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研究*
——基于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视角

王九龙◎

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研究*
——基于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视角

王九龙**◎

本文试图从“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的视角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本文认为海外华侨华人的族群安全是一种“离散族群安全”，离散族群的安全特点区别于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土生土长的族群安全。本文首先从族群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离散族群其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并从个体安全角度分析了当前海外华侨华人个体安全受到的威胁来自哪里；并对如何消除针对海外华族的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威胁提出了建议。论文最后还指出华人“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与华人的族群身份联系密切，且与华人族群与个人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华侨华人 族群安全 个体安全 离散族群安全

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安全研究的范畴主要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研究。传统安全研究视国家为最重要的安全研究对象，致力于主权、领土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研究则将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基础之上的人和社会的安全。①何忠义：《“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3期。本文认为族群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涉对象，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离散群体（Diaspora），其离散族群的身份使得其安全问题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同时华侨华人的个体安全问题也因其特殊的离散族群身份而具备独特性。本文拟从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的角度去分析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问题。

一、概念界定

对学术名词的讨论促使我们寻找某一学术名词最核心的涵义，而这些最核心的涵义就是该学术名词区别于其他名词的最重要的特征。本文所涉及的概念包括了华侨、华人、族群、离散族群、安全、族群安全、个体安全。下面，笔者将对其进行一一界定。

华侨：华侨在国内是一个法律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①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归眷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Chinese Overseas），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本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国外，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国外，本人出生时既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第十三条规定：“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因此，在国外任何持有中国护照者，只要具有定居性质，即是华侨。其子女如没有外国国籍，也是华侨（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认定华侨身份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中国公民“定居海外”。2009年4月24日，国务院废止了1984年印发的《关于华侨、归侨、华侨学生、归侨学生、侨眷等身份解释（试行）》的通知与2005年发布的《国务院侨办关于对华侨定义中“定居”的解释（试行）》通知，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的通知，该规定第一条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②1984年，国务院侨办印发《关于华侨、归侨、华侨学生、归侨学生、侨眷等身份解释（试行）》的通知，其第二条规定：“国外定居”是指“已取得所在国的居留权，或虽未取得所在国居留权而事实上已在当地居留谋生”。2005年，《国务院侨办关于对华侨定义中“定居”的解释（试行）》第一条规定：“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含5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视同定居”。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华侨是指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以及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含5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据此，有论者提出对于以上针对华侨的宽泛的解释没有将中国公民国外的定居资格和定居事实结合起来，与1990年《归侨归眷权益保护法》（2000年修订）第二条“华侨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有不一致之处。且“从移民法角度解释，‘定居在国外’是指同时具备在外国的定居资格和定居事实两项条件，而不是两者之一，其强调的是定居资格持有者与定居地的紧密联系”；“回国居留的有外国定居资格的中国公民没有体现‘侨’，不应该被认定为华侨。”（刘国福：《侨务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华人：对于华人（Ethnic Chinese，Chinese Diaspora）的定义，在学界有很大的争论。学者庄国土认为，华人乃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和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③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据庄国土教授的定义，区分一个具有华族血统的人是不是华人的标准为看他是否还保有中国文化特征。如果一些具有华族血统的人他们的文化已被当地文化同化融合，则其不再是华人。王赓武认为可以“把华人的定义扩大到包括那些祖先主要是中国人以及那些仍自以为与中国有关系而感到自豪的人”。①王赓武著，姚楠编：《东南亚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9页。笔者认为不具备中国国籍，具有华人血统，认同华人社会的华裔均可以被视为华人。②另外新加坡学者廖建裕认为，保有华族血统的华裔都可以看做是华人，“我所指的华人是华裔，即有华族血统而未完全同化的人士”。在廖建裕的定义中，廖先生仍加入了文化的因素，必须是未被同化的华裔才是华人。美国学者G.·威廉·斯金纳认为，“华人的确切含义首先取决于其社会认同，而不是该种族在法律上或者文化上的特征。在印尼，倘若一个体自我认同为华人，他本人以华人社会的一员行事，而且向华人社会认同，那么他就是华人”。关于华人定义的再讨论，请详见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6-34页。

族群：族群（Ethnic Group）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学者李勇认为，族群是相互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或族源的人群。③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族群是一个不同于民族（nation）的概念，笔者认为民族的概念要大于族群的概念，族群是民族之下衍生出来的子群体。民族具有整体性、主体性，而族群具有特殊性、离散性。族群相较于民族往往具有更多的特点属性。一个民族可以根据其地理位置分布而分散为多个族群。有时，族群与民族又是重合的。巴里·布赞认为：“在现代用法中，‘民族’被界定为一个大的人群，他们共享相同的文化，或许相同的种族和遗产。由于民族是共同的历史的塑造，因而在一些核心区域，它们一般构成了人口的主体”。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马克斯·韦伯对族群的定义为“某种群体由于体制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④Marx Weber，The Ethnic Group，In Parsons and shils etal（eds.）.THEORIESOF SOCIETY，Vol.1 Gleercol Illinois，The Free Press，1961，p.306.转引自：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载《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在韦伯对族群的定义中，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即“迁移”中的某一群体的“共同记忆”。笔者认为具备相似的血统、文化、共同历史记忆且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人群即可称为族群。⑤《麦克米伦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定义为，“指能自我区分或是能被与其共处或互动的其他群体区分出来的一群人，区分的标准是语言的、种族的，文化的……族群的概念联合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标准，且族群性的研究的确集中在族群间的互动及其认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关联过程中”。见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载《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因此在本论文中，笔者认为具有中华血统，保有中华历史记忆，认同华人社会的居住在世界各国（地区）的一群人，即可以被称为华族。同时笔者在本论文中将用华族一词来统称华侨、华人、华裔。

离散族群：离散族群（Diaspora）这一原本只用来特指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名词现在已被广泛运用。中国大陆一般用“Overseas Chinese”来指代华侨华人，如笔者当前所在的华侨华人研究院的英文翻译为“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但是这样的用法会引起歧义。如陈志明教授所言，我们现在用Chinese Overseas来表达海外华人，但是在英文的句子构造中，这个用法往往被视为不对，被认为是Overseas Chi-nese的误写，所以有时我也无奈地用diaspora这个概念。①陈志明：《国际视野与海外华人研究》，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同时笔者认为Overseas Chinese可以同时用来表达海外两个华族群体，一个是华侨，一个是华人。故如果我们用一个称谓来表达海外整体之华族，则笔者认为用Chinese Diaspora较为恰当，不会产生歧义。Chinese Diaspora意指海外华族的整体。

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将Diaspora翻译为“流散族群”，而笔者在本论文中还是使用最常见的翻译，即“离散族群”。有学者认为现代流散族群系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他们在移居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强烈地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联系。②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民族主义研究者威廉·萨弗兰认为现代流散族群有六个基本特征：①以故乡为中心迁移到两个以上边缘地区；②保持对故乡的记忆、想象和迷思；③认为自己不会或不可能被移入国接纳；④相信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就可回归故乡；⑤愿献身于故乡的复兴；⑥与故乡源远流长的联系深深扎根与群体意识中。③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2004年，耶鲁大学出版的《离散族群百科全书》中对离散族群的定义为：“因不同原因而散居于一个以上地点的人群，他们虽散居各地，却可能共同怀揣回归故乡的理想，他们无法完全同化于移居国，并且可能与居住于不同地方的同一族群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④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李明欢教授认为华人属于一种“劳工型”的离散族群。⑤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传统意义上的离散族群带有一种悲剧（流离、悲苦、无奈、苦难、受压迫）的色彩，这样的一种色彩是适应于华人的。我想熟悉华人移民史的人定与笔者有此同类之感，即华人之移民史乃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历史。⑥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契约华工”成为中国人移民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苦力贸易最兴盛的阶段。根据陈泽宪先生的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出国契约华工超过了265万人。其中，运往东南亚地区的有170多万人。（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契约华工又被称为“猪仔”，中国苦力贸易又被称为“猪仔贸易”，因为华工所受的待遇与畜生无殊。第一，运载出洋的时候，许多华工被关在仓底，与运输猪豚无异；第二，华工到埠后，驱入新客馆，馆中设一大栅栏，以圆木柱排立而成，把他们关闭在内，好像关猪一样，因而称为“猪仔”；第三，华工被称为猪仔含有极端蔑视之意，客头认为他们像猪一样蠢笨，容易欺骗，同时认为他们像猪一样驯服，可以任人摆布。总之，这种贸易把人的尊严降低到了畜生的地位。（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6-247页。）在工作之地，这些中国华工，像奴隶似的被对待。

安全、个体安全、族群安全：安全（Security）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传统上人们认为安全指的就是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是安全研究的中心，其关注的话题有主权、领土、军事威慑、裁军、战争、区域安全、国际安全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倡导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如巴里·布赞所言，我们应将安全的概念扩大化，安全不仅仅指国家安全，还有其他维度的安全。笔者认为安全是一种免受威胁的状态。安全这一概念将“威胁—消除威胁”这两个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俄］B.M.库拉金：《国际安全》，纽菊生、雷晓菊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巴里·布赞认为安全是“对免于威胁的自由的追求，以及国家和社会在应对其认为是敌对的变革力量时，维持独立认同感和完整功能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也包括对于生存条件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的关注。”②Barry Buzan，“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July 1991，pp.432-433.转移自王帆、卢静：《国际安全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页。赫德利·布尔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安全并不仅仅只是平安（Safety），平安既是可观的，也是主观的。”③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阿诺德·沃尔夫斯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对所获得价值的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担心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④Roger Carey＆Trevor C.Salm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ModernWorld，St．Martin′s Press，1992，p.13.转引自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帕特里克·摩根提到：“安全是‘免受伤害和感到免受伤害’，‘免受伤害和感到免受伤害一样重要’。”⑤Patrick M.Morgan，International Security：Problemsand Solutions，pp.1，263.转引自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第6页。另据作者对美国加州大学王灵智教授的采访，王教授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实行的马来人特权制度，使得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感觉受到伤害，华人沦为马来西亚的“二等公民”。为此，马来西亚赴美的华人留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不回马来西亚，因为他们觉得在马来西亚受到歧视。总体来讲，安全就是免于伤害，这种伤害即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安全具有不同的领域，根据遭到威胁、需要保护的对象的不同，安全有作为个体的“一个体的安全”、“一群人的安全”（例如：民族群体）、“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或一些国家的“集体安全”（如构成某个地区或某个联盟的那些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全球安全”之分。⑥［俄］B.M.库拉金：《国际安全》，第1页。笔者认为若将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则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乃是“一群人的安全”，笔者称之为“族群安全”（Ethnic Group′s Security）。当对海外华侨华人安全分析还原到具体之个体的时候，则我们要从“个体安全”（Individual Security）的角度去审视海外华侨华人安全。

个体是组成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人类结群组成国家和社会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要保护个体安全。巴里·布赞认为个体安全乃是一种社会问题，个体安全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生命、健康、地位、财富、自由，它的内涵要复杂得多，并且其中的许多因素一旦失去，将无法复原（比如生命、四肢、地位等）。在社会中，每个体都面临着大量的威胁、危险和疑惑。个体面临的绝大多数威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产生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这些压力是无法避免的）的环境之中。①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37-38页。论者朱明权认为，个体安全乃是“个体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具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人权的保护。”②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第6页。笔者认为个体安全乃是个体免于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国家或者其他族群或者他者）的状态，个体享有自由的发展的机会。

在消极层面，族群安全意指某一族群能够免于其他实体（族群、国家）的威胁（如免于暴力的攻击、威胁），并且某一族群可以免于歧视、压迫（如免于法律的压迫、限制，不会因为种族、宗教而受到歧视）；在积极层面，族群安全也意味着某一族群具有获取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族群成员能够获取全面发展的机会，如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救济和住所③笔者对于族群安全的定义受启于帕特里克·摩根对社会安全的定义，在此特别申明。详见Patrick M. Morgan，International Security：Problems and Solutions，转引自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第13-14页。，族群的自主权不会受到迫害。族群不同于国家，其乃是一个文化性、历史性、血统性的实体，而国家却是一个政治性的实体，其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主权。族群无主权，族群与政治性的国家有一定的分离。族群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多样的。有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丹麦、瑞士等。也有多民族国家，典型的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通常是，一个国家内部往往具有多个族群。因为族群不具备国家的性质，所以其所受的安全威胁不是属于传统安全范畴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而属于非传统安全的类别。族群安全是一种次国家层次的安全，族群安全的主体是族群。故笔者认为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族群安全应当归类为非传统安全，族群安全亦应当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对象。巴里·布赞指出，由于许多地方民族和国家并不是重合的，因而非国家集合体——尤其是民族——也是安全分析的重要单元。④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24页。在纳粹德国侵占欧洲时期，犹太人——这一历史最悠久的离散族群，其安全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与迫害，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屠杀。1994年，卢旺达爆发内战，胡图族对西图族展开有计划的屠杀，有80-100万人死于此次种族灭绝事件。在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两大族群塞尔维亚族与波斯尼亚族不断相互残杀，发生在此次战争中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被认为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联合国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将此次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是族群安全受到威胁的最极端的例子。

二、基于族群安全角度的海外华侨华人安全分析

（一）离散族群安全的特点

历史上海外华族的族群安全经常受到迫害。澳门大学的黄枝连教授写道，在过去500年里，南洋华侨华人先后遭受到西班牙人、荷兰人及日本人的血腥屠杀和欧美人士普遍的种族歧视。而近世的冷战时代，他们也在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印尼等国，遭受到当地政府及暴民的种族歧视——种族迫害——种族屠杀。①黄枝连：《发展范式新论》，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486页。东道国政府针对华族采取的种族迫害、种族屠杀严重损害了海外华族的族群安全。并且笔者认为海外华族的安全为一种特殊的族群安全，即“离散族群安全”。“离散族群安全”是“族群安全”中的一种，由于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族群其具备“离散身份”的特点，故其在族群安全方面所受到的威胁程度与民族国家内部体系内的族群安全会形成分别。主要的区别有：

第一，离散族群的数量在居住国往往是少数，而少数族群在一国内更容易受到迫害。故在一些有强烈族群冲突的国家，不同的族群都试图保持自己本民族在人口上的绝对优势，以使自己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也会增加主体民族的安全性。在新加坡，由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出生率高于华人，新加坡政府采取从世界各地引进优秀华人的策略，来弥补新加坡华人由于出生率所造成的人口比例下降。②在1980-1990年期间，新加坡公民中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增幅非常不同，分别为16.2%、21.6%和36.2%。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公民的三大种族人数均以不同的幅度增长。增幅最小的依然是华人，仅为12.9%，这主要是由华人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所引起的。增幅最大的是印度人，达22.2%。马来人的增幅居中，为18.7%。以上数据引自［新加坡］苏瑞福：《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载《南洋资料译丛》，2008年第4期。在以色列，以色列人为了保持对国家的绝对有效控制，对境内巴勒斯坦的人口数量进行控制，以色列人要保持人口的绝对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长期以来强调在其边界内维持犹太人多数地位不受挑战的重要性。以色列非常担忧从以色列流进流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非常担忧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出生率，非常担忧以色列在1967年之前的边界线之外所进行的扩张可能导致更多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可能性。例如戴维·本·古里安就曾宣称：“任何犹太人妇女就自己的情况而言，只要没有生养至少4个健康的孩子到这个世界上，她就没有为自己的民族尽责，就像士兵逃避兵役一样”。③［美］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17-118页。

第二，离散族群的安全易被主权国家忽略。离散族群的分布往往是跨越国界的，离散族群游离在主权国家体系之外，离散族群不仅远离自己祖籍国的主权体系，而且在居住国亦是处在国家体系的边缘。以华侨为例，华侨是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他们无居住国的国籍，故其在政治上处于边缘游离状态。生活在主权国家体系之外的离散族群其安全常常不能受到祖籍国政府的保护，而在居住国，当地国的主权政府往往对于离散族群的安全毫不关心，甚至加以迫害。

第三，离散族群往往与祖籍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故离散族群与民族国家体系内部的非离散族群相比，其社会关系网络会更加复杂，其身份特征也会更加复杂。但是这也给离散族群带来了一些安全威胁，一个典型的安全威胁则为，离散族群往往被居住国的政府怀疑其对当地国家的政治忠诚程度。在忠诚度方面，离散族群往往是不被信任的，这里会涉及到双重忠诚问题。在冷战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人被东南亚当地政府怀疑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因此而遭到一定程度的迫害。

第四，离散族群往往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在居住国，政治权力经常由居住国的主体民族掌握，离散族群常常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在经济上，离散族群也可能处于贫困或被剥削的状态。在传统的移民方式中（与现在的投资移民相比），人们常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才会选择移民，故移民群体本身在祖籍国可能就处在贫困的状态，他们所受教育程度不高，又没有专业技能，故移民离散群体在居住国中经济地位可能处在底层。在当代世界，移民离散群体的产业往往也处在产业结构的低端层次，其经济能力具有更多的脆弱性，故当经济出现萧条之时，他们的经济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在欧洲的海外华侨华人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根据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欧华联会）于1998年发布的《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报告书》中的统计：餐饮业是华人在欧洲谋生的主要行业，是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家华人经济的支柱。英国80%以上华人靠餐饮业为生，德国有中餐馆和华人快餐店6-7千家，全德80%以上的华侨华人靠餐饮业为生。①《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报告书》，欧华联会编，1998年7月，第3页。在经济萧条之时，华人的低端产业往往受到更大的冲击。据《中国新闻网》报导，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处在低端服务业层次的华商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仅意大利米兰、罗马两个城市，一个月之内，华人餐馆、店铺、网吧等转让数目就增达40多家，连以往运营情况良好的店铺都换面易主。各报纸上出售和转让的信息比比皆是”。②《2009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zgqj／news／2010／05-20／2293583.shtml，2010-05-20。华人经济虽在海外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华人经济的弱点。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华人经济整体来讲还处在产业结构的下游，华人经济扮演的不是产业升级者或产业革命者的角色，而更多程度上只是一个生意人的角色。

离散族群的这些特点往往会加剧其所受到的安全威胁。离散族群作为少数群体更容易受到主体民族的迫害，其游离在主权国家体系之外使其不能受到祖籍国政府的有效保护，由于离散族群与祖籍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故其在居住国政治忠诚度受到怀疑，离散族群在居住国往往处在政治经济地位的边缘。所有的这些特性都加剧了离散族群安全的受威胁程度。

（二）历史上华人离散族群的安全遭遇

下面笔者将先对历史上华人离散族群（Chinese Diaspora）安全受到重大威胁或者已经造成重大迫害的事件进行梳理，然后再分析海外华人族群安全为什么受到这些威胁，其特殊性在哪里。

1595年前后，西班牙殖民政府对华侨进行残酷的迫害。仅1594年至1597年3年间就将我国在菲侨居的2万华侨驱逐出境，并对在菲华侨实行各种限制政策。①毛起雄：《我国古代侨务立法初探》，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有学者统计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对华族施行暴虐和落后统治，自1603年至1762年160年间，先后驱逐和屠杀华人5次。华人社区每每临难之后急剧萎缩。②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2》，第129页。

1740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爪哇制造“红溪惨案”，上万名华侨被杀。③颜清湟：《清朝对华侨看法的变化》，庄国土译，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3期。荷兰殖民者为了限制巴达维亚的华人数量，采取排华的政策并且残酷对待城内的华人。荷兰总督惧怕华人反抗，决定清除巴达维亚的所有华人，于1740年10月对华人进行大屠杀，造成“红溪惨案”，有一万华人在此次事件中被屠杀。而中国清王朝对此置之不理，对荷兰也不兴师问罪。清政府视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为弃民。详见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第55-57页。

1855年澳大利亚制定排华法案。1855年之后，澳大利亚各届政府开始制定排华法案，向华人征收人头税，限制华人的移入。1881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继续实施排华法。1901年之后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1901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语言测验法》，以此限制华人。④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882年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从此开始了长达60年的排华时期。1892年的吉里法案，继续禁止华工进入美国。1924年移民法，限制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数量。⑤位于旧金山港湾内的一个孤岛——天使岛，更是中国人移民美国血与泪的见证，华人在进入美国之前被困入天使岛，遭受各种非人道的待遇，移民官员通过各种途径人为阻碍中国人移民美国。有人统计，自1910年至1940年，有约18万中国移民被拘禁于此。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1885年加拿大制定排华法案。1923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了禁止华人入境的《华人移民法案》，法案规定中国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后不许以移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现居留加拿大的华人，其家属不得来加居留；除了商人、外交人员、留学生外，其他华人禁止入境。

1954年，菲律宾为限制华人零售业，菲政府颁布华侨不得从事任何直接销售货品予消费者的《零售商菲化案》。该法案的实施造成华人零售商业的衰落。①Wickberg Edgar，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1850-189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 48-61.转引自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2》，第149页。

1959年，印尼政府突然发布第10号总统令，规定在省、县自治区和州首府以外地区经营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60年1月1日之前停业，由印尼民族企业家或印尼人组织的合作社接管经营。②由于印尼华侨中零售商者众多，此令一出，顿时令数十万华侨生计无着。同年8月，印尼政府又突然宣布将面值为500盾和1000盾的大钞贬为50盾和100盾，华侨小零售商们刚刚从被迫变卖商店中获得的一点现款眨眼睛又被剥夺了90%。迫于无奈，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不得不离开自己长期甚至是几代人辛勤营造的家园。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1962年10-11月，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印度政府采取大规模迫害华侨的政策，如1962年10月31日，印度总统颁布了针对华侨的“一九六二年外国人法（实施和补充）条例”，对所有华侨进行了全面的监视和管制，剥削了华侨正常活动的自由。③1962年11月20日，中国发表停火声明后，印度政府下令拘捕全部的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华侨和有中国血统的人。到1963年2月，印度政府已拘禁华侨2308人（张秀明：《被边缘化的群体：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在印度政府排华政策的打击下，许多华侨商店被迫关闭，华侨在银行的资产被冻结，华文报刊、学校被查封。大批华侨华人被驱逐、逮捕、流放或关进集中营（杨保筠：《＜加尔各答的华人——孟加拉之虎＞简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965年印尼9·30事件中当局指控华人支持印尼共产党，因此有大量华人被屠杀。军事政变后，苏哈托专制政府颁布了很多排斥华人的法令。④如1966年6月7日，印尼政府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主张消除华人的种族特性，对华人实行同化政策。禁止一切华文教育，废除已有的华文学校。政府鼓励华人加入伊斯兰教；要求华人改名换姓；禁止使用华语和华文；禁止华文书刊的进口和发行；禁止进口和流通华语录音带、录像片和影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华文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印尼政府才放松了对华人教育的管制，1994年政府取消了禁止公共场所使用华文的禁令。见温北炎、郑一省：《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8页。

1969年，马来西亚5·13事件中，华人族群遭到当地最大族群马来族的迫害。

1975年，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柬埔寨、越南排华。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越南政府一方面采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策，越南政府采取的新制度与在越南的华侨华人私人工商经济相冲突，故越南政府开始大规模有系统地排斥迫害华人。①对于越南政府为什么采取排华的政策，有如下分析：一方面，越南政府采取亲苏政策，与中国变为敌对的关系，中越两国关系恶化，国际关系的变化使得越南政府迫害华侨华人。厦门大学的陈衍德教授这样论述道：在经济上，越南当局对以西贡—堤岸为中心的南方华侨的迫害可分为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封闭所有银行，冻结或没收存款；封闭所有进出口和贸易公司。这是在西贡解放后立即实施的，损失最大的是华侨。第二，越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使得华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如1975年9月9日发动了“打击买办资产阶级、扫荡垄断市场”行动，所有被登记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华侨，其财产一概被没收充公。1978年3月23日开始的废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运动则使占南方华侨人口一半的小工商业者和小商人遭到限制人身自由、财产登记并被低价征购的厄运，之后还被限期强制迁往“新经济区”从事农业劳动。同年4月15日的扫荡露天市场运动，又使数以十万计的西贡小摊贩的生意遭到取缔，其货物被强制征购后，大部分人（主要是华侨）也被遣送到“新经济区”。另，作者还论述道：1975年9月23日和1978年5月3日两次以新币兑换旧币的方式“合法”地掠夺华侨的财产，使华侨遭到惨重损失。接管华侨社团的产业，华校、华文报社、华人医院、华侨社团所拥有的房地产和其他产业均遭到当局的强制接管。输出难民索取财物。这是排华的一种最极端的手法。当华人无法忍受非人待遇纷纷申请离开越南时，当局乘机敲诈勒索，每人须向公安局支付一笔固定费用，外加乘船费、燃料费及其他费用（这些费用多以黄金支付）。华人难民的总数难以估计，仅中、美、加、澳、法五国接受的越南难民即达100万人，其中约有50%是华侨、华人。此外，还有数十万人在逃难中葬身大海。而越南华人的损失，除不动产之外，至少在30亿美元以上。详见陈衍德：《从排斥到接纳：越南华人政策的转变——1975年以后民族关系变动中越南华人处境》，载《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由此可见，越南政府的政策对在越华侨华人的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1998年，印度尼西亚再出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在这次大骚乱中，华人成为主要被攻击的对象，华人集中地商业区和住宅区被破坏、抢劫、焚烧。社会大骚乱中被强奸的妇女大多数为华人，社会大骚乱以后大批华人女青年纷纷出国避难和治疗心理创伤。②详见：温北炎、郑一省：《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第234-236页。

（三）华人族群出现安全风险的原因

为什么华族的族群安全会经常受到威胁呢？为什么华族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总受到居住国的限制和歧视而不能自由地发展？笔者认为，不同地区华人的安全其所面临的受威胁程度是不一样的，威胁出现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出于种族歧视，有的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迫害，有的是因为战争。但是统观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1、在当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前，中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历史上明朝政府和清政府认为移居海外的华族不再是中华的子民，不把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作为国家利益来看待。如清朝统治者起初因袭明朝视华侨为“弃民”、“罪犯”、“潜在的汉奸”的偏见。时隔不久，转而视华侨为“政治犯”、“谋反者”、“叛逆”。③颜清湟：《清朝对华侨看法的变化》，庄国土译，载《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3期。当时的中国王朝不但不保护海外华族的安全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海外华族的安全和利益。当然在清朝晚期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原先迫害华侨华人的态度，为了利用华人的力量推动清朝的现代化改革，清政府废除了原有的迫害华侨华人的法令，并重新颁布了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法令。

2、海外华族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政治权力的缺失使得华族不能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在西方殖民者统治东南亚时期，西方殖民者特意设计了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结构。如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即在政治上给予马来人以特权，而在经济上给予华人以特权。①陈晓律：《马来西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6页。其结果则是在东南亚诸国形成一种“复合社会”（Plural Society），即在不同人种的共同体里面，即使混合在一起也不能相互融合，他们只是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相互交流，从外表来看，他们在同一个政治单位中共存着，但他们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意识。经济与政治不能形成互补，而埋下族群冲突的祸根。在东南亚，复合社会的上层为白人或者是白人与当地女子而生的混血儿，第二层为外来移民，他们主要是从中国、印度而来的。作为寄居者，不管他们经济实力有多大，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因此在华人族群中，产生了经济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分离的现象。原住民为最下层的人。J.S.弗里瓦尔对此的一段经典描述为，“这个体种混杂的社会，欧洲人、华人、印度人和土著人居住混杂，但相互并不融合。作为个体，他们有时碰面，但这只会发生在做买卖的市场上。在这个多元社会里，不同种族的人在同一政治框架内相互独立地毗邻而居。”②Furnivall，J.S.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56，pp.304-305.转引自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2》，第124页。这也是一种种族隔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诸国摆脱殖民统治以后，当原住民取得政治统治权之后，华人族群与原住民的矛盾开始显现。论者王子昌提到，二战后在马来西亚，主要的矛盾不是马来西亚民族主义与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马来西亚民族主义与华人族群的矛盾，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势力主要的矛头乃是针对华人。③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

东南亚是海外华侨华人分布最多的地方，而在东南亚华人族群的问题也是最为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势力退出，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建立，东南亚欧洲殖民体系下的“白人—华人—土著”的族群分层，迅速被“土著—华人”的族群二元分层和对立所取代。与多族群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族群同时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同，此种族群分层有着先天结构性缺陷，即政治权力（土著）和经济权力（华人）差不多是分离的。其结果则是在由土著族群主导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下，华人无论在哪方面都遭遇到由于排华和同化政策所带来的族群压迫感。④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2》，第124页。在东南亚，华人族群与当地土著民族相比拥有经济上的优势，土著居民的发展不如华族，这给当地的原始居民造成了一种华人侵略的印象，并且当地居民对华人也形成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华人由于不能掌握政治权力，不能通过政治途径来保护自己，所有这些都使得华人的安全遭受重大威胁。艾米·查在《边缘上的世界》一文中论述道，大量的财富在那些拥有市场支配力量的少数民族手中，然而民主却让政治权力集中在大多数的贫困民族手中，这就成了潜在的种族灾难的发动机。由于市场与民主制的利益被不同的种族所分享，这样就不能在社会内形成市场与民主的互补。种族之间互相追逐市场与民主制，这样的社会存在着高度的不稳定性与易燃性。那些没有取胜希望的少数民族在市场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自然也就煽动了那些长期贫困的大多数民族的嫉妒与憎恨。①AWorld on the Edge，by Chua Amy，Wilson Quarterly，Autumn 2002，Vol.26，Issue4，p.62.转引自曹云华、许梅、邓仕超：《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这也许就是政治学上的“多数民主暴力”，少数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民主制度的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以及北美洲各国的华侨华人大部分已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东道国正式的国民并取得公民权。但是华侨华人所在的东道国家仍然采取歧视、压迫、排斥的政策。使得华族不能获得“机会平等”的权利，使得华族感觉受到伤害，这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公开的威胁。

同时离散族群超越国家的边界，其作为外来族群，居住国的政治权力对他们来讲往往是封闭的，尤其是在不民主的国家。在专制国家或威权体制的国家，海外华人作为一个移民族群，其参与当地政治的难度极大，故华人的活动范围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

3、华族与居住国主体民族在文化、经济上的竞争与冲突，引发当地民族的“免疫反应”，而此威胁到了海外华族的安全。族群带有明显的文化特性，而塞缪尔·亨廷顿将其定义为，文化指人们的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是非观念和好坏观念，及反映这些主观价值观的客观的制度设计和行为方式。②Samuel Huntington，Who We Ar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Schuster Paperbacks，2004，p.30.当这样的一个文化实体离开其原始居住地或者其文化发祥地时，此族群所具备的文化理念（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等）也将随着族群的转移而转移。故国际移民的流动不仅仅是“人”本身的流动，还有文化的流动，也因为此，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强烈地表达了他所担心的，当大批墨西哥人移民美国时，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族群会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文化产生冲击。印尼苏哈托政府时期，对华人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强迫华人放弃本民族的特点，要求他们同化到当地民族中去。如政府要求禁止使用华语和华文，禁止华文媒体，禁止华文教育，鼓励华人加入伊斯兰教等。论者温北炎认为，此策略破坏了印尼各民族的团结，引起华人的不满和反感。③温北炎、郑一省：《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第257页。政府强制推行的同化政策会引发被同化民族的“认同危机”，而引发“认同缺失”，这是对族群文化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①王帆、卢静：《国际安全概论》，第75页。

当族群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以后，这个新定居的移民—族群群体还会引起东道国经济权力的流动、政治权力的流动以及社会权力的流动。当新的族群与旧的族群产生一种“文明冲突”，并且当新移入的族群威胁旧族群已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时，新旧族群在此时便极有可能爆发冲突，从而引发族群安全问题。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写道：一旦大批普通移民开始意识到要伸张自己的权力要求时，当他们及他们的后裔开始实现向上流动而被视为鸠占鹊巢时，外来移民（包括其后裔）与主体民族之间在经济与权益上不可避免的竞争，就可能转化为民族、文化冲突并且爆发出来，倘若再加上别有用心者的挑拨，或遇到经济危机的火上浇油，或揉入极端宗教主义因素，冲突就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②李明欢：《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族群冲突会引发研究的族群安全问题，结果要么是新的族群打败旧的族群，如北美移民对印第安人那样；要么是原有居民排斥同化打压新的族群，如1882年北美之排华和二战以后东南亚民族国家之排华；要么是新旧族群经过融合之后和谐相处，如在泰国之华人。

4、海外华侨华人不关心当地国的政治，不重视政治参与，故难以运用当代民主代议制的体制，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往往只注重从事经济活动，而不重视参与当地国的政治。故在政治上无代表权，华人往往成为政治的受害者。很多华人聚居的东道国都曾运用政治的手段签署不公平的法令，威胁华人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华人问题学者宋明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南亚华人由于没有政治权利，给东南亚华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困境和艰难。他写道：华人社会，由于缺乏政治权利，容易成为政治迫害或政治勒索的主要对象。但华人若欲组织有效的政治力量，却有内外的双重困难。在内部方面，华人本身普遍存在明哲保身、不过问政治的传统观念，不愿积极参与有关自己命运的政治过程；在外部方面则容易遭受土著社会的疑惧和反抗。5·13事件的发生，便是马来半岛的华人社会想扩大政治力量而被土著痛痛回击的一个例子。无政治权力保护的少数民族，如丧失甲壳的螃蟹，任人鱼肉，忍辱求生。③宋明顺：《东南亚华人及其前途——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冲击》，转移自曹云华、许梅、邓仕超：《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绪论第3页。

5、中国与当地国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海外华侨华人的族群安全。1962年，中国与印度爆发中印边境战争，战争之前与后，印度当局开始关闭华文学校，禁止华文媒体，逮捕华侨，没收华人财产，制定迫害华人的法律。1975年，南北越统一以后，越南奉行与苏联结盟的政策，中越关系恶化，直到1979年中越之间爆发战争。双边关系的恶化以及双方战争的爆发，使得越南当局采取排华、歧视华族的政策。百万印支华侨华人深受其害，数十万华侨华人流离失所，有的被驱赶回中国，有的则不得不铤而走险，投奔怒海，寻求第三国救援和庇护。①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2011》，第15页。当中美处于冷战对抗时期，华族在美国也被视为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威胁，华人的很多权利被剥夺。在印尼，1965年印尼与中国单方面结束外交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此时也是印尼排华的高潮时期。

三、基于个体安全角度的海外华侨华人安全研究

随着普世价值的推广，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完善，以及华族自身的努力，大规模威胁华族安全的因素已经急剧减少，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也较难发生。海外华侨华人安全问题由族群安全领域转到个体安全领域。个体安全往往与族群安全紧密相关，当个体所在的族群受到整体性的安全威胁时，个体的安全也会受到明显的威胁。巴里·布赞认为针对个体安全威胁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类型有四种：生理威胁、经济威胁、权利威胁以及社会地位威胁。在1994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对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人的安全的内容有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七类。②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4，pp.24-25.也有学者指出，个体安全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③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的视角认为国家不但没有重要的地位，反而要受到批判，个体才是安全的最终的指涉对象。④李开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海外华侨华人个体选择移居他国定居，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为了寻求个体的安全，笔者认为华侨华人个体所寻求的安全主要有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三个方面。经济安全是指个体通过参与有报酬的工作而获得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购买力。政治安全是指个体可以免于国家的暴力，个体的基本人权得到国家的尊重。社会安全是指个体可以免于社会的伤害，如暴力犯罪（偷盗、抢劫、强奸等）。无论是早期的华人移民还是当代的华人移民，他们移民的相同动机都是为了寻求更加安全的环境，由于近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的落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与稳定，在中国，很多中国人由于无法获得安全的环境，比如经济上遭遇贫困、政治上受到迫害、社会治安不好，而选择移民。据陈达先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移民做的社会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贫困而出国的人数占当时出国总人数的70%。⑤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8页。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潮中，浙江、福建、东北、广东等省的大批贫困农民选择出国谋生，他们也是为了寻求经济安全的保障而选择出国的。可喜的是，移民出国的华人靠着自己勤奋节俭的努力获得了财富。一些中国人也是为了逃离政治迫害而离开中国，如在清朝晚期，一些革命分子被政府通缉，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生活在海外。下面笔者将考察海外华人个体当前的安全状况。

（一）华族个体安全现状

1、经济安全方面，海外华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无论是在东南亚、北美、欧洲、拉丁美洲还是非洲。海外华人的经济状况从二战之前的贫困逐渐走向富足和强大。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人口调查局2006年11月公布的2005年美国社区调查显示，华裔作为全美最大的亚裔人口群体，其家庭收入、人均收入都超过全美平均水平，也超过白人、非洲族裔和西语的各项统计。家庭平均收入全美是4.6242万元，华裔为5.9571万元，印度裔为7.3575万元。平均个人收入，全美平均2.5035万元，华裔为2.9396万元，印度裔为3.3431万元。高薪职业状况，全美从事管理、专业和技能工作的人口为34.1%，华裔同比为53.9%，印度裔为61.8%。贫困率，全美是10.2%，华裔为9.9%，印度裔为6.1%。①朱慧玲：《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侨华人职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载《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当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华人产业与欧美日发达地区相比，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低端产业更容易受到经济萧条的冲击且收益空间狭小。这是华人经济必须面对和要改进的。

2、政治安全方面，华人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将越来越少，但也可能面临危机。在早期殖民地社会（如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美属菲律宾）和很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如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甚至包括发达的民主工业化地区（如美国、加拿大），移居这里的华侨华人其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政府损害华人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宪政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海外华人个体的政治安全得到了越来越好的保障。但是由于华人个体的特定族群身份，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西方迥异的情形下，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敌对状态，这使得海外华人的个体安全有时会遭遇侵犯。如美籍华人自中国回美国后大部分都会被FBI叫去谈话，盘问在中国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做了哪些事情。②笔者采访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王灵智。这显然是对个体安全的侵犯。

3、社会安全方面，笔者认为海外华人个体所遭受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于社会中的暴力犯罪。对华人的暴力犯罪行为构成了当前海外华人个体安全的最大威胁。当地社会的治安危机以及当地穷人觊觎于华人的财富是造成海外华人个体安全遭受威胁的最大原因。华人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而在第三世界由于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并且具有结构化的不公平，针对华人的暴力犯罪频发。这严重危害了华侨华人的个体安全。以南非为例，笔者所在单位的老师于2013年9-10月赴南非考察，他们所采访到的每一位华人都有被抢劫的经历。由此可以看出南非地区华侨华人个体安全的严峻形势。2012年1月，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称：“最近这几年非传统安全因素发展的更加迅猛，这几年处理过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绑架的案件，中国船员被海盗袭击的事件，现在比以前多很多。领事司成立以来每年处理的此类事件都达三万件。”①详细请参见人民网《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谈“中国领事保护工作”》，2012年1月16日，http：／／fangtan.people.com.cn／GB／147550／16891776.html，2012年9月15日。由此可见，华人的个体安全经常遭到暴力犯罪的威胁。

（二）个体安全产生的原因

二战以后，华人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华人离开贫困的故乡在海外寻求财富，为自己获取经济安全。但在政治与人身安全方面，华人个体的安全时常遭受威胁。首先，政治上的国家安全与个体安全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国家之建立是为了保护个体安全，但是国家建立以后其有时不但不能保护个体的安全，反而会侵犯个体的安全。如很多国家制定过歧视华人的法律，这些显然是国家权力对华人个体权利的侵犯。社会的犯罪率与一个地方的发展程度是相关的，在华人个体时常遭受暴力犯罪侵犯的地区，也是发展落后且极不平等的地区。如南非的黑人群体。

四、如何应对针对华族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的威胁

安全研究的目的是在了解威胁的情况下，积极地去预防威胁和消除威胁。当今世界，针对海外华人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威胁仍然存在，如何消除针对海外华人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威胁应予以考虑。

在族群安全方面：第一，华族应积极参与迁居国的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华族进入当地国的主流社会，并运用政治权力来保护华族，使华族免受伤害。华族在居住国应当形成一个团结的政治共同体，合法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权力的分享”（Power Sharing）是一种减缓族群冲突的绝佳的方式，②Collins Alan，The Ethnic Security Dilemma：Evidence from Malaysi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Dec，98，Vol.20 Issue 3.华人参政便是与当地族群分享权力的一种方式。第二，华侨华人要学会利用国际公约来保护自己。从某种角度来讲，《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等这些国际公约其制定的目的则是为了推动人类的普遍发展以及保障族群与个体的安全。海外华族应当学会利用这些人类公认的准则来保护族群和个体的安全。第三，海外华族应倡导反对种族主义，奉行族群平等的准则。当前在很多国家，仍然存在隐性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华族也是这一方面的受害者，在当地国沦为二等公民。因此华族应当倡导反对种族主义，主张以公民权为基础建立平等的族群关系；第四，在华族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华族应致力于帮助消除当地居民的贫困，只有族群之间经济平等时，族群之间的冲突才会得到真正的消除。①王赓武教授认为，影响华族与东南亚当地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王教授认为华人在经济领域占据支配的地位，这把他们和当地人民分割开来。要改善华族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必须消除这种经济差距。王赓武著，姚楠编：《东南亚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第204-205页。转引自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第68-69页。

在个体安全方面：第一，经济上华人应积极转变自己所处的经济结构，由低端层次转进到高端层次，追求产业链上的制高点。华人不应只满足于一个生意人的角色，而应致力于产业升级，这会让华人经济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从而带来更多安全的保障。第二，政治上华人应主动应对政治侵权行为，权利是靠争取得来的。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反抗精神造就了他们的宪政体系，使得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故华人应改变自己的政治文化，反抗不合理的政府行为，积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在社会治安方面，这需要当地国加快和追寻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减少贫困，推行普遍教育，以降低当地国的犯罪率。这才是根除针对华人暴力犯罪的基本解决之道。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从“族群安全”和“个体安全”的角度分析海外华侨华人安全，海外华侨华人的族群安全属于“离散族群安全”，它与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土生土长的族群安全问题有很大的不同。离散族群的一些特点加剧了离散族群安全的受威胁程度。如离散族群数量上占少数，而少数族群在一国之内往往是弱者；离散族群游离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外，其一方面受不到国家主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不到国家主权的保护；离散族群与故乡有密切联系，社会交往网络更加复杂，他们的“双重忠诚”容易被当地民族和国家怀疑不忠，故在某些危机爆发时，离散族群很有可能被当做发泄的对象；离散族群在居住国的政治与经济方面往往处于边缘状态。

就本议题而言，还有以下问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在个体安全研究方面，华人是少数族裔中的例外吗？即华人族群的个体安全状态较好还是与其他族裔相同，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华人“族群安全”与“个体安全”与华人的族群身份联系密切，这是华族特有的现象还是其他族裔共有的现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华人族群的安全问题。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Overseas Chinese security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security.Overseas Chinese ethnic security is a kind of“diaspora′s security”，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indigenous ethnic security within a nation-state.this paper tries to define many confusing concepts such as Huaqiao，Huaren，ethnicity，diaspora，security，ethnic security，individual security，in order tomake sense of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every concept.Then，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nalyzeswhy the Chinese diaspora′s security is often threatened and what is themost important threat for Chinese diaspora′s individual security.Besides，this paper offers several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reduce and eradicate the threatwhich threatens the Chinese diaspora′s ethnic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security.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ese diaspora′s ethnic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securit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diaspora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Key W ords：Overseas Chinese；Ethnic Security；Individual Security；Diaspora

Indian Ocea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the Critical Research of M ackinder′s“Central Region”

Zhang Wenmu

Indian Ocean is aworld-classmaritime-fortress-dense area，and is also the thoroughfare of international bulk energy，mineral resources and food transportation. Thus，getting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 alsomeans getting control of themain resources of the world，and getting control of the world′smain resourcesmean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world politics.Geopolitical temptation and resources temptation lead to that in modern history almost allmajor powers ha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dian Ocean，and battled for the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That resources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combined in time and space，and the former is themain aspec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the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modern geopol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lassical Mackinder geopolitical theory. In this new vision，Mackinder′s“Central Region Theory”was injected of resources politics content，while the miner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zone and Mackinder′s“Central Region”happened to coincide.Thus，the Indian Ocean′s crucial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has once again received attentions ofmajor powers.

Indian Ocean；Indian National Security；Resources Politics；Geopolitics

M yanm ar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Bay of Bengal

K.Hyome

Abstract：Democratic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Myanmar increase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of the Bengal Bay，it also promote cooperation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Bay of Bengal in the areas of naval exchange，energy development，regional interconnection，non -traditional security.Due to important geo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Bay of Bengal and huge amou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in this region is becoming intense.China i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to maintain SLOC security in Indian Ocean；India hopes to maintain its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position in the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contain China and India；the new moves of the three big powers have increased competitiv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Myanmar′s opening up brings new factors for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Bay of Bengal，but Myanmar is not the decisive factor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region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Indi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Bay of Bengal in the future.

Key W ords：Myanmar；the Bay of Bengal；Geopolitics

The Prospect of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Sino-Indian Border Issue

ZuoWeichen

Abstract：Sino-Indian border issue is the result of United Kingdom and tsarist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s Tibet，the Indian government inherit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Tibet policy after it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India，Sino-Indian relations gain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in addition，India has a practical security borderwith China；the importance of border issue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is declining gradually.On the ground of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cooperation，both governments is controll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areas effectively and seeking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border issue.the Sino-Indian border issue can be settled peacefully based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Key W ords：Sino-Indian Relaions；the Border Issue；Peaceful Settlement

China Factor in India′s Econom ic Engagement w ith IOR-ARC Econom ies

Swaran Singh＆Reena Marwah

Abstract：The technology driven time-and-space shrink in recent decades have turned open oceans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This has opened new frontiers for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for resource exploitation as also for adventurous scientific explorations into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as also into our future.This recent paradigm shift is distinct from the discovery of steam ship leading to naval fleets and colonialism in 19th century which was focused on European powers′control and exploits but only of continental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of their colonies across the world.The recentmaritime discourses have instead opened up enormous new avenues in terms of ocean floor resources and ocean surface for transportation purposes.These new usages of oceans highlight several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shift in favour ofmultilateralism；Westphalian territorial nation states have to increasingly begun to expand theirmaritime horizons and to work in clusters rather than as singular entities even to achieve their basic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objectives.

Key W ords：IOR-ARC；Multilateral Mechanisms；Regional Cooperation；Sino-Indian Relations

BCIM Econom ic Cooperation and the Forging of Geopolitical Reality of China

Yang Siling＆Gao Huiping

Abstract：BCIM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important in China′s new Opening Up Strategy which has been stressed by Premier Li Keqiang when he visited India in May，2013. BCIM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of China.Thus，the BCIM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in economic terms but also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geopolitical reality of China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To accomplish those aims，the BCIM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to transform its original structure.

Key W ords：the BCIM Cooperation，the BCIM Economic Corridor，Forging of Geopolitical Reality

Prospects of Econom ic Cooper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Rim Region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hi Hongyuan＆Wu Hangjian

Abstract：In the past ten years，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IOR-ARC）hasmademany achievements：expandingmember states；implementing the four principles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enhancing the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level；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clarifying the priority in cooperative areas.However，these achievement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compared with its huge population and large areas.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some member states，their similar economic development，less complementary，wariness of small countries against big ones，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ofmember states，the lack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difficulties in cooperating for their great distances among somemember states，higher tariffs amongmember states，aswell as the association′s low efficiency for the consensus principle.Although the results haven′t been significant，India′s attempt to dominate the Association has been clear，which is not conductive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association.

Key W ords：IOR-ARC；Economic Cooperation；Trade and Investment；India

India′s FTA Strategies and Its Im p lications for China

Li Li

Abstract：India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FTA strategies to accelerat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tomee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lthough the India′s FTA strategies is relatively new，the progress achieved is significant，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re shown from other countries.India′s FTA strategie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promoting Indian economy；therefore，its valuable experiences can be learned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free trade arrangements.

Key W ords：India；FTA Strategy；Implications

An Analysis on Legal Environment Concerning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Coal Industry in India

Li Lairu

Abstract：Coal is one of themain sources for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India nowadays.The development of coal industry determines the course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especially electricity.Thismeans significantly for the progress of economy of India in general.India is rich in the reserves of coal.For the lack of capability of coal production，India revised the FDIpolicy in 2012，and permits foreign investment in coal industry.This provided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companies on one side；and potential legal risks on the other. This article will starts from themanagement system of coal industry in India，introduce thelaws and policy relating tomarketaccess，tax，labor etc for foreign capital.And it also will confirm the role of state government，and notice the procedure of land acquisition in order to discern the relevant risks and make some analysis on them.This article then will give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coal industry for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India；provide a enforceable analysis result for the investment as reference.

Key W ords：Coal；Industry；India；FDI；Legal Risk

W hat the Buddhist Attacks on the M uslims M ay Tell about the Future of Burma

MichimiMuranushi

Abstract：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rted by Burmese president Thein Sei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w waves of persecution of the Rohingya and other Muslims in Burma since 2012.Free speech led to uncontrolled hate speeches and anti-Muslim movement led by Buddhistmonks.Aung San Suu Kyi and the NLD are reluctant to protest against this new human rights violation，or ethnic cleansing，probably for fear of losing the 2015 election under the 2008 constitution.The Burmesemilitary seems to have realized that its shift tomulti-party politics could create third political forces，around the notion of“nationalism”，by which it could keep the NLD away from power and tame it.While the world′s business community applauds the succession of“reform”in Burma，the deepened cleavages between Buddhists and Muslims and themoral degradation of the NLD and its leader are alarming.The start of democratization by themilitarymay have been looked suicidal at first，but itmay paradoxically turn out to be the bestway for its survival.

Key W ords：Democratization of Burma；Rohingya；Muslim；Aung San Suu Kyi

A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Security：Perspectives from Ethnic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Security

Wang Jiulong

【文献标识码】A

53-1227（2014）02-0139-18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排华、反华的演变及其应对”的阶段性成果（13JJD810003）。

** 王九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