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语文课的玩

2012年2月8日《中国青年报》的专题《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一文，报道了苏州某中学史金霞老师好玩又高效的语文教学，不久，笔者又读到了针对这一报道所写的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与《再谈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思虑良久，觉得语文课还是贵在一个“玩”。

有人提出“泛语文课”与“非语文课”两个概念，认为“泛语文课”注重文本内容和精神，忽视了语言表达形式；而“非语文课”已经不是语文课，走出了语文，走向了“广阔的天地”。这样的课不像语文课，使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弱，“误尽天下苍生”。

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弱，是不是由于语文课未能集中于语言表达形式，是不是因为当前的“泛语文课”或“非语文课”越来越多，值得商榷。汉代司马迁没上过多少语言专业课，可是一部《史记》气贯长虹；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批诗人都没能上过多少“专业的语文课”，他们的诗句却像一杯杯醇厚的美酒，千古芳香；更近一点看，鲁迅、郭沫若两位名家在大学里种的都是医学的地，但他们的田里却长出了文学的丰硕美果。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莫言小时候辍学在家放牛，一人孤独地看天上白云；童年时代饥饿难耐，偷吃生产队一个萝卜差点被开会批斗；当别人读经典的时候，他“听阅”过成千上万家乡传奇式的民间故事；史铁生年轻时下肢瘫痪，接受上千次穿刺治疗；海伦·凯勒幼小双目失明，一生渴望三天光明。艰难的经历使他们成为语言表达的巨人。现在的孩子人生经历越来越贫乏，既不是为了人生而学语文，也不是为了艺术而学语文；是为了考试，中小学的老师为了各种各样的考试，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学生们为了多考一点分，不得不戴着镣铐学跳。在这种状况下，教者上再多的“真语文课”，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难以真正提高。

钱梦龙先生说过，语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人学，是教育人培养人的一门学问；优秀语文老师熊芳芳提出了“生命语文”的观点，他们都追求把语文课上到学生的内心深处，让语文课真正触动学生的灵魂，使孩子们从心灵深处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从而唤起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对语文充满兴趣和热情的学生怎能学不好语文！正如《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一文中所说：“在史金霞所负责的班级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并没有因为语文讲课的‘不拘一格而受到拖累，因为‘好玩爱上语文课的学生们常常会拿到全校的最高分，而班级高考平均分也是第一名。”如果你是史金霞老师的学生或学生家长，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老师，答案当然是十分肯定的。要知道当今有许多课虽教者费尽心血，或“声光电”现代化手段样样皆俱，或分组讨论互相质疑热热闹闹，可学生就是既不感到好玩也考不出高分，与史老师的课相比，究竟谁在“误尽天下苍生”，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有人认为史老师班上学生语文成绩很好，是因为他善于让学生课外阅读。既然如此，那么所有的语文老师都像史老师那样给学生列阅读书目，督促他们读书，引导他们写随笔，写感想。学生的语文成绩是不是就会大幅提高呢？现实是很多语文教者喊破了嗓子，教导学生读名著、“吃大餐”，可学生往往连教科书上的自读课文都懒得一读。由此看来，这位史老师之所以能“得益于课外”，正因为他“得法于课内”。

如果一位教者学识浅薄，对语文教学没有刻苦钻研的上进之心，仅仅为迎合学生“好玩”而故弄玄虚，那么他能哄骗学生多长时间，他所教学生语文成绩能有多好？教育的行家们是心知肚明的，孩子的心明镜似的，你糊弄一两节课尚可，时间久了，学生便会看透你的本质，那时你的课就不是越来越“好玩”，而是越来越上不下去。

“玩”，虽一字但意无穷，叶圣陶先生谈及儿童的成长教育时，强调孩子从小要学会“玩”，著名导演张艺谋在谈《红高粱》获奖感言时的第一句话就是“玩玩”。一位教者要能“玩”好课，那他首先必须有广博的学识、强烈的事业心、勇于创新的精神。其次，他必须以常人双倍的精力备课，备教材，备学生，备社会人生……当今能在这种状态下“玩”课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教者把各自的课上得“太真”、“太专”。正如杨振宁教授分析中国的自然科学离“诺奖”越来越远问题时所说：“中国的高校太专业化了，扼杀了学生创新能力。”大学这样，中小学莫不如此。语文与史学、哲学、美学以及其他一切学科形成的是一个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知识能力系统，如果教者能在研究这一系统背景下展开语文教学，这样的“玩”真是难能可贵。

陆文兵，江苏金湖中等专业学校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