燕乐之事，这次“改定”工作约于政和八年九月之前完成，并有“大晟府镂板颁行”燕乐曲谱(《宋史·艺文志一》)[6]574。可以说，自政和四年正月以后至政和八年九月之前先后两次完成的燕乐曲谱，均为“依月律次序”改定而成。罗蔗园氏所谓“大晟诸人，仍未以月律入燕乐”云云，可谓不攻自破。

三、参与“依月用律”的词人辨正

对“依月用律”用于大晟燕乐这一点，前贤亦有甚相推许者。沈曾植云：“美成、不伐以后，则大晟功令，日趋平整矣。”[3]3607“美成”为周邦彦，“不伐”为田为，二人均为大晟府词人；“功令”即“依月用律”，沈氏认为在周邦彦、田为二人同为大晟府词人后，词曲创作便逐渐步入“依月用律”轨道。这种说法亦言过其实。考沈氏之说，实源于宋人史料。然宋人有关大晟府词人“依月律”撰燕乐词的记载，多系于崇宁年间。如：

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万俟咏雅言……政和初，招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时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众谓乐府得人云。[11]87

(万俟咏)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词，故多应制。所作有《大声集》五卷，周美成为序。[12]655

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13]255

所谓崇宁间万俟咏(雅言)、周邦彦(美成)诸人“依月用律制词”或“按月律为之”，其时间划分过早。按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既在政和四年正月后，且其曲谱在政和六年十月前方告完成，则大晟府“依月律”撰燕乐词时间当不早于政和四年。

关于参与“依月用律”制词的人员，《碧鸡漫志》列有提举官周邦彦及制撰官万俟咏、田为等八人。今据相关史料考得大晟府“依月律”撰燕乐词时段乃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宣和二年(1120)二月，历时三年有余。周邦彦(美成)任提举官，在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14]116；田为(不伐)在“编修《燕乐》书所”(或称“燕乐所”)任制撰官，时间也在此时前后；万俟咏(雅言)自政和三年八月后直到宣和元年都在大晟府，这三人与“依月用律”制词时间相合。尤以万俟咏对“依月用律”制词贡献最大。按《碧鸡漫志》所谓“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乃在政和六年十月左右。如：

(政和六年)诏：“《大晟》雅乐，顷岁已命儒臣著乐书，独宴乐未有纪述。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宋史·乐志四》)[6]352

(政和六年)十月，臣僚乞以崇宁、大观、政和所得珍瑞名数，分命儒臣作为颂诗，协以新律，荐之郊庙，以告成功。诏送礼制局。(《宋史·乐志四》)[6]352

《宋会要·乐》四之一[8]322、《玉海》卷一○五[4]778载“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在“政和六年闰正月九日”，而至政和六年十月，“八十四调图谱”初步编成。《碧鸡漫志》“新广八十四调”、“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云云，与正史所载政和六年十月臣僚乞以“所得珍瑞名数”“作为颂诗，协以新律”相合。可知万俟咏与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曲谱及“制词实谱”工作均有贡献，其时段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元年八月间。

今依据宋人史料所载，大晟府词人中徐申、晁端礼二人均不可能“依月用律”。因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曲谱始于政和四年正月后，而大晟府词人“依月律”制词实谱时段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间。徐申大观二年十月即已离开大晟府[15]72，晁端礼卒于政和三年七月(晁以道《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16]372，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17]395)，其时大晟燕乐尚未有“按月律进词”之说。故徐申、晁端礼没有“按月律进词”的可能，且史料中也没有徐申“按月律进词”的记载。《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晁次膺，宣和间充大晟府协律郎，与万俟雅言齐名，按月律进词”[12]654，实属误传。又考周邦彦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入大晟府为提举官[14]116，其时虽值“按月律进词”时段，然查周邦彦所作词，大部分作于此时段之前。又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周邦彦词所用宫调之月份，与其词作所写月份不合，实际未尝“依月用律”(《词律三义》)[1]7-8。今考周邦彦词作，确实未发现有“依月用律”的痕迹。又据周邦彦晚年颇“悔少作”，其在大晟府期间虽曾“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按月律为之”(《词源》卷下)[13]255，那也只是依据“大晟律”审按校定“燕乐旧行一十七调曲谱”，并“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宋会要·乐》四之一)[8]322，其词的创作可能没有“依月用律”。大晟府词人中江汉、田为宋人史料中也无“依月用律”的记载。其中江汉政和六、七年间已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宋会要·兵》一二之二○[18]6962，《宋史·翟汝文传》卷三七二[6]1105，《浙江通志》卷一八一[19]75)，其时正值大晟府“按月律进词”的起始阶段。宣和末年(1125)江汉为明堂司令[20]713，其时“按月律进词”时间已过去五年之久(大晟府奏请颁行“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在宣和二年二月)，故江汉在“制词实谱”期间并没有在大晟府任职，宣和末年的工作性质也与“依月用律”无关。真正“依月用律”的其实只有田为、万俟咏二人。

史载万俟咏“依月用律，月进一曲”，田为“亦供职大乐”并为《大声集》作序(《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21]889，《文献通考》卷二四六[5]1944-1945)。其时田为在“燕乐所”任制撰官，并兼任“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尔后又任大晟府典乐、乐令、大司乐(《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22]3931，《宋史·张朴传》卷三五六[6]1067，《清波杂志》卷一一[23]473)*有关万俟咏、徐申、晁端礼、江汉、田为在大晟府的职任及任时，详见《大晟府词人新考》(《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其在大晟府任职恰好为“按月律进词”时段，《碧鸡漫志》云“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并不言其“依月用律”，现存田为词中也找不到“依月用律”的痕迹。其实，田为在“燕乐所”任制撰官期间，主要工作是“审按校定”“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及“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宋会要·乐》四之一)[8]322，即“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词源》卷下)[13]255，这一点和周邦彦的工作颇相似。或许“依月用律制词”不是周邦彦、田为的职责，故二人现存作品中均找不到“依月用律制词”之作。

现知大晟府词人中“按月律进词”并有词例可考的只有万俟咏一人。这一点也为夏承焘先生所认可。

四、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内容蠡测

关于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内容，《碧鸡漫志》有所谓“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11]87的说法，其所提供的信息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所谓“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乃依大晟府十二月“声律”依次每月进曲一首。“依月用律”不过是“随月用宫”，这在徽宗之前的鼓吹乐中已能做到(《玉海》[4]796-797，《文献通考·乐考二十》[5]1291)。今考万俟咏词，“随月用宫”者有《春草碧》一词：

又随芳渚生，看翠连霁空，愁满征路。东风里，谁望断西塞，恨迷南浦。天涯地角，意不尽、消沈万古。曾是送别长亭下，细绿暗烟雨。何处。乱红铺绣茵，有醉眠荡子，拾翠游女。王孙远，柳外共残照，断云无语。池塘梦生，谢公后、还能继否。独上画楼，春山瞑、雁飞去。

《钦定词谱》卷二六：“调见《大声集》，自注：‘中管高宫。’……俗谱以中管高为调名者，误。姜夔集有太簇宫《喜迁莺》词，自注：‘俗呼中管高宫。’”[24]465又云：“此词即咏春草，亦以题为调名。宋词仅见此首，无别首可校。”[24]465夏承焘先生说：“今所见惟万俟咏《春草碧》一首中用中管高中(宫)，盖(万俟)咏在大晟府时依功令‘依月用律’之作。”(《〈白石道人歌曲〉校律》)[1]359-360亦认为万俟咏在大晟府“依月用律”之作。今据张炎《词源》“太簇宫，俗名中管高宫”[13]246，为正月之律，而万俟咏《中管高宫·春草碧》有“乱红铺绣茵”语，为暮春三月之景，与“功令”不合。可能大晟府“依月用律”之作只是要求写景大致具有节序意味，而并不要求严格的时令特征，这一点尚待考证。

第二，“新广八十四调”云云，亦有史籍可征。据《宋会要·乐》四之二：“(宣和)二年二月六日，大晟府奏：‘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乞颁行。’从之。”[8]322《玉海》卷一○五：“(宣和)二年二月，依月律撰燕乐词八十四调。”[4]778可知“新广八十四调”乃指“燕乐八十四调”。燕乐旧行十八调，北宋通行有“二十八调”燕乐理论。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遂将“燕乐八十四调”理论付诸音乐实践。政和六年闰正月，“改定”燕乐八十四调工作告成，乃命刘昺撰为《宴乐新书》。政和六年十月，万俟咏奏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其中“燕乐八十四调”的内容，张炎《词源》有载。需要指出的是，“制词实谱”工作到宣和二年二月方告全部完成，并由大晟府奏请颁行，其时万俟咏已任“秦川茶马司第三等幹当公事”之职(《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25]3324。至于何时离开大晟府，据《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则当在宣和元年八月之前[25]3324。很显然，“依月律撰燕乐词八十四调”，非由万俟咏一人完成，当成于众人之手。其标志性成果就是“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并由大晟府奏请颁行。

第三，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目的在于谀颂而应制。《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故多应制。”[12]655此应制非赓和宋徽宗之作，乃依徽宗旨意“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之义。据此，知现存万俟咏词曲中有应制字样者当为“依月用律”制词。如：

《安平乐慢·都门池苑应制》：

瑞日初迟，绪风乍暖，千花百草争香。瑶池路稳，阆苑春深，云树水殿相望。柳曲沙平，看尘随青盖，絮惹红妆。卖酒绿阴傍。无人不醉春光。有十里笙歌，万家罗绮，身世疑在仙乡。行乐知无禁，五侯半隐少年场。舞妙歌妍，空妒得、莺娇燕忙。念芳菲、都来几日，不堪风雨疏狂。

《钦定词谱》卷三二：“调见万俟咏《大声集》。”[24]580按此曲“都门池苑应制”云云，乃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之一。

《恋芳春慢·寒食前进》：

蜂蕊分香，燕泥破润，暂寒天气清新。帝里繁华，昨夜细雨初匀。万品花藏四苑，望一带、柳接重津。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无限游人。红妆趁戏，绮罗夹道，青帘卖酒，台榭侵云。处处笙歌，不负治世良辰。共见西城路好，翠华定、将出严宸。谁知道，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

“进”云云，当为依徽宗旨意“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之义，与应制当为同一类型。《钦定词谱》卷三一：“调见万俟咏《大声集》。崇宁中，咏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词，多应制之作。此词自注：‘寒食前进。’故以《恋芳春》为名也。”[24]568即以《恋芳春慢·寒食前进》为“依月用律制词”，当有一定依据，可从。“仁主祈祥为民”云云，当即叙“盛德大业”之义。

《三台·清明应制》：

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内苑春、不禁过青门，御沟涨、潜通南浦。东风静、细柳垂金缕。望凤阙、非烟非雾。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箫鼓。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饧香更、酒冷踏青路。曾暗识、夭桃朱户。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禁火天、已是试新妆，岁华到、三分佳处。清明看、汉宫传蜡炬。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住传宣、又还休务。

《钦定词谱》卷三九：“《乐苑》云：‘唐《三台》，羽调曲。’”[24]716按此曲“清明应制”云云，亦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之一。

《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

平分素商。四垂翠幕，斜界银潢。颢气通建章。正烟澄练色，露洗水光。明映波融太液，影随帘挂披香。楼观壮丽，附霁云、耀绀碧相望。宫妆。三千从赭黄。万年世代，一部笙簧。夜宴花漏长。乍莺歌断续，燕舞回翔。玉座频燃绛蜡，素娥重按《霓裳》。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

《岁时广记》卷三一：“宣和间，万俟雅言(咏)中秋应制，作《明月照高楼慢》，云：‘平分素商(词略)。’”[26]61按此曲“中秋应制”云云，为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之一。

《快活年近拍》：

千秋万岁君，五帝三皇世。观风重令节，与民乐盛际。蕊阙长春，洞天不老。花艳蟾辉，十里照春珠翠。闹罗绮。遥望太极光，一簇通明里。钧台奏寿曲，蓬山呈妙戏。天上人来，五云楼近，风送歌声，依约睿思新制。

《钦定词谱》卷一八：“《快活年近拍》，金词注‘黄钟宫’。”[24]318据张炎《词源》“无射宫，俗名黄钟宫”[13]250，为九月之律。万俟咏《快活年近拍》所谓“重令节”，当指九月九日重阳节，其律令恰应九月月令。

《雪明鳷鹊夜慢》：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绣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

《岁时广记》卷一一：“景龙楼先赏，自十二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万俟雅言(咏)作《雪明鳷鹊夜慢》，云：‘望五云多处春深(词略)。’”[26]60此为咏元宵佳节之词，与应制词言“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相合。

以上词如“身世疑在仙乡”、“五侯半隐少年场”(《安平乐慢·都门池苑应制》)，“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恋芳春慢·寒食前进》)，“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三台·清明应制》)，“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千秋万岁君，五帝三皇世”(《快活年近拍》)，“望五云多处春深”、“圣时观风重腊”(《雪明鳷鹊夜慢》)，实际上都带有谀颂色彩，乃为“应制词”的体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雅言(万俟咏)之词，词之圣者也。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12]658尽管从艺术角度衡量，此说不无道理，但内容多歌咏“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并无可取之处。有关这些词的作年，《碧鸡漫志》、《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等说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在“崇宁间”、“崇宁中”、“宣和间”，均误。其时段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元年八月之前，因万俟咏宣和元年八月之前已不在大晟府任职。(《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25]3324

五、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评价

以上通过考察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情况，仅考得万俟咏一人有实证可依。就万俟咏“依月用律”之词来看，均为“节序应制”所作，与其所云“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基本吻合。其余词人如徐申、晁端礼、周邦彦、江汉、田为等五人，均无“依月用律”词例。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时间，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之前，总共维持了三年零四个月。而由大晟府奏请颁行的“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或“依月律撰燕乐词八十四调”)，也只不过是一个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样板。

可以说，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对宋词发展并没有起多少推动作用，但却被南宋人渲染至神秘的程度。《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万俟雅言(咏)精于音律，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词，故多应制。”[12]655“晁次膺，宣和间充大晟府协律郎，与万俟雅言齐名，按月律进词。”[12]654杨缵《作词五要》云：“第二要择律。律不应月，则不美。如十一月调须用[正宫]，元宵词必用[仙吕宫]为宜也。”[13]268张炎《词源》卷下：“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13]255按“依月用律”在杨缵之前似还没有作为“择律”标准被提升至“词法”高度，至杨缵便以“依月用律”书之于《作词五要》，俨然已成为雅词创作实践必须遵守的法则。受杨缵影响较深的张炎，则更将大晟府“依月用律”作为雅词的新标准，将“大晟诸人附会古乐”的作法进一步推向极端，表现出强烈的崇“大晟律”倾向。后世词学家评《词源》道：“(《词源》)究律吕之微，穷分寸之要，大晟乐府，遗规可稽”[27]271-272；“犹幸《词源》一书，略存大晟府词乐遗范，宫调及腔谱拍之基本，均有线索可寻。”[28]3便是针对《词源》本身所散发的浓郁“大晟律”意味而言。

后人不明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真相，往往被南宋黄昇、杨缵、张炎所眩惑，从而出现了种种理解上的误区。沈曾植云：

北曲兴而词变，大晟律吕之法，俗乐中荡然不存，而大晟雅乐，元袭宋，明袭元，一线相沿，未尝改作。……《续通考》、《明史·乐志》，皆载十二月按律乐歌，大略与《词源》合。正月太簇，本宫黄钟商，俗名大石，曲名《万年春》之类；二月夹钟，本宫夹钟宫，俗名中吕，曲名《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宫太簇商(与太簇本宫黄钟商同例)，俗名大石，曲名《贺圣朝》；四月仲吕，本宫无射徵，俗名黄钟正徵，曲名《喜升平》；五月蕤宾，本宫姑洗商，俗名中管双调，曲名《乐清朝》；六月林钟，本宫夹钟角，俗名中吕角，曲名《庆皇都》；七月夷则，本宫南吕商，俗名中管商角，曲名《永太平》；八月南吕，本宫南吕宫，俗名中管仙吕，曲名《凤皇吟》；九月无射，本宫无射宫，俗名黄钟，曲名《飞龙引》；十月应钟，本宫姑洗徵，俗名中吕正徵，曲名《龙池宴》；十一月黄钟，本宫夷则角，俗名仙吕角，曲名《金门乐》；十二月大吕，本宫大吕宫，俗名高宫，曲名《风云会》。雅俗之名，皆用宋世之旧。而中管五调，宋世俗乐所无，独太常雅乐有之。此明太常乐即宋大晟乐，最显证也。[3]3613-3614

以明太常乐“依月用律”之法与张炎《词源》比勘，认为即大晟府“依月用律”之遗。清人迷信“大晟功令”者，皆录而不加辨别，如：“晁(端礼)字次膺，崇宁中擢第，宣和间充大晟协律，与万俟雅言(咏)按月律进词。”[29]986“雅言(万俟咏)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端礼)按月律进词。”[29]989“万俟雅言(咏)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端礼)按月律进词。”[30]1199“(万俟咏)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有《大声集》五卷。”[31]1430甚者缘饰为美谈，如：“至如晁次膺(端礼)、万俟雅言(咏)之依月用律，进词应制，调名尚数百种未传。”[32]645“有提举大晟之官僚，按月律进词，承宣命珥笔，宠诸词人，良云盛事。”[30]1139按以上节录《碧鸡漫志》、《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词源》而不加甄别，辗转抄录中又添加臆说，以致讹误百出。如云晁端礼“崇宁中擢第，宣和间充大晟协律”，据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晁以道《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晁端礼实于熙宁六年擢第，政和三年充大晟府按协声律。又如云万俟咏“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端礼)按月律进词”，《碧鸡漫志》实云“政和初”，其“按月律进词”乃在政和六年至宣和元年，其时晁端礼已卒。又如云“有提举大晟之官僚，按月律进词”，则指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按月律进词”，据考周邦彦虽有提举大晟府之事，但“按月律进词”却无证据。又沈曾植以《明史·乐志》所载“十二月按律乐歌”[33]160附会大晟府“依月用律”，亦勇于臆测，疏于考证。又如云“依月用律，进词应制，调名尚数百种未传”，亦未知何据。清儒考据之学大昌，然于词学不经意若此，其贻误后学亦难于屈指。夏承焘先生批评道：“‘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词家伫兴之作，但求腔调谐美，何必守此功令。张炎、杨缵论词之书，张皇幽邈，以此自炫，由今观之，亦缘饰之辞，不足信也。”(《词律三义》)[1]10在指出南宋人“张皇”“缘饰”的同时，对于“‘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的事实亦有肯定，对宋词“依月用律”的实质及其误解作了精到的辨析，批驳极为有力。任二北先生《研究词乐之意见》：“宋人之词，是否实行按月择律；当时普通词家皆实行，抑仅精音律者始实行；仅于节序之词实行，抑于一切之词皆实行。”[34]309对宋词“依月用律”范围作了积极的思考，有助于后学做进一步的考察。今据以上考证，可知宋词“依月用律”实始于徽宗朝以前，其范围亦不限于“节序之词”，而在鼓吹乐中即有广泛运用。不过，随着政和四年正月以“大晟月律”改定燕乐之后，大晟府词人不仅在理论上对“依月用律”作了部分建构(如“依月律次序”审按校定“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并“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等)，且还付诸创作实践(如“依月律撰燕乐词”)。这一点因被南宋及清人作了夸大性的宣传，遂使后人在认识到南宋及清人的夸大不实之后，又容易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真实情况作出全盘否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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