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的党员结构与邀请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员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张冬冬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分层的党员结构与邀请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员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张冬冬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国内学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党类型上普遍认为是干部型政党或者精英型政党。从经典政党学家迪韦尔热关于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区别来看，行动党在政党类型上不仅仅是干部党，而是将干部党和群众党有效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这种结合的关键就在于行动党所特有的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的分层结构，以及独特的邀请制的党员吸纳制度。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分层的党员结构和邀请制的党员吸纳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吸纳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行动党；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邀请制；分层的党员结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并于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党地位，从此开始长期执政的历史。作为世界上少数实行一党长期执政的典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引领新加坡从一个殖民地小岛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为人们不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方面的研究也涵盖了各个方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涉及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发展、政党体制、党建思想、组织结构等，以及行动党与新加坡国会的关系等等各个方面，然而却鲜有单独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制度所进行的研究。通过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将干部党和群众党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政党组织形态，以及它所特有的党员邀请制度和分层的党员制度，可以看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吸收和管理、对中国共产党科学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精英化的干部型政党？

著名的政党理论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 在他的《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一书中指出，根据各个政党对其党员所持有的概念，认为政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干部党和群众党，前者更强调党员的质量，后者则更注重党员的数量。单纯从党员数量是来看，只有15000名党员，占新加坡总人口千分之三的人民行动党更在乎的是党员的质量而非数量，因而学界一般都将之看作为精英型政党或者干部型政党的典型。然而，正如新加坡学者冯清莲在《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一书中写道：“骤然看来，有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似乎是一个群众党。如果群众党的唯一特征是具有一个‘正式的注册机构（包括对已确定的任务进行签署）和缴纳一次年度党费’，那么人民行动党就是一个群众党”。任何人想成为一名行动党的党员，申请一张表格，承认并遵守党的纲领、原则和政策，若被批准，就成为行动党的党员。也就是说，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所具有的基层组织、缴纳党费和党员申请过程来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属于迪韦尔热所界定的群众党的类型。然而冯清莲也在此段话之后就指出：“人民行动党同时又表现出某些干部党的属性”，因为“它所采用的干部制度，使党的控制权掌握在一小群经过挑选的积极分子手中”，而且“只有干部党员（即忠于党的积极分子）能够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出席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这一事实表明人民行动党依赖于挑选出来的少数人”。那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到底是一个精英型干部政党还是一个群众型政党呢？

我们来看一下“干部党”和“群众党”的不同涵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在“干部党”这一词条中解释道，“它的组织关系松散，不强调党内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这与群众型政党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对选民人数的限制意味着从创设群众性政党中可得到的好处只能是微乎其微，而干部党的主要功能是争得选票。要达到组织的目标，依靠一个由领袖人物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就足够了。这个集团成员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提供必要的协作，从而在竞选中角逐，并能够利用他们的职权达到目的”。而在最早将干部党和群众党进行划分的迪韦尔热看来，干部型政党的组织规模较小，参加者多为一些政治精英人物，政党的组织纪律性不强，也缺乏对相关社会组织的领导和控制。干部型政党的主要目的是赢得选举，党的领导人关心其与候选人的接触，其对民众的动员只是建立在是否赢得选举上。迪韦尔热称，干部型政党在西方普遍处于衰落状态，到20世纪初期，除美国外，西方国家的干部型政党多数已被群众型政党所取代。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干部党的定义更多的是侧重于政党组织结构上，关系松散、少量的精英人物所组成的核心会议和以选票为主要目的的动员——这三个特征是干部型政党的主要特点，从此点上来讲，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可以称得上是完完全全的干部型政党。而对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来说，除了由精英人物所组成的核心领导层之外，人民行动党并不具备干部型政党的其他特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织结构上高层有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基层有党的分支部，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各地区的分中央委员会对各支部进行控制和监督，这种严密的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不符合干部型政党组织关系松散的特征。另外，新加坡虽然是一党执政，但人民行动党是与其他反对党竞争选举上台的，也就是说选民的选票是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保障。但人民行动党并不是如美国两党只是在选举期间对选民进行动员，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有着历史使命和责任使命的政党，它的存在为的是整个新加坡的发展而非行动党一党的私利，在此点上，人民行动党同中国共产党有共同之处，即它不是仅仅为了取得执政的权力，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而存在的。从理论上来讲，政党代表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政府是公共权力机关，应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一个政党执政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代表一部分利益的和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的矛盾。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动改变了自身的阶级属性和种族色彩，“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为全国的利益尽力，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并努力将自己建成“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的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期间通过修建公屋、建立支部幼儿园、议员接待日等活动切切实实为新加坡人民谋福利，他们是在每一天用实际行动赢得新加坡民众对行动党的支持，而不是仅仅在选举期间进行民众动员。因而，从干部党组织松散和以选票为目的的动员的特征来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属于干部党的类型。

那么，人民行动党是不是群众型政党呢？

群众型政党是现代社会选举权范围扩大后的产物，主要为分布在欧洲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迪韦尔热看来，群众型政党与干部型政党的主要不同在于支部和基层组织，他认为党的核心会议是不民主的，那种“由半指定的知名人士为代表组成的封建性的小集团，很显然带有寡头政治的性质。而支部对大家则是开放的，领导人由成员选举产生，这符合政治民主的要求”。［7］迪韦尔热区分了核心会议、支部和基层组织三者功能上的区别：核心会议主要是希望赢得选举，主要是即时性的、短期的政治目的；建立支部则希望通过与民众结成稳定的联盟，而长期赢得选举；基层组织在赢得选举的目标之外，还可能承担推翻现存制度的功能。［8］而具体到群众型政党的特征，迪韦尔热认为主要是它建立有支部或者基层组织这样复杂的结构，吸收大量交纳党费的成员参与，并且在党组织之外维持了大量的与其联系密切的社会团体组织。

可以看到，群众型政党与干部型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特征上支部和基层组织的出现，群众型政党的组织更为复杂和严密，强调地方或基层对中央的紧密联系和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外围组织与组织的紧密联系。社会外围组织与政党紧密联系说明群众型政党不只是在选举期间对选民进行临时的动员，而是在政党与社会组织的长期互动中与选民的密切互动赢得选民的支持和选票。在此意义上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名副其实的群众党的类型。除了在每个选区建立支部外，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社会中建立了众多的基层组织。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李光耀在过去与激进党人竞争争取选民的过程中认识到，竞选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人民行动党目前在新加坡建立的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市镇理事会、民防协商委员会等，这些基层组织涵盖了新加坡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民行动党增进党执政的扎根力大有帮助。

因此，虽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现在只有15000名党员，其中仅有约10%的人是干部党员，党员的总数和党员在全体民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而且从新加坡邀请制的党员吸纳制度来看，邀请制更能保证政党的精英化属性，但不管从组织结构的严密性还是党支部和基层组织的建立上来看，人民行动党都更符合群众党的类型，也许这正是萨托利所谓的“群众党可以兼容多种类型的组织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只有那些没有组织结构的政党才能被排除在外”。①萨托利认为迪韦尔热关于干部党和群众党的类型划分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只要存在组织的政党都属于群众党的类型，只不过是选举型群众党和组织型政党的不同而已。在此意义上，世界上说有的政党都属于群众党的类型。或许我们不能片面地将人民行动党称之为干部党或者群众党其中之一，而是将之看作是将干部党和群众党很好地进行融合的例子。而学界普遍所认为的人民行动党是精英型政党，主要是指新加坡实行的精英治国、贤能执政，只能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实行的是精英政治，毕竟“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而这种精英政治的保证就是新加坡邀请制的党员吸纳制度和分层的党员结构。

二、分层的党员结构与邀请制

1．分层的党员结构

人民行动党建党初期，采取的是一套民主的党章。作为一个公开的宪制政党，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人民行动党。由于当时所实施的紧急法令，那些有意加入左翼政党尤其是人民行动党的人士心中有所顾忌。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党员，行动党决定，申请入党的表格要简单，申请者只需填写自己的姓名、地址、性别、年龄和职业，无须填写居民证号码。这种简单的申请表格，使得人民行动党很容易受到有关组织的渗透，许多人在申请表格提供虚假信息。因此，在人民行动党建党初期，内部充斥着大量破坏分子，这些破坏分子甚至进入党的高层。为了防止破坏分子进入党的高层，也为了使得党内的“非共”派能够掌握党的最高权力，李光耀时时思考改进党的有关制度。①建党初期乃至建党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人民行动党内部区分为“亲共”和“非共”两派。“亲共”派主张通过宪制以外的革命方式取得政权，其成员多为受华文教育出身，具有非常突出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能力。“非共”派主张在宪制范围内变革社会，其成员多受英文教育出身，李光耀属于“非共”派。

因此，在1957年党员大会之后，人民行动党党章规定，任何不小于17岁的新加坡公民，只要能够遵守人民行动党章程和符合入党条件并且不是他党成员者，都可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四种，包括：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和正式干部党员。一个人要想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首先要本人提出申请，同时要有入党介绍人，还需要交纳两美元入党费和4张照片。党组织接到申请，经过调查，确认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或其他问题后，就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通过他的入党资格。如获得多数票数，他便成为人民行动党的预备党员，进而成为普通党员。但是，要取得干部党员的资格，就更为困难。人民行动党对干部党员的要求和选择非常严格，大约只有10%的党员能够晋升为干部党员。一个人必须经过两年的努力，并且对党做出了特殊贡献，同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荐，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通过，才能取得干部预备党员的资格；经过进一步考验，才能取得干部预备党员的资格；经过进一步考验，才有可能成为干部党员。

1982年，党章又进一步规定，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种：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干部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0%。干部党员是人民行动党的核心，他们不仅忠诚于人民行动党，而且往往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是人民行动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核心。1971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共产主义与民主制度”研讨会上指出：“目前负责策划和执行的重担，主要是落在约300名主要分子的肩上——他们包括人民行动党要员、国会议员和干部党员——他们负责动员民众和向民众解释政策，尤其是某些政策引起一时的不便或照顾不到局部利益的时候”。这样，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就有着不同的分层，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的这种划分，在建党初期有利于把反对派孤立出党的高层，在现代新加坡的建设中有利于严格把关党的干部质量，为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普通党员的吸纳一则可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密切党同民众的关系，二则可以成为党挑选和培养干部党员的蓄水池，为党培养高质量的党员打下基础，这种分层的党员结构既保证了中央集权，又使得行动党没有脱离群众，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精英治国与基层民主的结合是人民行动党获得长期执政权的关键因素。

2．独特的邀请制

在高层政治中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为了物色最好的人才组成内阁，人民行动党既不是仅仅从党内基层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合适人选，也不仅仅是消极等待党外合适人选主动加盟，而是主动邀请游说合适人选从政。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的从政，就是人民行动党主动“猎”人的典型。吴作栋在参加工作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加入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加入的兴趣。1967年，吴作栋从美国学习回来，恰逢李光耀想物色一名助手。经过李光耀和前财政部长韩瑞生的邀请，吴作栋参加竞选成为人民行动党继李光耀之后的新一任领袖和新加坡新一届总理。人民行动党这种主动的“猎人”行为即是邀请制的党员吸纳制度，它分为三部曲：首先，让青年人明白不能只关心一些跟个人有关的问题，也应该关心和了解国家社会的发展；其次，鼓励青年人通过实际的行动，积极地对各项课题提出意见，并直接参与讨论；最后，让有才干的人员果断地挺身而出，进入政坛为人民服务。而能被挑选成为被邀请的对象，也是有要求的，这包括被邀请人以往的履历和能力；是否诚实可信，行为正当；是否具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能为维护新加坡国家和人民利益做自己应有的贡献；是否具有一定的政治潜能，能与公众沟通，影响并说服和推动他们等各种潜质。

另外，能被行动党主动邀请的人都是作为行动党的候选人来看待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程序：第一道程序，候选人被邀请与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饮茶，进行一次正式交谈；第二道程序，候选人接受行动党秘书长第一助理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举行的进一步的面试；第三道程序，通过考察的候选人与以数位行动党部长级高官为核心成员的又一个委员会进行对话；第四道程序，由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主持召开一次对话会；第五道程序，同意担任行动党议员候选人的人士与党的职业活动家、内阁部长领导的专门选拔小组进行对话；第六道程序，在一天半的时间里，由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病专家对候选人进行一次严格的选拔强化考试；第七道程序，与总理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组成的第二个选拔小组见面。③这些严格的、层层把关的选人程序保证了被挑选出来的人都是能够胜任政治职位的，从而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最优秀的人才。这种主动的邀请制和严格的人才选拔程序，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严格的申请制、美国党员散漫的登记制是完全不同的党员吸纳制度，“把优秀人才适时延揽进人民行动党领导层，一方面可以提高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同时对于反对党来说因招揽不到优秀人才而使反对党相对于人民行动党的竞争力和威胁减弱”，这就保证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人才资源。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启示

1．党员的吸收重数量，更要重质量

党是党员的集合体。党员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政党“党力”的强弱。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革命年代产生的、一个为了推翻旧政权和外来殖民者的使命而诞生的政党，在艰苦的革命年代环境里，其发展党员的标准就相对来说较为严格，注重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性，注重党员对于党组织纪律的遵守和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而发展出严格的党员申请制度，要求党员首先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在党组织的长期考察和锻炼中才能成为合格的党员。到取得执政权的建设年代，党吸收党员的标准和程序依然严格，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多的将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中优秀的成员吸纳进党内，党员数量逐步增加，扩大党的组织基础的同时更凸显了党作为“先锋队”的性质。然而，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增长，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正如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所述：“我们常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只有极少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那么算你99.9%好的，哪怕0.1%是坏的，那也有8万人了。要知道，这帮能坏起来的人造成的影响会很严重。”在革命年代，为了推翻旧的政权，党员数量自然多多益善，而且在革命年代加入革命党是有风险的，一个经过权衡、仍然坚持要入党的人，必定是意志坚定的，也就是说党员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成为执政党之后，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掌握了权力，有一些人的入党动机就不那么纯粹，在这种情况下，党员质量就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如何在广泛的代表中国社会各群体和阶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党员吸纳的质量和党员管理的进一步严格，是中国共产党在如此庞大的党员数量面前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不同党员实行的不同的招募和管理模式，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意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动邀请在社会中有一定成就和品格优良的人加入行动党，为党的发展保证了质量；同时也广泛吸纳普通社会民众成为行动党的普通党员，又为行动党赢得选举保证了组织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提高入党门槛，严把党员入口，必须把坚定党员的坚定性和忠诚度放在吸收党员标准的首位，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主动吸收社会上的优秀人才进入党内，既使党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又使得党能够保证自己“先锋队”的性质；完善党员退出机制，建立能进能出进退有序的正常退出机制，及时更新和净化党员队伍，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实现党自身健康的发展。

2．严格党员管理

在新加坡，想成为人民行动党的一员，一张博士证书或一个经理头衔比其他都要有用处，即是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独一无二的邀请制的党员吸纳制度。在这种邀请制下，人民行动党所组成的政府中高级官员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干部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政府中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都是党的干部，也就是基本都是党员。在这种相类似的情况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于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的严格管理就对中国共产党对其干部党员的管理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给予官员，也就是他们的干部党员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自己未加入行动党之前，使得这些被邀请进党内的社会精英在不失去原来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能够为行动党和新加坡人民做更多的贡献。但同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坚决抵制官员的腐败，新加坡的清廉指数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党员的吸纳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都要求党员在思想上的纯粹性，即怀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党执掌政权的进一步稳固，随着党员数量的越来越大，很多人入党的动机变得不纯，只是为了索取自己私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我们党在党员数量庞大的同时怎么有效保证党员质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党员官员腐败问题和社会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于干部党员的严格管理，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决纯洁党员入党动机和惩治党员干部贪污腐败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进一步严格党纪，如何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严格管理，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缓和社会矛盾，能否进一步稳固执政地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3．如何使数量众多的党员成为支持性资源

截止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8512.7万名，占总人口的6.5%。比起新加坡15000名党员、占总人口千分之三的比例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密度不可谓不大。在如此庞大的党员数量和如此之高的党员密度面前，我们不禁要问，数量众多的党员在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下，如何发挥众多普通党员的作用，使得数量众多的党员成为党的支持性资源？这就要求我们发挥党员的主体性作用，在党的组织生活和决策中注意倾听普通党员的心声，增强党内民主建设，使得八千万党员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党不断密切联系群众、代表更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力的支持性资源。

［1］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3］［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张华青，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新］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translated by Barbana and Robert North，New York：John Wiley&Sons，1959，p.26.

［6］高奇琦.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欧美和东亚为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7］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8］刘建军.政党：孕育领袖还是遏制领袖？——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比较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9］［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的政党社会学［M］.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新］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选论［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

［11］吕元礼.鱼尾狮的政治学——新加坡执政党的治国之道［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12］孙景峰.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与执政［J］.东南亚，2005，（4）.

［13］王长江.提高入党门槛，保持适度规模，2013-03-14，http:// www.infzm.com/content/88752

（责任编辑 高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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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1-0681（2014）03-0085-05

张冬冬（1985-），河南南阳人，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

2013-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