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建设中的“树立典型”
——一种动员和组织机制的分析

臧爱绒

(延安大学 政法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新中国成立后(本文时间界定在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即开展群众运动，这几乎内化为经济建设的战略性理念和深刻的价值维度，并且建构了完备的动员和组织机制。通过树立典型，总结经验，推动全局，在全社会对先进典型(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单位)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推崇，是党在经济运动中的动员和组织机制之一，也是党在长期经济工作尤其是制度变革中形成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历次经济运动中，树典型，学榜样，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做法。党在各行业、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全国范围内树立各种典型和榜样，号召人民向其学习，在地方局域直至全国范围推行其先进经验，从而推动经济运动发展，最终形成一种特有而普遍的经济行为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树立典型”的理论设想与实践操作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来重视树立典型这种工作方法。最早将树立典型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来进行阐述的是毛泽东于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指出：“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就是领导者“具体地直接地”深入实施若干组织或单位的工作，“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1]897-898虽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使用“典型”这一概念，但这个论述已经构成树立典型的理论源泉。显而易见，这里的“个别”、“积极分子”，亦即“典型”的同义语。毛泽东还十分注意对先进典型的推崇和宣传。早在1945年，他就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的遴选标准及其功能。[1]10141950年9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称赞他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2]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典型来推动经济工作，但他对典型的选择却十分慎重。他不轻易树立榜样，一旦树立，这个典型必须体现他的经济战略或策略构想。他主张“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3]

在经济建设中树立典型、推崇先进的理论架构和理论逻辑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先进、中间、落后之分具有普遍性，是客观事物本身复杂性和差别性的表现。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市场竞争，因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中，要为后进者创造向先进转化的条件，要为先进者创造向更高水平前进的条件；比学赶帮运动是创造这种条件的最好的形式和措施。”[4]10在当时“斗争哲学”思维的主导和影响下，“矛盾不能通过对立面的‘调和’、‘融合’得到解决，必须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和斗争，必然是先进战胜落后，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4]69甚至在很多情境下有意识地树立和强化这种对立。因此通过树立典型以带动全局，引导整个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便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而“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领下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5]“具体的实际的榜样，是最有力量来说服农民的”[6]。正如法国学者勒庞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激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7]故而，注重并加强对先进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单位的宣传与推崇也就顺理成章。

在这种理论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发动的诸如“增产节约”、“大跃进”、“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等群众运动中树立的先进典型不知凡几。如工业上的孟泰、王崇伦、郝建秀、王进喜等，农业上的李顺达、陈永贵、徐建春、邢燕子等。20世纪60年代，党在工业上树立起大庆典型并发动“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农业上则号召向大寨学习从而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在经济建设中树立典型的高潮期或黄金时代。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基于地域和行业的不同情况，党注意树立典型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各类地区有各类地区的样板，各种行业有各种行业的典型。如采取连环带的树立典型形式，逐级树立学习典型，层层树立先进单位。在山西省“一带二”的经济建设中，晋中全区学赶的标兵是大寨大队，而在下属几个县里，则首先分区分类地选择几个较先进的大队直接学大寨，培养成为“县的大寨”，并成为邻近各公社学赶的榜样；各公社又分别依据自然片选择几个较好的大队向“县的大寨”学习，培养成“社的大寨”，并作为邻近各大队学赶的样板，从而形成层层“搭梯子”，层层搞样板的局面。在同一行业内，为了使先进单位或个人的经验充分完整地向全社会推广，还成批地树立起“系列典型”。如山西省晋南区的棉花“八仙”、小麦“十杆旗”，晋东南地区的谷子、玉米“十标兵”，晋中区八类地区的“八面旗”，忻县专区水土保持“七面旗”，雁北区的改天换地“八面旗”等。作为我国先进的工业基地，上海成为工业战线的主要学习典型。到1964年1月底止，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2700多家工厂企业，先后派出两万多人，到上海学习、交流工业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先进典型的促进机制趋向于以精神激励为主，通过政治舆论机关对先进典型的事迹和精神进行大规模、强效度地宣传，使其达致妇幼皆知、耳熟能详的地步，提高其社会声望和声誉，并实际地提升先进人物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如给予陈永贵以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时对他们加以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教育。党规定所有的劳模，都必须以一个普通社员、党员或干部的身份，受所在地党政领导，要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并一起参加评比活动，不准享有任何特殊待遇。更具有机制化和制度化意义的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或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等逐步固定化、规范化。如山西省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每年都要召开，省和专区两级，原则上轮流召开，县、市年年召开。这种定期的自下而上的评选活动带有很强的群众性，不仅对先进典型，而且对所有生产单位和个人都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树立典型”的历史动因分析

从深刻的历史维度来看，树立典型这种经济运作机制与严厉的军事经济(战时经济)体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有相当的内在关联性。这种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企业与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否认个体差异，抑制个性张扬。在缺乏市场竞争动力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的启动和推进就容易采取“比学赶帮超”式的群众运动，因而也就易于采用树立典型这种动员和组织机制，“从实践上看，在古巴和中国……道德激励的普遍形式是竞争(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竞赛——引者注)：争取勋章、锦旗、称号，如苏联的‘劳动英雄’、古巴的五一锦旗或‘游击队英雄’奖状，或中国的‘劳动模范’称号。”[8]纵观苏联的整个经济发展史，生产者先进典型和单位先进典型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不可谓不突出，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从顿巴斯“巴黎公社矿山突击队”到列宁格勒“红色维堡工厂”，从列宁格勒工人斯洛鲍德奇科到顿巴斯煤矿掘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在这些先进典型倡议和带动下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使苏联的经济增长一路高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奠定了此后苏联成长为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越南曾发动过“学习、赶上和超过大丰农业社”的竞赛运动，号召各省区同大丰农业社展开竞赛。阿尔巴尼亚在20世纪60年代也开展了“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运动，科尔察区“锤子和镰刀”针织厂的“八姊妹生产队”实行集体劳动定额制，开展提高质量和比学赶帮的活动，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总之，这种经济行为模式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战时经济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树立典型经验，这是建国后大规模无限制启用树立典型这种模式的历史渊源。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就以劳动竞赛的形式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并表扬先进，树立生产典型，广泛推广其先进经验，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性生产运动，这对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期间，树立典型的经济行为渐趋成型。为了鼓励生产，开展劳动竞赛，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种生产群英会，重奖劳模。在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指出：“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在工业上则开展赵占魁运动，边区政府要求通过这一运动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提高生产质量、促进边区工业生产的目的。在合作社方面，边区政府树立以南区合作社为代表的一批模范单位，因为“南区合作社的工作方向，就是全边区合作社的工作方向。”[9]南泥湾更是大生产运动中树立起来的一面生产旗帜，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的道德脊梁。边区还建立起定期召开劳模大会和生产展览大会等表扬激励先进典型和及时推广其先进经验成果的制度。树立典型对于发展根据地经济生产，巩固根据地政治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并孕育了系统而成熟的树立典型思想。

树立典型模式还内在地体现出军事斗争的思维逻辑。中国共产党有长达二十余年的军事斗争历史，军事思维对经济建设战略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潜在影响。军事行动要求绝对的意志统一和强制的行动规划，军队系统具有天然的较强的同质同构性。在这种情况下，英雄人物、先进分子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是鼓舞士气、激励军心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和通道。在每次战斗或战役前后，部队机关普遍实施对于战斗英雄的嘉奖和提拔，开展各种形式的“英模立功运动”。这实在是树立典型在军事领域的翻版，而建国后在经济建设中运用这种机制则显现出无可跨越的制度性的“路径依赖”——因为树立典型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中介环节，其绩效的显著与否，关键取决于一个前提：社会结构的简单与否，亦即社会同质性的强弱。一般结构简单、同质性强的社会，树立典型的效果就愈显著；反之则反是。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社会架构的同质性是非常强烈的，从而提供了树立典型之基本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三、“树立典型”的历史反思与评价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经济建设中通过树立典型，实施主旋律的正面宣传籍以贯彻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稳定国家经济局势、推动经济建设发展，在发动激励群众、建设国家工业化、规范社会经济道德、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乃至整合中国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历史功绩；改革开放前29年中树立的经济典型也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楷模和生产模范，因而其成效和影响的主流还是健康、良性的。这些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但正如上文所述，树立典型的经济动员和组织机制是非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其弊端亦带有极其强烈的内在体制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向僵化的情况下，树立典型这种机制会引致整个社会经济运作滑向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因为这种机制要求(很多情况下带有强制性)社会经济实体或个人都实行与典型一致的运行模式，因此在本质上，树立典型是一种单一化的思维体系，以树立经济运行的刚性规范(而非包容取向)为其职责，从而忽略了经济实体和个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禁锢了经济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强化了传统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组织的单一性特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对于大庆和大寨典型在全国的极端推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一些本来具有较好机械操作和生产条件的单位，盲目发扬“铁人精神”，采用“人拉肩扛”的手工方法进行企业建设和生产，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严重低下，给国家财产造成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由于政治形势推动，不顾各地客观情况强制推行“大寨经验”和“大寨模式”，使得大寨在政治生活中积聚的一些“左”的内容在全国各地得以推行，如“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以及带有强烈平均主义色彩的“大寨工”等；随意拔高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严重忽视个人利益和分配利益，不顾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强制“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农业结构长期畸形，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在学习典型的运动中，为了完成所谓“任务”和“计划”，各地采取欺上瞒下、走过场等形式主义手段加以应付，这种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根据笔者就“农业学大寨”问题在山西省屯留县城关镇18个行政村的访谈调查，有16个当年曾参加并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负责人对先进典型的形式主义化“学习”直言不讳。他们的形式主义手法一般是在村落里四处刷写“向大寨学习”、“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粮为纲”等类似的宣传标语，搞一片“样板田”以应付上级检查，派人去大寨或其他先进地区“参观学习”，但“从来没有人真正地像大寨那样拼命种田”，原因是“即便粮食种得再多，自己也吃不上”。这显示出其间蕴涵着严重的体制问题。)

在“左”的思想引导下，树立典型越来越凸显的政治化运作也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同作为树立典型之动力机制——长期的精神激励有密切关系。采用精神激励，这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于精神或思想——甚至极端——的强调和建国后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推崇与树立有密切关系。毛泽东极度重视人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作用，尤其注重人的意志和精神；认为人的精神可以变物质，直至发展为极端的“唯意志论”。毛泽东对斯大林执政时采取的旨在刺激个人生产积极性的做法非常反感，对赫鲁晓夫实行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也予以否定性评价，认为这些做法和措施是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利润挂帅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渊薮。因此，在树立典型的经济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是否遵从典型的生产发展模式成为衡量生产单位或劳动者政治上先进、落后甚或“反动”的标准，——树立典型以及学习典型不再具有强烈而完全的经济意义，更多地畸变为政治运动的“推动器”之一。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树立起一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学习典型演变为一种政治高压，高指标、高标准、“高产卫星”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严重恶化了中国经济，败坏了社会风气。此外，大寨从一个自力更生的生产典型逐步蜕变为“继续革命的样板和旗帜”的政治典型也是有力的证明。而严重忽视物质利益，漠视个人利益的做法违背了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精神因素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如果不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忽视社会物质条件，就会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早在1894年，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之时就深刻地指出：“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10]又如邓小平指出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

树立典型所存在的上述失误和弊端使得历次经济建设中的发展动力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树立典型的历史进程中走入歧途的恶果，也是树立典型的传统经济工作方法日形没落的表征。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表明，现代经济的动员和组织机制不是别的，只能是市场。物质刺激与竞争原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两大基石。只有遵循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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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查尔斯·林德布洛斯.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28.

[9]高自立.向南区合作社学习[N].解放日报，1943—02—20(1).

[10]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3.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