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先生小传

东君

一

你坐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等那条狗。

狗呢？

在车子底下睡觉。

你可以把它唤醒。

日头这么毒，它好不容易找到一块阴凉的地方睡午觉，我怎么忍心唤醒它？

它是你家的狗吗？

不是。

这就怪了，既然它不是你家的狗你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等它？

我怕车主来了，没注意到这条正在酣睡的小狗，倒车时一不留神就把它给碾扁了。

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不如这样吧，你留一张字条夹在雨刮上，车主来了自然会看到。

这不行，万一车主没看到怎么办？万一他看到了不在乎一条狗命怎么办？

这个嘛——

所以，我就坐在这里。要么等车主过来，要么等狗醒来。反正这里有一棵大树，正好可以乘凉。

老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我姓东，你就叫我东先生吧。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位东先生，白脸长身，神情温和，略带点疲懒；说话举止，也总是那么散淡、纡徐。早年间，认识东先生的人都说，他像一位教书先生。年岁大了，他的一头白发就变成了智慧的象征，仍有人将他当作退休教师，左邻右舍偶尔会带孩子过来，向他请教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或是请他教孩子们写几个毛笔字（东先生写的是正字，颜鲁公体，让人看了会心生庄重）。东先生是位好好先生，见了好雨、好孩子、好字以及好文章，都要欢喜赞叹。

有一阵子，邻居的孩子们不仅喜欢东先生，还喜欢东先生家的狗。东先生与狗的故事暂且搁后再说，先说说那些孩子吧。到东先生家里来玩的大多是一些外地民工的孩子，他们身上有一股难以管束的野气，说话带脏字，大小便随地解决，吐痰也不看场合。但他们在东先生家呆了一阵子之后，就改掉了这些坏毛病。大人们都不免惊讶于孩子的急遽变化，一问，才知道，东先生给他们上了一堂课。讲些什么？孩子们一律闭口不说。东先生也不说。其实，东先生只不过是给他们讲了几个鬼故事，比如，有一种食唾鬼专吃孩子的口沫和痰液，有一种食粪鬼专从孩子的粪堆里觅寻粪气吃，还有几种带异食癖的鬼，东先生讲得绘声绘色，像煞有介事。孩子们听了，忽然觉得鬼无处不在，有所敬畏，就不敢再随地吐痰或大小便，讲话也文明了许多。因为孩子们被告知，鬼话不能乱传，否则鬼会找上门来咬他们的舌头，所以他们都不敢把东先生的话透露分毫。

然而有一天，不知是谁，无意间了解到了东先生的身世，据说他坐过三十几年的牢。这事传开后，邻居的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到东先生家玩耍了。大人们即便见了东先生家的狗，也要避而远之。东先生早年干过些什么坏事？他们不甚了然，但一个人坐过三十几年的牢，想必是非奸即恶，不能不防了。东先生极少跟人谈及往事，尤其是四十年代那一节。有些朋友过来闲谈，偶尔问起他坐牢的原因，他就沉默了，不再多说一句话。

抗日战争刚爆发那一年，东先生二十五岁，因为蓄了一撮胡子，所以就显得有点老相，看上去像是四十岁——那时候的读书人大多有一种蓄须明志的癖好，东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日本人打到上海的时候，东先生正准备写一本与自然名物有关的书。屋外炮声隆轰，屋内灰土迸散。东先生愤然写下八个墨字：老实读书，不怕炮弹。写毕，张贴门口，然后返室，沐手，焚香，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读了起来。读的是明朝遗民张宗子的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写鹿苑寺方柿，东先生读着读着，便想起故乡的柿子。不过，故乡的柿子是圆柿，确切地说，是椭圆形的。东先生咂了咂嘴，用老家的土语念了一段张宗子。念到“余向言西瓜生于六月，享尽天福；秋白梨生于秋，方柿、绿柿生于冬，未免失候”，心里忽然泛起一股酸味。他觉得自己就跟冬天的方柿、绿柿一样，也是生不逢时。东洋留学归来，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一展抱负，但现在，除了长出一大把胡子，似乎也没有干成一件像样的事。好不容易在商务印书馆谋到一份闲职，等着次日去上班，却碰上了战乱。给他介绍工作的世伯没有被半夜侵凌的炮弹击中，却在睡梦中活活给吓死了。昨暮还是人，今旦已成鬼，东先生站在一间草草搭就的灵棚内唏嘘了许久。上海看来是不能呆了，他思谋着找个偏远地方，依草附木，把自己藏起来。此间，东先生曾托一位老乡去买一张船票，打算从上海回到老家东瓯城内，但过了好些日都没有老乡的音讯。翻看近日的报纸才知道，那条航线的轮船目下已移作他用，近期暂且不开通客运。老乡拿了钱，也不知去向了。

上海的硝烟味刚刚散去，脂粉气和香水味便又从狭长的巷弄里飘了出来。吃过晚饭，东先生原本喜欢去空阔的地方走走，看看马路边的摩登女郎，但现在哪儿也不想去了。这靡丽繁华的夜上海在他看来也是满眼荒凉的。有一天黄昏，一个约莫十来岁光景的小男孩找到了东先生，颤抖着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船票。小男孩转身欲走时，东先生叫住了他，问他那个买票的老乡去了哪里。小男孩说，他是我爹，今天买了船票回来，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我家门前，阿爹紧紧地抱住我，我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弹了出去，醒来时，才发现阿爹身上全是血。阿爹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从口袋里摸出这张船票，叮嘱我一定要送到先生手中。东先生问，你家还有别的什么人？小男孩摇了摇头。东先生把他拉进门，说，你以后就跟随我吧。小男孩姓杨，东先生就叫他小杨。他给小杨煮了满满一碗面条，然后坐在灯下，默默地看着他大口吃面。小杨一边吃，一边流泪。他说阿爹煮的面条也很好吃。东先生说，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那边买一具白皮棺材，把你爹送到郊外埋了。这一夜，东先生都没有合眼。但凡遇到什么看不惯的事，他的思想就会飘开来，目光也飞升到了高处。凡事从天上往下看，再大的事也只是小事。比如这片蔓延到上海的战火，放在地球上，不过是星星之火；而地球呢？也不过是宇宙间一颗渺小之至的星球。这么一想，战争也就不那么可怕了。那头的仗照样打，这头的日子照样过。而且，淡芭菰是断断少不了的。

春天来了，有一位女老师来信，约东先生在某个礼拜天去外白度桥看一江春水。但东先生似乎也没一点这方面的热情。上海的杂与乱，以及无聊，让他厌倦透了。到了夜晚，有些地方不能乱逛了。而且，春寒似秋，他也懒得出去。索性关起门来继续读书、抽烟、吃茶，偶尔也给上海的报纸或杂志写点小文章，换些柴米油盐。然而，这样的日子眼看着也不能过了。一天深夜，远处一条巷子里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狗吠，无人点灯。有脚步声朝这边飞掠过来。东先生披衣起床，听得邻舍响起笃笃的敲门声。有人报上自己的名字，但主人偏偏在这一刻睡得很死，没有出来开门。那人又拢着嘴，用低哑的声音喊了几句。听其口音，像是东北人，眼下的遭遇可能与远处那一阵枪声不无干系。东先生隐约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就生了恻隐之心。悄然打开门，向那团模糊的影子招了招手。东北汉子会意，背着一个小孩子，跌跌撞撞地进了屋子。那人站定后，忽地跪在东先生跟前。身边是一个高鼻深目的小男孩，脸上仍带着一副惊魂未定的神色。东先生扶起东北汉子，问道，方才发生了什么事？东北汉子指着小男孩说，他是犹太人，父母在上海经商多年，我是他家的仆人。今晚，有两名德国佬突然冲进我家主人的房子，二话没说，就开枪杀死了所有在场的人。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背起萨布拉斯就逃出去了。萨布拉斯，快来给这位好心肠的爷磕头谢恩。那个名叫萨布拉斯的小男孩立马跪了下来，用中国话说，我是以色列人，小名萨布拉斯，也就是仙人掌的意思。东先生扶起萨布拉斯说，外国人不讲究这种礼数的，萨布拉斯，以后你若是没有去处，就躲在我这里吧。东先生走到东北汉子跟前，拍着他壮实的肩膀说，天下的义士多出蓬户之间，你就像古时的程婴。东北汉子摸着后脑勺问，程婴是谁？东先生让他们坐了下来，讲了一个赵氏孤儿的故事。东北汉子听毕，说道，既然你称我是程婴，那么，你就是那位公孙杵臼先生了。东先生望着屋外暗沉沉的青空，觉着那种久远的侠气真的是可怀的。

自此，东北汉子与萨布拉斯就在东先生家住了下来。东北汉子胡子浓密，头发稀疏，给人一种草盛豆苗稀的感觉。平日里东先生就叫他大胡子，两个孩子（萨布拉斯和小杨）也跟着叫开了，通常是后缀一个叔叔，表示尊敬。大胡子叫什么名字，大概除了东先生，无人知晓。

东先生留下大胡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能做一手好菜。但南人、北人、犹太人，口味不一，生活习性也大不相同。四人住在一起，就不免闹些笑话了。有一回，小杨和萨布拉斯买木炭回来，东先生嚷道，大胡子，快给孩子们烧一锅洗面汤。大胡子应了一声，好嘞。没过多久，大胡子就端出了一锅素面汤。东先生愣了一下，说道，我是让你烧洗面的汤，你怎么端来一锅面汤。大胡子摸着秃脑门说，这就是下了面的汤呀。东先生做了一个洗脸的动作说，我指的是这个，你懂吗？洗面，嚓嚓嚓。大胡子恍然大悟，这叫洗脸，怎么叫洗面呢？没错，东先生说，你们北方人叫洗脸，我们南方人叫洗面。东先生又指了指锅里的面汤说，我们管烧开的清水也叫汤。大胡子继续摸着秃脑袋，嘟囔了几句。

如前所述，东先生的邻居是大胡子的东北老乡，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东先生和大胡子从未跟他打过招呼。有一天，几个日本宪兵从邻居家出来，朝东先生这边伸脖子张望了一眼。东先生赶紧让大胡子和萨布拉斯躲藏起来。上海这地方，除了瑰丽与阴暗，还隐藏着一丝凶险。东先生感觉自己越发呆不下去了。岁入年末，东先生决定回东瓯老家过年。祭灶那天，东先生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带着大胡子、萨布拉斯和小杨坐上一辆旧卡车，从上海一直乘到鄞县。沿途大雪纷飞，固然很美，但每隔一段路看见道边雪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死于饥寒或疾病的难民，东先生就无心看风景了。由于气温过低，那辆卡车的发动机坏掉了，陷在雪地里寸步难行。东先生等人只得以步代车，打算走走歇歇回老家。岁暮路遥，他们等不到车，不得不留在鄞县一家旅馆过年。按旧俗，过年要吃鱼，这一点，东先生就免了，大家围炉吃山芋，也算是求个年年有余。正吃得有滋有味，屋外忽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孩子们不觉股栗、手抖。大胡子说，是爆竹声，别怕。东先生一边卷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炮火即便烧到我的唇边，我也要先用它点一支烟。对东先生来说，一日三餐可以断，烟不可断。饭后一根烟，让肚子里沉甸甸的食物突然变成了一种类似于精神的东西。

过了年，鄞奉境内依旧是兵乱不断，东先生也不管黄历上说宜不宜出门，就收拾行李及早登程。这一路上东先生又收养了三个孤儿。

其中有两个孤儿都是小女孩。大的那一个叫阿梅，小的那一个叫阿菲。两人都梳着羊角辫，穿着红布袄，在东先生眼里，她们就像是一副充满喜气的春联。阿梅十岁，已经出落成一个标致的小姑娘了。前阵子，日机频频在鄞县投放炸弹。战事吃紧，当地政府奉令向老百姓强收军谷，民间没有余粮，饿死甚众。阿梅一家八口饿得面色青白，眼放绿光。除夕那天，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斤面粉，于是抟成汤圆，煮熟了分给每人一大碗。一家人都饿慌了，囫囵吞下，连一滴汤汁都不剩。父亲见家人都吃下了，抹了抹嘴角，十分镇定地告诉他们，他之前已在汤圆里下了毒药，今晚，他将带着儿女们一道与死去多年的妻子团聚。孩子们听了，突然大哭起来。哭声与风声混在一起，一直持续到他们四肢疲软、眼睛发昏。慢慢地，他们都进入了睡眠，唯独阿梅依旧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说来也巧，大家吃汤圆的时候，阿梅恰好肚子疼，自己那一份还没来得及吃下，就被几个哥哥弟弟哄抢着瓜分掉了。阿梅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成了一个孤儿。她想投靠姑妈，不承想姑妈一家也过着流落街头的日子，她只能在寒风中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身体支撑不住，瘫倒在地。迷迷糊糊中，她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路边了，后悔当初没有吃下汤圆。过了许久，她才发现自己竟躺在一张床上。当她瞥见东先生的面影时，疑心这是梦境，便带着几分瞻妄喊道，先生，先生，你听到了吗？外面的风在呜啦呜拉地吹着。不，东先生说，那是死神吹着口哨离开了。正是东先生，把阿梅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从此，她也就认东先生做了义女。

说起阿菲，东先生总是要掉眼泪的。阿菲家贫，母亲生下了一个小弟弟之后，家里更显窘困，常常揭不开锅。当阿菲听说父亲要把姐姐卖给一位异乡人做童养媳时，姐姐哭闹着要跳井。阿菲心下一横，就央求说，要卖就卖我吧，我做事比姐姐麻利。父母犹豫了许久才算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她交付给了那位异乡人。他们走到半路上，日本人的飞机突然在天空出现，一枚炸弹落下来，把那个异乡人炸成了肉块。落在身后的阿菲被一股气浪冲击，掉进了一条土沟，总算幸免于难。东先生路过此地，听到哭声，就刨开灰土，把她抱了出来。那时候，东先生说，她就像是一只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

最小的孤儿叫阿岛，是一个六龄男童。东先生初遇他时，他就坐在临海县城一家小旅馆门口的石阶上，脸被寒风吹得一片青紫，眼睛定定地望着门外那条布满车辙的黄泥路，像是快要掉出来了。东先生进出两回，见小男孩都一直僵坐着，就问他坐在这里等谁。小男孩说，等妈妈，她说她要去海边滩涂找些可以吃的东西，去了整整一天都没回来。东先生把他带到房间里，从包裹里掏出两块芝麻饼递给他，小男孩接过饼后，居然很懂礼貌地向他鞠了一躬。到了夜晚，小男孩的妈妈还是没有回来，东先生就让他跟萨布拉斯和小杨同睡一床。窗外飘起了大雪，东先生看着这个熟睡的小男孩，心里掠过不祥的预感。次日一大早，东先生发现小男孩不见了，下楼四顾，只见小男孩依旧坐在门外原来的位置上等着妈妈归来。照理说，东先生即日就要启程，但他还是决定在此逗留一天。稍过，有人来，说是昨天上午看见有个小妇人穿着阔太太的睡袍，背着一个枕头，朝海滩那边走去，他跑过去想看个究竟时，她已经被海浪卷走了，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她的手在挥舞着，好像是有点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去。那人瞥了一眼店堂外的小男孩，低声说，我听人说有个小男孩在镇上苦等着妈妈，想必是他了。东先生走到门外，弯下腰对小男孩说，你妈妈恐怕回不来了，你不如跟我走吧。小男孩望着白茫茫一片雪地，无力地点了点头。东先生在旅馆的柜台前结账时，顺便把自己的通信地址记下来，反复叮嘱掌柜，倘若有人过来找这个小男孩，务必把这张纸条交给对方。

东先生的前脚刚到东瓯城，日本人的炮弹就跟了过来。东先生跟一位前来给他接风的朋友说，我们是来避乱，不承想这里也是一片乱世景象。因为是在战时，东先生花不多的钱就在城里买下了一座老宅（连带屋后的废园）。大伙把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就草草安顿下来了。

兵慌马乱的年头，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好像是北方的冬天把一部分寒气分留给南方的春天了。及至风暖，天也放晴了，大胡子便在屋后的大片空地辟了一块菜园。而东先生也没闲着，在菜园边上种了几竿竹子。东先生说自己跟东坡先生一样，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事实上，东先生本来就不吃肉，故而也就无所谓“食无肉”了。东先生在上海的时候，身上还有些“乡气”；回到乡下，却保留了几分上海人的作派，比如吃下午茶，比如饭前读报。东瓯城毕竟不如上海，不能靠卖文为生，东先生只好重拾画笔，描摹一些旅途所见的世相与物态，然后交给城里的朋友帮他打点，换些大米。偶尔也仿效八大山人的笔法画些残山剩水，标了润格放东瓯街的“古榕轩”卖。

大胡子烧菜煮饭之余就跑过来，看东先生画画、写字。东先生捋着胡子说，你胡子长得蛮漂亮，可以随我学画画、写字，以此谋生并不一定要靠天赋，有时候就靠这一把胡子。你看我，早前人家说我胡子长得好看可以去当算命先生，我还真的在路边摆过几天算命摊子。大胡子也捋着胡子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会有兴致写字、画画？东先生说，你可以设个摊子替人画容呀。这年头，死人多，稍稍有点钱的人家还是要给自己先人留下一幅遗像挂在中堂的。大胡子想了想说，我只想烧好我的菜。烧一盘菜可以填饱肚子，画几根菜能行么？东先生无语。

东先生的字画也确乎卖不出个好价钱，一家人七张嘴，也就大可忧虑了。城西小学的一位校长听说东先生早年留过学，有一肚子学问，就聘请他做国文老师。收到聘书后第二天，东先生就夹着几本教科书去学堂，刚到校门口，忽然看到有一片阴影从头顶掠过，未及抬头，前头已传来轰然巨响。粉白的高墙内顿时升起一缕黑烟，东先生和身边的大树都猛烈地摇晃了一下。一架飞机掉头远去，天空似乎一下子变得倾斜了。东先生扭了扭脖子，才算将它摆正了。随后，防空警报响了起来。东先生掸掉衣上的灰土和落叶，继续沿着那片灰绿色的林荫小道走进校园。校舍坍塌了，校长被一根横梁当场压死，还有几个学生受了点轻伤，他们见到东先生，便抹着鲜血，哭喊着，先生，我是不是要死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东先生撕掉长袍的一角，给他们一一包扎伤口。孩子们坐在草场上，彼此看着，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东先生看了，跟一位女老师说，这年头，活着的人常常会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你说是不是？这这话时，他的脑子里浸透了春天的朝雾，手脚是虚软的。

没过多久，学堂里的孩子都被父母先后接回家了，只剩下五个寄养学堂的孩子无家可归。眼看天色就黑下来了，眼看这些孩子不知道何去何从，东先生咬了咬牙，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愿意，往后就跟着我吧。孩子们收拾好行李，瑟瑟缩缩地跟在他身后。东先生不说话，昂首穿过那堵炸开的断墙，走到外面的马路上，看着那些突然被风吹响的树叶。

从此，东先生家变成了一座孤儿院。每天都有一群孩子跑进跑出，尘土飞扬。东先生按照齿序，称他们阿大、阿二、阿三，余者以此类推。十二个人，十二张嘴，十二副碗筷，每天让他头疼的就是吃饭问题。贫困让他们坐到了一张桌子，有时一起喝汤粥，有时一起喝西北风。但他们到底还是快乐的，他们的笑声常常从尘土间散开，从树上摇落。十个孩子，如鸭之放养，自然需要一个孩子王来统领全局。这件事，也就落在年龄最大的小杨身上。

从阿大到阿十，都有一个习惯动作，那就是端裤子、抹鼻涕。阿大的裤子是由东先生那条灯芯绒裤改制而成的，阿二、阿三穿的是阿大前些年穿过的裤子，等而下之，到了阿十那里，不是裤长，就是腰宽。对这些孩子来说，有裤子可穿就不错了，哪里还会计较什么合不合身。有几个孩子没有两身换洗衣裳，下雨天，淋湿了，只能穿着一身湿衣裳；太阳出来了，立于太阳底下，等着晾干；若是冬天，常常会冻得嘴唇发紫，两腿只打哆嗦。这时候阿大发挥了大哥的作用，帮他们借衣裳。有时向这个借一条内裤，有时向那个借一条毛衣。七拼八凑，淋湿的人就有了一身干爽的衣裳可穿。

至于抹鼻涕，大约是天寒时节衣裳单薄所致。有些孩子冬天抹惯了鼻涕，直到夏天还改不了这种积习，没有在鼻子下面抹一下就不舒服了。比如阿六（也就是阿岛），是常年流鼻涕的。东先生常常摇头笑道，这孩子把鼻涕佛长年供奉在两个鼻孔之下、一片嘴唇之上，怎么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鼻涕垂得太长了，阿六就伸出舌头猛地吸溜一下，跟吃面条似的；有时直接用袖子十分利索地抹一把，袖口是一片亮白。

这些孩子中，东先生最喜欢阿六。阿六原本很少说话，从来不跟任何人谈起自己的身世。他讲的虽然是东北话，但大胡子说这口音怎么听都不够地道。东先生说，阿六的口音很特别，甚至有点近似于日本的关东腔。大胡子笑道，你们东瓯话听起来更像日本话，我至今只听懂洗面汤三个字的意思。闲时，东先生教阿六一些东瓯歌谣，他居然很快就学会了。东先生常常对人说，阿六这孩子，我总觉得是我失散多年的亲人。

阿六还有个绰号，叫“王金彪”。王金彪是东瓯街头的把戏师傅，兼卖一种黑乎乎的药丸。阿六时常把身上的污垢搓成圆圆的一小颗，称这是包治百病的药丸。他一边搓，一边唱着东先生教给他的歌谣：阿大一颗，阿二一颗，阿三阿四各半颗。吃了药丸，病痛全消。阿大拍手笑，阿二拍手叫，阿三阿四还想要。阿六搓好了“药丸”，问他们，要不要吃？众皆摇头。阿大把手伸进怀里使劲搓了几把，突然掏出一颗“药丸”兴奋地说，我的比你大。阿六自愧不如，就继续往怀里揉搓污垢。

多年来，阿六的内心一直固守着一个秘密。时间久了，连他自己差不多都快要忘掉了。然而有一天，一个关乎身世的秘密却在无意间流露出来。那晚，大伙一起洗澡的时候，东先生教孩子们唱起了东瓯的歌谣：虎蚁王王，夜里爬起烧汤。无点灯，照月光；无脚盂，破水缸……洗了澡，一身清爽，大伙便围坐在一起，照例要听东先生讲故事。东先生说，你们离家有好长时间了，心底里一定很想家吧，今天暂且不讲故事了，就让每个人唱一首家乡的歌谣。从阿大开始，大家轮流唱。这些孩子，不是生在上海，就是江浙带一带，唱的歌谣大都有吴语味道。唯独阿六唱的一首歌谣与众不同，略带一丝凄凉。东先生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

打这以后，东先生就格外关注阿六了。

有一天，东先生看见阿六正津津有味地舔着胳膊，就问，这上头也有鼻涕么？阿六说，不是鼻涕，是血。东先生抓起他的胳膊一看，果然有血。又觑了一眼他的嘴，唇角、牙缝里也有血迹。你为什么要吸这血？东先生喝问，你应该去找一块布包扎起来。阿六笑咪咪地说，没事的，我喝的是自己身上的血。东先生见血就犯晕，不忍再看，挥挥袖，走开了。

渐渐地，孩子们当中就有人效法阿六，开始流行吸血了。但凡有谁干农活时割破了手脚，流出血来，就直接把嘴凑上去舔干净。这段时间，也不晓得为什么，阿六常常弄伤自己，然后就在那里舔血。东先生不忍见血，见到阿三，就嘱咐他，去找一块干净的纱布，把阿六的伤口包扎起来。吃晚饭的时辰，东先生见阿六胳膊上的伤口没有包扎，就向阿三问责。阿三翻着白眼说，他都已经把自己胳膊上的血吸掉了。

入夜，东先生起来巡房。孩子们一个个相互枕藉，睡相奇丑。东先生给他们一一掖好被子，就退出门外，走到院子里。大胡子也没睡，正坐在树下的石凳上看月亮。

大胡子说，阿六这孩子近来有点怪怪的，半夜里尽说些听不懂的梦话。东先生说，他在说日本话。大胡子咧嘴笑道，他那话听起来倒真像是日本话哩。东先生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他说的就是日本话。什么？！大胡子嘴里喷出一口热气，把胡子都要掀开了，难道这孩子是日本人不成？！东先生说，他的确是日本人的孩子。大胡子腾地立起，说，那就让他滚回日本去。东先生说，孩子是无辜的，更何况，他死了父母，无家可归，我们既然收留了他，就要帮他隐瞒身份，让他在这里能呆多久就呆多久。大胡子猛砸一下石凳说，日本鬼子丧尽天良，他们的孩子也必定是坏种。东先生沉默不语，过了许久，才缓缓吐出了一句：话不能这么说。

大胡子说，我前些日听孩子们念，人之初，性本善。我就不相信人性本善。

东先生问，何以见得？我倒要听听你的高论。

大胡子说，我是个只会做饭、种地的粗人，哪里会有什么高论？不过，要说人性本善，在我看来只是你们读书人在书本上说说而已。我见过租界里一位买办的小儿子，也就四五岁光景，人倒是很聪明，可就是喜欢学大人的样子对家里的仆人指指点点，他要是上幼稚园坐人力车，仆人不许陪坐，须得跟在车后跑。这样的孩子，你能说“性本善”么？

东先生说，你所说的，只是个例。

大胡子说，你再看看我们这里的“小日本”，他近来时常吸自己的血。

东先生说，这情形我也见过。

呀，大胡子问，你说日本人是不是生来就嗜血？

东先生说，我只知道萨布拉斯的国家有不吃动物蹄筋的习俗，没听过日本人有吸血的传统。

大胡子垂下头来，一副强抑悲恸的样子。东先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走进了自己的书房。这一晚，东先生没有睡好。他已经决定花掉整个夜晚的时间把一些问题弄清楚。比如，血的问题。

东先生最怕见血，即便是有人杀鸡、宰猪，他也是避而不见。早年留学日本，原本抱定学医救国的思想，后来看到开膛剖肚、鲜血淋漓的手术场景，便为之觳觫，不得不改修生物学。血之于他，有一种神秘感。尽管如此，他还是试着翻译了英人一本关于心血运动的小册子，而且对欧亚人种的的血液构成做过交叉研究。他在古希腊人写的书中看到这么一种说法：人的体液分为四种，包括辛液、胆液、粘液，而血液是其中占比重最大的一种。还有人甚至认为：血液若是与其他几种体液处于均衡状态，那么它只能造就平庸之辈；若是失衡，那么它造就的不是疯子，便是天才。因此，东先生时常怀疑：日本人如此好战，是否因为血液与其他体液处于失衡状态？东先生近来读杂志，偶尔读到了一位叫张君俊的学者写的一篇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文章，谈到血型时他这样说道：江浙两省抽样A素与B素皆不旺，但血清内不含凝集素的百分比却很高。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血比其他各省民族较纯净。东先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为什么独独说江浙人的血纯净呢？

这些天，东先生隐隐感觉大胡子的举止有些异常。种菜烧饭之余，大胡子时常会掏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用阴郁的、近乎悲愤的眼神打量着照片上的每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辰，大胡子喝了点酒，突然指着阿六的鼻子，开始气势汹汹地骂起日本人来，那一刻，眼中深藏的两点寒灰里迸出了仇恨的火星。阿六吓得脸色苍白，赶紧用双手捂住脸，不敢吱一声。东先生劝慰道，你骂只管骂，别冲着孩子来。大胡子想跟大家说什么时，东先生就打断了他的话。

天色将晚，大胡子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一进门，就见几个孩子学东先生的模样，坐在院子里写字。大胡子嚷道，你们连饭都不煮，一个个倒像先生似的。

阿五指着那边的墙头对大胡子说，你看，他才是先生。

阿大像一只秃鹫那样蹲踞在墙头。他的目光集中在某一点上，因此他的身体绷得很紧。阿大很少帮大胡子干农活，他身上运动最频繁的部位就是眼睛和手。在外人看来，他的工作就是把眼睛所看到的东西用手抓过来，然后就在一张白纸上涂涂画画。他称这活儿叫绘画。有时还加上一个高雅的说词：艺术。大胡子叫了他几声，他没反应。大胡子来到墙根，冲着他悬空的臀部骂开了：蹲在墙上，拉屎啊。阿大回过头来，嘻皮笑脸说，我要是拉屎，你岂不是站在茅坑底下吃屎了？反了，大胡子跳起来，举起手中的锄头，做出要追打他的样子。阿大像雄鹰展翅般掠向墙外的草地。大胡子悻悻地走进屋子，吼叫着：人呢，都死到哪里去了？！

我在，我在哩。阿七和阿九不知从哪里突然蹦了出来。大胡子带着一脸神秘说，你们统统过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日本鬼子的儿子。大家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怔住了。他们嘁嘁喳喳地追问，究竟谁是那个小日本？

阿六，大胡子说，就是我们当年在旅馆门口捡回来的那一个。

孩子们立时挥动着拳头喊着：打倒小日本！打倒小日本！

东先生听到喧嚷声，就赶紧跑过来问个究竟。大胡子翻着白眼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阿六是日本人的坏种了。

这时阿三跑过来，告诉东先生，阿六正在吸血，这一回他吸的是别人的血。大胡子冷笑一声说，坏种，我说他是坏种就是坏种。东先生咕噜了一声，立马掷下手头的画笔随同阿三来到大街的拐角处。只见阿六俯伏在阿二的大腿上，丝溜丝溜地吮吸着。东先生从背后抓住阿六的衣领，提了起来，叱道，狗畜，滚一边去。阿六吐掉了嘴里的血，怔怔地望着东先生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变形的脸。东先生不由分说，就给了他一记耳光。阿二听到巴掌声，先是呻吟了一声，然后解释道，先生错怪他了，我方才被毒蛇咬伤，是他帮我吸出毒液的。东先生低头细看，阿二的大腿上果真有一道一字形的伤口，周围已肿胀起来。东先生当即解下他的裤带，把他的大腿扎紧，以免毒液蔓延。再回头，阿六已经不见踪影了。东先生吩咐阿七和阿九，快去，把阿六找过来，让他赶紧吐掉血液和蛇毒，用井水漱漱口。这时，大胡子也闻声赶了过来，对阿二的伤口做了一些简单的清洗处理。大胡子说，这是火毒，一时半刻无法排出毒液，我这就去后山采些草药。傍晚时分，大胡子带来了满把的山胡椒和山马兰。东先生捣草药的时候突然想起阿六，就问阿七和阿九，有没有见着。阿七说，阿六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连个影子都没见着。此时日头短了，树影长了，东先生的心里又添了一层灰暗。厨房那头，大胡子正咋呼着让孩子们提前半小时吃饭。为什么不等阿六回来？东先生咕噜了一句。大胡子没有回答，但他的嘴角分明露出了一丝冷笑。东先生连饭也不吃，就趿着拖鞋跑出去了。

东先生沿路向人打听阿六的去向时，有个熟人说，他之前似乎看见阿六去了西斜街。东先生吓了一跳，西斜街可是宪兵日本队（原称日本宪兵队）的驻地，莫非这孩子早已知道在那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同乡？东先生穿过一片梨园，过了一道板桥，就走进了一条荒寂的老街。那里然也有本地人居住，但天黑之后，人们就不敢出门了。东先生静立片刻，顾盼无碍，就放胆朝前走去。远远地，他听到有人拍球的声音，继而传来一个男童的嬉笑声。东先生趋前几步，躲到一尊石翁仲后面，循声望去，街腰凹进去的地方有一片道坦，地面晃动的树影，屋檐间闪烁的一线银光，让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没错，那个拍球的男童就是阿六，纤小的身影在月光下来回滑动着。几个日本兵站在一边，看着他拍球，有说有笑。黑暗中，那一排排牙齿闪烁着森冷的白光。东先生谙熟日语，听得出那些人说的正是日本话。阿六拍累了，就坐在一名日本兵的膝盖上，跟着他们唱起了歌谣。东先生听得分明，这是日本的古歌谣，唱的是旅人的春水般的哀愁。东先生正待转个身时，右脚踢到了一个马口铁盆子，空寂里发出哐啷一声响。随即，从那边突然齐刷刷传来拉动枪栓的声音。东先生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藏身之处，只得举起手来，从石翁仲后走出来，用日语跟他们会话。一道手电筒的强光打到他脸上，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一片蓝得发黑的天空从两排屋檐间斜斜地竖了起来。东先生不动。阿六喊了一声“东先生”，就飞快地跑过去，抱住了他的双腿。日本兵收起了枪，其中一个老兵走到他跟前，鞠了一躬说，原来你就是他刚才提起的那位东先生。东先生环顾四周，整条街上阒无一人。他把手放在阿六的头顶，顺着倒毛旋抚摸了一圈说，我是错怪你了，你之前吸了毒液现在没事了吧？阿六拍拍胸脯说，我是吸一口，吐一口，不碍事的，而且，我还跑到河边漱了漱口。这个法子是我爸爸教会我的。东先生问，你爸爸是——他爸爸是一名军医，老兵抽出一支烟，给东先生点上说，今天晚上，这孩子突然跑过来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叫大岛俊太郎，是一位军医。说起来，他父亲还救过我们很多人的性命。多年前，他因为抢救了一名中国病员，被长官就地阵法，他的夫人听说后来也蹈海自杀了，真是不幸。不过，大岛家族总算是留住了这一脉。老兵说到这里，仰面吐了一口烟，又继续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想方设法把大岛君的孩子带回日本，送到他祖母身边。东先生漠漠地抽完纸烟，没说什么，就跟阿六话别，独自一人沿着铺满月光的老街往回走。走着走着，他就感觉自己的双腿犹如被寒风吹动的树枝。

这以后，日本兵偶或在东瓯城内举办中日亲善大会时，也会把东先生请过去吟诗作画。东先生只是作些不痛不痒的诗，画些残山剩水、枯枝败叶。此间，他跟阿六见过几次面。不出几个月，这孩子长得比先前似乎胖了些，也红润了些。阿六一度准备搭顺风船回日本，但那边传来消息说，由于东京遭遇美军大空袭，阿六的祖母和舅父一家全部葬身火海。阿六便如同一只断了线后挂在树枝上的风筝，飞不上天，也下不了地。有一天清早，几个日本兵带着米谷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走进东先生的大院，丢下两袋大米和若干药物。其中一名日本兵对东先生说，近日局势紧张，你不能再跟大岛（阿六）联系了。从他口中，东先生得知，阿六很可能会在近期离开东瓯城。这以后，东先生再也没有见过阿六一面。又一日清早，外头传来消息，说日军败象已露，驻扎东瓯城的宪兵也不得不仓皇逃离。临行前，他们怕有人追击，又在东瓯城外的码头小镇上投放了几枚炸弹。其中一枚炮弹落在一条老街上，烧了几家纸马店。街坊都说，纸马店烧了，就算是烧给死人的。另一条街上炸死了几个老人和小孩，人们照例把他们埋了。末了，照例以一句“阿弥陀佛”了事。日本兵一撤，街头就出现了中国兵。有消息灵通人士放言，抗战一结束，可能还有国共之间的一番恶战。总之，这世界不得太平。东先生抛下报纸，叹息一声道，先前舜爷弹弹琴，唱唱歌子，天下就太平了；圣人和明君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是轻轻松松的活儿；现如今的世道，哪是世道呀。到处都是打打杀杀、吵吵嚷嚷，也打不出一个清明世界来。

正当东先生为未来的国运深表忧虑时，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东瓯城，人们跑到了街头，在一片饱含激情的南风中痛哭流涕，用最大的嗓门呼喊着。但对东先生来说，真正的灾难还刚刚开始：当天下午，几个腰间别枪的军警走进大院，带走了他。后来人们才知道：有人检举东先生收留了日本人的孩子，还跟几个日本兵串通一气，祸害同胞。检举东先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大胡子。东先生写了一份材料，为自己辩诬，但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东先生列入汉奸名单，虽不至于枪毙，但也难免牢狱之灾。至于东先生收养的十几个孤儿，无人照看，也都散落各处了：阿大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在国共内战中充当了炮灰，只留下一幅自画像，托人带给了东先生；阿二跟随大胡子流落到上海，找到了一位族叔，终于回到了以色列；阿三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阿三带着阿五在一家药铺打下手；阿七和阿九进了别家孤儿院；阿八和阿十没了下落；至于阿六回到日本后怎么样，没人知道。东先生满以为自己会在牢狱中终老，但他没料到，一九八一年春，有个名叫萨布拉斯的以色列商人来到中国，四处打听他的下落。萨布拉斯在外交部的帮助下，与东先生在某座牢房里见了一次面。萨布拉斯告诉他，大胡子出卖了自己的救命恩人之后，一直十分愧疚，在萨布拉斯回到祖国之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家人墓前的一棵树上上吊了。东先生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我何尝不知道他心里面的仇恨？萨布拉斯走后没几日，东先生就无罪释放了。后来有几位报社记者采访东先生，竖起拇指，称他是“东方的英雄”。 我什么都不是，我还是我，东先生说，我收留了一个日本人的孩子，有人就说我是汉奸；我收留了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有人就说我是英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汉奸，也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这一辈子，我写好了那一撇，却没有写好那一捺。

二

东先生，车主来了，唔，狗也起来了。

噢噢这样我就放心了。

可是，你看这条狗又钻到旁边这辆车子底下了，怎么？它要继续睡懒觉不成？

是的，这条狗看起来很疲倦，走路的样子都带病相。

果然，它又睡下了。

它是一条流浪狗，风吹雨淋，一定是病倒了。

你怎么晓得？

实不相瞒，我是收养流浪狗的。

东先生在自家的院子里养了二十几条流浪狗，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书：流浪狗之家。这些流浪狗，品种较杂，但以土狗居多，土狗中又以老狗、病狗居多。有些狗是别人送过来的，有些狗是东先生在半道上救治后带回家的。但凡流浪狗进了这个院子，第一日要注射疫苗，第二日就得做绝育手术。早前拉到宠物医院做这种手术，公狗要交五十元手术费，母狗要交一百元。东先生看了几回，就自己动手给狗做绝育手术。如此，春秋之间，狗就不会发情了。东先生的院子里有一块黑板，上面记着捐助物资情况。除了夏天的时候有人送防雨布、电风扇，冬天的时候送御寒棉被之外，平日里也有人送来一些狗食。还有一些人甚至还愿意做义工，帮助东先生给狗洗澡、剃毛、包扎伤口。前些日，有位乡下的杂货店老板来到东先生的流浪狗之家，说是要认领一条狗护家。东先生挑了一条头顶平实、两耳下垂的黄狗。依旧例，东先生让他在认领之前与狗合个影。那人的嘴角微微翘起说，跟畜生合影，还是头一回呢。他又抚摸着黄狗脑袋上的一块瘀肉问，这狗的脑袋似乎被人敲打过，往后会听主人使唤吗？东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答道，你以为自己比狗聪明么？未必，你跟狗说话，狗常常都能听懂，可狗跟你说话你就未必能听懂了。所以，你不要在狗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来。你看看人家，明明比你知道得多，却仍然趴在地上，一副谦逊的模样。那人听了东先生的一番话，似乎明白了一些事理。交了两百元押金，牵着黄狗走了。东先生心里有些不舍，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指不定哪天突然走掉了，而那些流浪狗迟早是要送人的。

东先生，我要等的那辆车过来了，你就在这里继续等吧。

那人临走时，东先生忽然问道，你说说看，狗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那人迷惑不解地望着东先生，反问道，你说呢？东先生说，狗之初，性本无知。

那人跳上了车，走到一个靠窗的空位前，透过车窗，怔怔地看着东先生，一脸茫然。

天色就要黑下来了。又一辆公交车在这个简易站台稍停片刻，就卷起灰土吐着废气轰轰然走了。我们若是从高空俯视，那辆公交车犹如一块厚墩墩的抹布，一下子就把几个黑点抹去了。东先生和狗，也包括在那几个毫不起眼的黑点里面。

让我们再把时间拉长一点，看看八十四年前发生的一桩事吧。那一年，有位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来到东瓯城。有一天，他去乡间布道，看见道边有两条细瘦的流浪狗在一个弃婴的身边逡巡不去。牧师走过去，把婴儿抱起来。他来到附近的村子，向一位信徒要了一碗稀粥。村上都是穷人家，没有人愿意领养这个孩子，牧师就打算把他带到教会。半道上，孩子撒了一泡尿。牧师慌了手脚，赶紧将自己黑袍的一角撕下一块，垫在孩子的屁股底下，边上围观的信徒问，你这么做，岂非亵渎了上帝？牧师说，上帝会宽恕我所做的一切。又有人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们似乎有些担心牧师会给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起一个怪兮兮的洋名。神父看了看那两条依旧跟随着他的流浪狗说，他跟那些狗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既然我是在东方捡到了这个孩子，就赐给他东姓吧。这个姓东的孩子长大后，人们都称他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