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边防近代化视野下边地开发绘注《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概说

孔令琼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晚清民初边防近代化视野下边地开发绘注《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概说

孔令琼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近代边疆危机的深重促使清政府派遣大量军事留学人才。云南留日学生直接推进了近代军事教育在云南的兴起，并进而推进中国西南陆上边防近代化进程。陆上边防近代化进程是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而推进的。为了应对清末片马事件为中心的滇西边疆危机，云贵总督派李根源等人赴片马查勘，李根源力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分甲、乙、丙、丁、戊五线依次对勘绘所得路线图进行描绘及注解，重点提出片马防务三策。

近代；云南边防；开发；《滇西兵要界务图注》

十九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势力的殖民冲击，中国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些变革由最初的怀疑和犹豫逐步转变为自醒和自强，其中，清末全国性的军制改革是国人自醒自强的重点。清末的军制改革涉及一切编制、装备、教育和训练等方面向德日等国效法，依靠在国内创立学堂来培育军事干部，训练新式军队、建设国防工业、设立军事学校、选派学生留洋学习军事等等。至辛亥革命前，各省纷纷编练新军，建立军事学堂，选派学生外出游学，他们回国后又在军事学校或在各级军队中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和组织观念，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进程。

一、西南边疆危机与中国陆上边防近代化

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帝国主义进入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时期。1886年，缅甸沦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由英国驻印度总督委派一名专员进行统治。清王朝周边藩属相继沦为列强殖民地，进而危及与之接壤的清朝内陆边疆，给中华民族酿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是清政府不断推进军事近代化的最根本动因，因此，“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明显的军事救国的特点。”①季云飞：《简论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特点》，《历史教学》，1991年第8期。

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是中国边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由直接侵占演变为物色、培养民族分裂势力，策划地区“独立”分裂中国。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采取了一些应变政策以图自救，但实效甚微。其实，晚清至民国对云南边地的国防价值不可谓不重视。1940 年6月17日，蒋介石致孔祥熙手令所附龙主任清摺中说:“滇省地居西南，自前清即已视为国防要地。清末改练新军，以重国防，然如广东之繁，四川之大，不过练陆军一旅（即一协），广西则只一团（即一标），贵州名虽一标，而实际只两营，且多巡防队改编。惟云南则有四镇八协，管辖巡防队六十余营外，一次成立陆军一镇，其人员装具完全从根本建设。由此言之，可见国人之重视云南实不自今日始也。”清末云南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屡受英、法殖民主义侵略蚕食，革命形势危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在东京与吕志伊等讨论创办云南杂志事宜时，孙中山指出云南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是贪官污吏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另一个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

英国对云南的政策重心，是对云南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在此基础上开展商品贸易。为此，英国在靠近云南边境的密支那、腊戌都修通了铁路，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拥有一千艘船只的船队可上溯到八莫。“英国政府与英国商人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对华贸易的辩论，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再使用武力把中国变成又一个印度。英国商人主张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用政治强权来创造英国产品市场，排除其他国家的竞争，但政府认为其力量不足以承担征服统治中国的任务。主张依靠清王朝以‘渐进’的方式全面打开中国市场。”我们知道，英国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一直处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之中。早期英联邦的形成是英国白人移民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英国面对殖民地的反抗斗争，为避免发生新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而调整与移民殖民地的关系所作的尝试的体现。这个背景是我们考察清末中英关系时应该考虑的因素，我们发现，中英滇缅边界谈判过程中英方表现出来一定程度的耐心，担心法国人独享在滇物质利益，又不愿放弃滇川藏等庞大目标体系，同时又有蛇吞象之拖累。英国虽然对中国西南存有非常明显的领土企图，但是，他们选择了商业贸易为主要利益诉求方式。

由于云南并非英国最后的和孤立的侵略目标，云南所面临的边疆危机与川藏面临的危机是一个战略整体。英帝国主义对川边（即今四川省甘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藏区的侵略，是从派遣传教士开始的。外国传教士在川边藏区大肆掠夺藏族人民的土地，进行封建剥削，挑拨藏汉民族关系，甚至屠杀当地百姓。清末帝国主义分子在川边的活动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侵略西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四川总督锡良议复在巴塘招民开垦以“保藏固川”从此拉开了清末川边新政的序幕。清政府在西藏和川滇边实施“新政”并加强对边境地区控制的正当之举，被英国一些官员解读为“中国已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必须正视和处理这一问题”。1910年，英印总督明托提出“战略边界”计划。此后，英国除了在中印边界东段着手实施这一计划外，也在中缅边境北段采取了行动。

作为对西南边疆危机的反映，清政府开启了中国陆上边防近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1908年阴历十月，西太后和光绪帝先后死去，宣统皇帝嗣位，其父醇亲王载沣当国摄政，他在军事上执行光绪生前决定的“编练新军，开办军事学校”的主张。当时清室认为云南乃边疆重地，处于英法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对内外关系很大。特派满州大员锡良到云南接替丁振铎云贵总督之职，组织新军。锡良接任后，得悉云南防务虽有巡防军万余人，又分驻三迤，使用的武器，是一些独响毛瑟和九响毛瑟和土造的铜冒抢枪，甚至还有使用戈矛的。不但武器落后，训练也十分陈旧，只求学会能打枪而已，根本谈不上新的战略战术，一旦有事，难于应付。决定着手组织新军第十九镇。锡良鉴于要建设一支名符其实的新军，没有新的武器装备是不行的。于是动用了云南积存藩库的现金数万两，向德商购买步枪、马枪、机关枪、手枪、管退炮等武器，为装备十九镇使用。当时十九镇的编制是：镇统（即师长）一人，镇之下设两个协统（即旅长），每协之下设两个标统（即团长），每标设三个管带（即营长），管带之下设四个队官（即连长），队官之下设三个哨官（即排长），每哨人数约五、六十人，设三个班长。锡良编练新军第十九镇的编制、武器装备等都已经抓到了军事近代化之柄。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开办，也与锡良新军第十九镇对新式军事人才的刚性需求直接相关。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促使清朝统治者开始有了近代国家边防的思想观念，重新认识了清朝的边防和防御对象。晚清时期，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受到日本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清末很多云南青年学子往往将跋涉重洋视为畏途，对留学日本犹豫不决。然而留日学生对祖国国势衰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却看得十分清楚。中国军事近代化起步先于中国社会其他领域近代化。清末新军的训练教育奠定了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基础。民国初期的军校教育初步形成了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格局，确立和完善了军事教育的形态，在教学内容上从近代战争需要出发进行了更新。军校的编制、机构设置、教学方式、教学内容都对后来的军校教育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民初云南的军事教育还非常注重军人的道德塑造。以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例，1914年春，唐继尧曾经发起一期陆军将校讲习会，讲习会演讲内容涉及道德、名将和法制，讲道德是为了陶冶军人的性情，讲名将是为了提高军人的品德，讲法制是为了规范军人的身心。

一些研究并不认为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孕育出一个像样的现代化政体，倒是皇朝解体后所出现的权威真空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同样，辛亥革命也没有提供一个与传统价值观匹敌的替代系统，社会价值权威的空缺必然造成整个价值的紊乱；更重要的是，仓促而又匆忙的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封建帝制，但一遇风波便沉渣泛起，在民间视野中仍然是老一套轮回式的改朝换代。”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现代化进程并不如换件外衣那么简单，它涉及复杂的社会变化，表现形式也是多元化，其中，陆上边防的变化是表现形式之一。

二、《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因时而生

早在英国吞并缅甸以前古柏就向英政府建议开通八莫至大理间的商路以推销印度茶，认为“云南人士必以土产与仰光入口之纺织品交易，假使中国政府可以被诱而允许辟重庆为自由商埠，则以重庆为中国西部商业中心之地位，再以水路交通之发达，农产品及许多矿产资源均可以从附近携取。”可见，英国武装侵略片马的野心由来已久。在滇西北方向，1890年英国派伊里奥特调查了伊洛瓦底江上游地段，虽然当时还明确表示“密支那是缅甸省行政区域所达的极限”，但数年后便主张中缅以高黎贡山为界，要求清政府无条件接受。

在片马危机中，中方曾与英国多次交涉，主张会勘中缅边界。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署腾越关道石鸿韶与英驻腾越领事列敦因勘界有过博弈争论，最终因英方无理提出“永租”片马而无果。此后列敦在片马活动恶意宣扬片马应划归英国，收买一些当地人挑唆事端。宣统元年（1909年）终于炮制了徐麟祥等向英缅当局“伏乞做主”的盗卖片马事件。面对中国义正词严的据理辩驳，英国决定武装侵占片马。

中国古代对片马一代的管辖，史有明载，但设治开发不足。片马在唐代就是南诏的西域领地，元代属于云龙甸军民府，明代属茶山长官司，清代属永昌府登埂土司，直至“片马事件”时为英人侵占。清代登埂土司对片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措施，对当地持续有效治理。因此，片马自古属于中国领土，当地傈僳族、景颇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同胞用勤劳和智慧在此开拓边疆，建立家园。

宣统二年十月下旬（1910年11月），英国驻密支那府官郝滋上校率兵进犯片马。宣统二年十二月四日（1911年1月4日），英军抵达片马，设营驻兵，实行军事占领。边疆危机深重，全国舆论沸腾，民众集会游行，坚决要求清政府出兵赶走英国侵略者，收复失地片马。昆明各界组织“保界会”，云南省谘议局派出代表到北京向外务部请愿。清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都向英国当局提出了严厉交涉。中国官方对之地理和民族分布状况了解偏少、对之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和以致防边空虚。西南边疆危机使得国家层面和地方仁人志士都关注边境地区疆土及人民之危亡。如此说来，“片马事件”的深度意义在于英国选择片马作为到达西藏以及图谋长江流域非法利益的突破口。

登埂土司在片马的管事勒墨夺扒组织片马各寨群众奋起抵抗，同时向登埂土司报信求援。登埂土司上报保山县，层层传至云南总督和清政府处，中方强烈谴责英国侵略行径，印缅当局不得不撤走大部分军队，并向中方照会承认片马、古浪、岗房属中国领土。清政府和云南总督没有派兵赶赴片马前线，但云贵总督派遣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赴片马调查。李根源一行包括讲武堂10余人，于1911年1月底赶赴片马。李根源曾化装成当地少数民族到拖角在英军附近侦察。侦察队在恩梅开江一带70余个村寨委任头人，李根源命随行潘万成、王秉均等人冒险在浪清、扫脚、腊埂、妥朗、文褒等处的岩石上刻字为纪：“云贵总督部堂李经羲地”，右刻“宣统二年七月”，左刻“炮队第十九标第三营正军军校潘万成、步队第七十三标第三营副军校王秉均同立”。李根源提出应敌上中下三策：“上策：进兵驱逐；中策：推翻五色线图，索还侵地，提请世界各国公断；下策：由外部要求先退兵，后勘界，我总持定外部原定恩梅开江蓝色界线为据，不能退让一步”。同时，李根源在电文中强调：“我里麻长官司地尚在恩梅开江以西，将来勘界，最小限度必收回里麻，而以迈立开江为界。今日未定界之纠纷全在我茶山、里麻、孟养三土司地。”再次强调了片马地区确为中国领土，后经李经羲电告北京政府军机处、外交部及各省督抚，建议采纳李根源的意见办理。

从地理位置看，片马地处滇西北，为印缅通云南的陆路捷径，缅甸北上四川、西藏的走廊，我滇、川、藏三省的屏障，是我国西南的重要国防前哨。“片马五寨乃登埂土司之基业……片马五寨自被英人盗骗后，即在丫口建立了岗哨营房，蓄意向大理滇西北，进图西藏省等，所以六库渡首当其冲，段镜湖（六库土司段浩--引者）整戈以待，保卫要塞，日夜不懈，训练壮勇，耗粮消费不少，直至民国初年，片马防务方由国家派队接防。”国家接防是由云南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师完成的。李根源对片马地区的边防巩固亲力亲为，他甚至收鲁掌人氏茶继周为义子，送至云南讲武堂学习，希望他毕业回乡去捍卫祖国边疆。而《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无疑是李根源固疆防边深谋远虑中的浓墨重彩一笔。

民国以后，英国于1912年沿迈立开江北上，掠取野人山地，直达坎底；1913年又由坎底向东，进人独龙江下游；1914年在坎底设葡萄府。这一时期，英国对中缅边境北段有了更多了解，为其在地图上画出“战略边界”提供了可能。而“麦克马洪线”正是以这条“战略边界”为基础的。在中英滇缅界务持续博弈的几十年中，英国在中缅界务问题上的主动性除了国力因素外，与他们较早关注中缅边地形势不无关系。英政府本希望通过军事压力使清政府承认以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分水岭为边界的既成事实，一举解决多年未定的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但清政府的内部压力使它迟迟未做出让步。英政府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使以后的边界谈判变得更加困难。不同的是，英方的赫兹等人对于争议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彻底勘查，积累了大量信息。而中方在滇西北的战略性详细勘查者要首数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绘著而成的，因时而生。而李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亲历亲察，尤其是中国时值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浪潮之中，平添几分悲壮色彩。

三、《滇西兵要界务图注》的内容

李经羲以云贵总督名义，派遣李根源秘密赴泸水片马一带调查，以期收复。1911年1月28日，李根源带领辛丞贵、潘万成、刘礼权、王秉钧等一行人前往滇西边陲勘查半年之久，“身历穷荒，得茶山、浪傈、怒、俅各地属我行省之左证甚具。著有图略，附注百二十有六副，图目一卷。”此即《滇西兵要界务图》，每帧绘图均根据方志、文献进行批注。民国十九年（1930年），李根源之弟李根沄将图之批注汇编为《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李根沄英年早逝，其《滇西兵要界务图注》等著作散于乱世。李根源在《永昌府文征》内录《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按语中注明“《滇西兵要界务图注》版本今已毁于吴县，不可不别谋流传，故特录之。”情之切切。因李根沄曾编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故选录到《永昌府文征》时加“钞”字，是为《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按照李根源带领的滇西考察队的不同测勘小组的路线，以甲线、乙线、丙线、丁线、戊线五条路线的顺序依次对堪绘所得路线图进行描绘及注解，共分三卷。

第一卷是李根源一行人滇西勘查线路之一甲线线路图，并把每条线路以“甲一号、甲二号、甲三号……甲卅九号，甲附一、甲附二……”的形式进行编号批注。李根源等人把自云南省城西行，经安宁州、禄丰县、广通县、楚雄府、镇南州、云南县、赵州、下关、漾濞、永平县、永昌府、腾越厅至红蚌河的途中城镇、村寨、关隘等均绘成地形图并批注，形成了含腾越七土司及各关隘要图凡五十六幅。甲线从甲一号碧鸡关开始直至甲卅九号红蚌河共成图三十九幅，外加甲附一一号杨柳河至六号南那六幅、甲附二猛卯一幅、甲附三户腊撒一幅、甲附四一号火焰山始，分别经铜壁关、儿排寨、万仞关、神护关、风吹哑口、古永、滇滩关直至甲附四九号高桥九幅。卷一所辑甲线和甲附线图注五十六幅之多，每幅均包括所经城镇、村寨、河流、山川、沿革、地形、物产、人口、资源等情况的详尽绘注。经笔者粗略统计，甲线标记或注解城镇、村寨、山脉、水系不下七百余处，其中可以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多达八十余处。

第二卷是乙线图凡三十六幅和每图文字注解。乙线与甲线二十八号永昌府相接，途经潞江上游，过蛮因、练地、六库抵登埂，上至鲁掌、卯照、秤戛等各地。在沿乙线的勘查中，滇西勘查队分三路行进。“一路察勘茶山、小江，逾高黎贡山至片马，出板厂山，折渡小江，过他戛，经茨竹、派赖、大小丫口、明光、大西、曲石至腾越；一路察勘怒夷地，处鲁掌、卯照，沿潞江北进至丽江之落木登，再北进至峨柯罗止；一路查勘俅夷、浪僳地，向俅江西进，沿恩梅开江北上，复折而南下至仰高山止。此为滇缅界务所关，英兵侵略所至，而我测查之目的所在。”李根源一行人滇西测查的重点区域集中在乙线，其所辑录之地图注详略相宜。乙线三十六幅图注的图例和注解内容跟甲线五十六幅图大体一致，都涉及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资源物产、山川水系、交通设施、历史沿革等。其中乙四号蛮因、乙五号练地、乙六号六库、乙八号片马、乙九号官寨、乙十一号他戛楚余河、乙十二号茨竹地火草地、乙十三号定蛮关、乙十四号明光隘、乙十五号曲石固东、乙十六号卯照秤戛、乙十七号少枯里、乙十八号瓦培、乙十九号蛇打着等近约十四幅路线图几乎都详细列述了可行之路径及沿路概况。

第三卷则分别是丙线图凡十二幅、丁线图凡七幅和戊线图凡十三幅。丙线自甲线下关分路，出大理、上关、邓川、剑川、喇鸡鸣井、营盘街，至怒夷之地落木登止。丁线自甲廿号漾濞分路，经云龙州，渡澜沧江至老窝，与乙线之六库接。戊线由甲卅号蒲缥分路，经由旺、施甸、姚关、湾甸、猛右、鲁史、鼠街、蒙化厅而至弥渡大路会合。2第三卷丙线、丁线及戊线的图注与第一卷甲线和第二卷乙线相比起来就显得过于简略，实为《图注》之缺憾！

综上所述，《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各卷每勘录一地，几乎都涉及地物地形，历史沿革、民族、生产生活、粮食、盐务、矿产、历史掌故，交通、物资供给等情况，但详略不同。相比之下，卷一甲线、卷二乙线较为翔实，而卷三丙线、丁线、戊线就稍逊一筹。究其原因为参与滇西考察的人员知识背景的差异、见识的多寡。李根源虽为滇西考察的核心人物，但受时间、精力、病痛、气候等因素的制约，他不能亲历每地勘查。在乙线的测堪中，“万成等自秤戛与总办师分手，受命侦察俅江流域，横通恩梅开江，下至小江入口，再渡恩梅开江而西，出温冬、整冬、我旧里麻司地，赴密支那，从八募回腾越。限期八十日，今历时五十余日，为三月二十八日也。秉钧病不能兴，绍武腰际生一疮，通译傈僳毛阿扒亦病，小牛凹则左足为竹签刺穿，脓肿不能行，同行五人已病其四，只达任务之半，无力竟此全功。仍取旧道，扶病归至落木登。”戊线则是随行人员辛丞贵、刘礼权、景绍武三人测堪。于是李根源发出感叹，“腾中西北山水，霞客穷原竟委，言之既详且确，余辈亲执其书，实地考验，不投地拜服，不可得也。惟恨霞客之前无霞客，霞客之后几三百年，仍无霞客其人者出，能无愧死。”自谦“所得成绩甚少……尚有急须测查之处……拟俟本年霜降以后，仍以辛丞贵、王秉均等，再加选得力者数人，编成三组，前往勘查：一自滇滩关出之非、茅贡至里麻，北抵坎底，至孟拱、孟养，而由八募归；一出恩梅开江，沿郎、笼等北至貉瑜，东归至菖蒲同、阿墩子；一出顺宁至木邦，至景线，至孟艮等地……。”

从《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内容看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资政性的特点，对巩固边防和开发边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启示，相关问题另作讨论。

［1］季云飞.简论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特点［J］.历史教学，1991，（8）.

［2］杨斌.卢汉为云南省政与蒋介石孔祥熙等来往函电［J］.民国档案》，2008，（1）.

［3］孙中山.在东京与吕志伊等谈办云南杂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4］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J］.中国藏学，2002，（3）.

［6］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7］龚荫.清代民族边防变化及划界签约［J］.思想战线2006年第3期。

［8］沈光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路向的选择》，《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9］牛宏斌、文明元、李春龙、刘景毛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168外交考五（第七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8页

［10］秦和平：《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11］潘先林，张黎波.天南电光—辛亥革命在云南［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12］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M］.海文出版社印行，1934.

［13］杨子亮.李根源、段浩先生与片马事件［M］.怒江文史资料选辑，1985，（第五辑）.

［14］朱昭华.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M］.史学月刊，2005，（12）.

［15］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上） ［M］.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16］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下） ［M］.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刘 强）

D691.22

A

1671-0681（2014）03-0159-04

孔令琼（1975-），女，云南嵩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武警边防士官学校讲师。

2013-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