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三统与当代学术建设

吴龙灿

(1.宜宾学院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 宜宾 644007；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建设文化强国”是当下津津乐道的新话语，其实现则需要一个时代甚至几代中国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基石和根本，在于文化传统传承和当代学术建设两方面，即郭齐勇先生提出的“守先待后”的学术建设之道[1]8，前者“守先”，即“为往圣继绝学”，是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后者“待后”，即“为万世开太平”，是文化建构的发展载体，两者互为体用，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传承是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若没有传承，当代学术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建设是在传承之上的发明，没有建设，文化传统便因得不到创造转化而失去灵性和生命力。传承和建设，是“传统—现在—未来”中国文化连续体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必备两翼。

传承和建设这文化两翼，是历史规律显示的文化兴败之关键。四大古代文明发源地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除中国之外，其它三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已在地球上消失，只留些许历史痕迹。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因为五千年来历代圣贤善于传承和建设；其余三大文明古国之所以消失，都是不能做好这两方面工作，成为传统文化败灭的悲剧典型。古希腊文化传统曾经因此而败，断流十多个世纪，又曾经因此而兴，成为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古代文化资源。海明威说：“丧钟为谁而鸣？”若不能自强不息，再伟大的文明传统(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也不能幸免于败灭断流的历史命运。作为炎黄子孙，身在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神州大地上，怎堪忍看中国传统文化断流，或仅仅留作远资后世他国文化复兴？束手不顾或举刀断流，皆可谓之中国文化历史罪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当代学术建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不容懈怠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传承传统文化和建设当代学术，已经而且应当成为中国学人的共有“问题意识”，其必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传承和建设。

一 文化传承之源：“通三统”

“通三统”是有着丰富义理的儒家公羊学概念，可以启发我们以更合理的态度对待所要传承的文化传统。董仲舒对孔子寓于《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通三统”有着经典的诠释：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184-185

董仲舒通过《春秋》首句经文“王正月”及其公羊传，阐发王者天下一统、应天命改制、古代传统传承等微言大义，阐发新王朝“大一统”是在历史传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在传承最近三代和古代文化传统的“通三统”中确立新王受命的政治权力继承正当性和政治统治原则的合法性。“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即把三代之前的五个王朝列为“五帝”，有取于邹衍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克之义，五德相继，五色顺配，如黄帝土德，以黄色为首色。五帝之前则称“九皇”，因三代王加上五帝已经有八个王朝了，故上溯一个王朝称“九皇”。

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2]198-199

周人克商之后，分别封前两代夏、商之后裔以方百里之大国杞、宋，尊爵为公，继续奉行原有故国文化传统和礼制，与当世大一统王朝分庭抗礼，以先代一王之统的名份客而不朝，堪称“一国三制”。五帝之后裔则封以小国奉祀，存续其文化传统。但九皇仅尊其号而只有附属小国，再前面的百王后裔就成为民。“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故曰：声名魂魄施于虚，极寿无疆。”[2]201-202九皇和更古的百代先王在郊祀和封禅中与上天一起祭祀，表示对古代文化传统的崇敬，在祭祀的过程中纪念和传承上古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多元多样，当大一统王朝衰落时“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引孔子语)，方便后来王者借鉴取法。所有这些做法可使古代文化传统精神在天地之间永久流传。孔子强调文化发展必然是在文化传统传承中的创新，因革损益，源流分明：“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为政》)而只有懂得尊重古代传统、珍视先代智慧并加以创造性传承的时代，才能做到政通人和、天下归心：“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论语·尧曰》)这一志在尊重、珍视和传承古代文化传统的“通三统”思想，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宝贵传统。

从解释学角度来看，传统即后人对过去历史及所有流传物的理解和保存。“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3]375此种理解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见，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是一种产生视域融合效果的历史意识。“我们的历史意识所指向的我们自己的和异己的过去一起构成了运动着的视域，人类生命总是得自这个运动着的视域，并且这个运动着的视域把人类生命规定为渊源和传统。”[3]394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的本质是积极的保存，即使在革命时代，古老传统会在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保存下来，并与新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3]383“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3]396因此，没有文化传承也就没有传统，遑论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建设？明确所要传承的传统是文化传承的前提。

当下中国文化要传承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印度佛教东汉传入中土之前，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典籍代表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固有文化；此后佛教中国化，在唐代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那时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以经学为表现形式的儒学主导的三教九流。而至宋明时代，则是以孔孟心性之学为主要阐发内容的宋明理学成为当时文化传统的主流，并出现向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态势。西方耶稣会士明末进入中国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达四百年，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了西方文化的因素。“国学”作为清末民初爱国志士仁人为唤起民族觉醒和救亡图存而倡导兴起的“一国固有之学”(邓实)，是与所谓“西学”的西方文明相对待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今天的文化传统，一则无法排除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文化因素，再则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文化互相交流和影响在所难免，“国学”犹如西方国家特指古代语言和经典之学的“古典学”，已经不能范围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国当下视域中要传承的文化传统，应当包括人类文明中的各种优秀文化传统。

前辈学者近世以来自觉地把中西文化纳入我们要传承的文化传统之中，形成了诸多传承范式。萧萐父先生曾批评明末清初以徐光启、纪昀、李约瑟等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和以冯桂芬、郑观应、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两种对待中西文化传统的传承范式都过于偏颇，应当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78-79。“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中、印、西。”[5]2他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视为一个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的和而不同态势，并把曾影响中古时代中国的古代印度文化和影响近代中国的西方文化都作为要传承的文化传统。郭齐勇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在华夏族与夷狄族的文化长期撞击、融合而形成的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与各兄弟民族文化拒斥、碰撞、融合的结果。不唯如此，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又是华夏文化和汉文化与其它文明圈的异质文化，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5]156他评析时下三种盛行的传统文化传承看法，包括“以杜维明等人为代表的、针对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儒学复兴’说，以甘阳等人为代表的、针对‘儒学复兴’说的‘根本的改造与彻底的重建传统’理论，以及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针对‘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的‘西体中用’说”[6]149-150，认为三说皆有合理的层面，但都不够周全，“儒学复兴”说失之窄化传统内容，“彻底重建”说失之忽视传统价值，“西体中用”说失之割裂体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模式很可能是中西文化不分主从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和综合，是自17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西方化和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萧先生和郭先生对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传承的当代各种观念给予客观的评价，并提出了更为合理的界定，把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对中国发生过影响的世界主流优秀文化传统列为当下中国应当传承的文化传统。

如果按照“通三统”观念，会更加清晰地明确当下中国应当传承的文化传统。甘阳先生曾借用“通三统”概念，概括当代中国并存的三种传统，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统一体”[7]6。“孔夫子的传统”指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注重人情与乡情”；“毛泽东的传统”(下称“毛统”)指新中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一个最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下称“邓统”)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传统。[7]3甘阳所说的三统，尽管偏重于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就其文化内核而言，“毛统”主要是转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固有传统的结合体，“邓统”主要是西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固有传统的结合体。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通三统”观念，一是这三个传统的内涵过于狭隘，二是从“毛统”到“邓统”并非两代而是同一个新中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三是所谓的这三统是前后相继而非并行于世，当下中国并没有给各种文化传统以独立的发展空间，故当下中国尚无真正的“通三统”文化实践。怎样才算是真正的“通三统”呢？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下中国的文化新统(下称“新统”)。而前面二代中国民国和清代，前者在台湾省割据一方，虽非封建，聊算前代一统；后者在中国民国建立、清帝逊位后，曾封在紫禁城内延续一时，但既不是封国，又很快为军阀取消，这一统已经消亡。民国时期实行的是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在台湾省时期继续实行，这一统可以说是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到近现代西方文明这一文化传统(下称“民统”)在中国的独立发展。清代所代表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下称“儒统”)已经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西方一些汉学家断言这一传统已经死去，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列文森)。张祥龙先生提出要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设想，即基于“通三统”的思想给“儒统”以独立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给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以足够尊重，留下宝贵的文化基因“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这就需要当代“新统”具备“一个让自己的民族和根本文化形态绵绵不绝的深远视野和博大心胸。”[8]10-19除了“新统”、“民统”、“儒统”独立并存之外，真正的“通三统”还应给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历代历朝文化传统存续余地，至少在学术体制中留有空间。

二 学术发明之本：独立性

在“通三统”文化传承观中，学术发明的根本在于学术独立性。这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一个观念，而且是中西文化发展实践中不断被证实的学术发展规律。

在西方历史上，学术独立性是西方学术发展的第一原则。在古希腊时代，希腊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度，独立沉思和发表思想是那时的普遍风气，希腊涌现大量原创性的思想家，为西方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统治时代，政教合一，遏制了其它学术思想的发展，若非阿拉伯国家的文献保存，古希腊学术传统就要永远从人间消逝。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世界的理性启蒙和文化传统复兴，使西方学术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并建立其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和民主政治思想，近500年出现多次西方科技革命和学术思想转型，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西方科技发明的专利保护制度和支持学术独立性的学术体制。康德的划时代巨著《纯粹理想批判》背后，是其出版前十年间没有论著发表而照拿教授薪水不受干扰的埋头研究，出版后十年无人真正理解而不妨碍他继续在大学任教。没有如此宽容的西方学术体制支持学术独立性，就不会有思想巨人康德，也不会有如满天星斗般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家、发明家和思想家的不断涌现。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历史，也同样证明学术独立性是学术发明的根本。周代开国者通过“通三统”因革传承自古以来历代优秀文化传统而建立宗法礼乐制度，造就延续约700年的周代德治盛世。孔子开办私学，整理古代典籍和教授为政技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造就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流播天下，官学下移，平民自由求学蔚然成风，民间学术独立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法为教，秦王朝仅存15年即灭。自汉到宋，十多个世纪中大多数时段采取思想宽容、学术独立的文化政策，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化和科技全面发展，几度极尽繁荣，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发展高峰，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遥遥领先的超级强国。此后“通三统”有其名而无其实，元代异族统治时期在文化上采取以汉制汉的工具化态度，明代采取极权专制统治，清代近三百年以满族利益为核心的异族统治，比之元代思想学术文化工具化变本加厉，文化上实行思想钳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和汉人奴化教育，故宋之后中国学术文化衰微必矣！若有宋以来中国具备独立之学术、自由之思想，就不会有(金元)明清之衰世，更不会有百余年西方列强百般欺凌之举国奇耻大辱！更不会落得今日不讲“胡话”不成其章的学术困境。

显而易见，自周至宋两千余年之强盛，西方近五百年之勃兴，皆拜学术独立所赐；西方中世纪一千五百年之黑暗，中国近五百年之衰微，皆因极权专制之下学术不具备足够独立性的发展空间保障而造成的思想遏制、人文异化所致。

要使学术具备独立性，需要有多元化、民间化、制度化等方面保障。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并世而行，即为学术多元化；允许官学之外的私学存在，并且鼓励民间学术自由发展，即为民间化；国家来制定学术独立性保障制度，即为学术制度化。这三者也是“通三统”文化传承观本具的内涵。

在当下中国，保障学术独立性的三个方面皆有所为，但都还做得不够。自改革开放以来，“反右”到“文革”除了马克思主义局部领域才有合法性的学术意识形态化做法逐渐放开，学术发展空间逐渐拓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不再成为禁区，尽管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远大于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但毕竟建立了文化思想学术研究保障和激励机制，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文化浩劫之后新生是当代中国的幸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学术发展的春天正在来临。但是，要想使中国学术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独立性保障具足，在各方面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去改革完善。

第一，在学术多元化方面，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新统，需要拓展多元发展的空间。传承的文化传统资源和思想空间目前还限制在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既不利于学术研究走向博大精深，也消解了思想大家产生的土壤。要想摆脱这些限制，必须解放思想，政教分开，把学术从为政治服务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言者无罪，学术自由，学术研究机构应当是没有任何学术和思想禁区的。通过文化传统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来保障学术独立性，实际上是保障学者学术人格的独立性。要做到学术人格的独立性，学者自当自尊、自觉和自律，政府也当自尊、自觉和自律。学者要去除以学牟利的功利思维和曲学阿世的卑劣学风，不为名声利禄和官学习气所惑，磨砺道德，沉潜学问，敢于独立思考和批评社会，自觉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学术责任。政府及其官员要发扬中国自古以来道德模范和人民公仆的双重角色，不仅要改变官本位的自大意识和瞎指挥的失语状态，减少对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干涉和误导，而且要学会尊老敬贤，崇敬学者，服务学者，请教学者，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解决学者的后顾之忧，虚心听取学者的刺耳忠言。

第二，在学术民间化方面，需要官方机构学术民间化，并扩大民间办学和学术活动的空间。目前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性质虽分公立和社会力量办学，但教育内容和考核升学只有一种模式，只有官学，没有私学，民间学术研究也缺乏发展空间和载体。这样的教育科研体制，势必以官方支持的学术研究占绝对优势，而独立性更强的民间学术研究得不到培育。而目前以官方支持的学术研究多元化不足而趋向同质化，其学术民间性有限。为此，教育法应当给民间自由办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以适当空间，并改变政府指导学术的旧思路，将官办教育和研究机构学术活动民间化，政府可以提出指导性意见，可以在国家公务员考试内容上规定范围引导有意仕途的学子，但教育和学术机构应当自主办学，不能限制教学和研究的内容、方式与范围。各教育和研究机构通过自身努力、教育成绩和学术成果赢得学生、成员和经费，政府给予办学和研究保障，对办学和研究优秀的教研机构给予奖励。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民间办学基金，借鉴中国古代书院精神和西方博雅教育经验，鼓励民间有志之士开办私塾、学堂、书院、精舍、大学、研究院等私立学校和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多样化方式培养各种人才和从事学术活动。应当鼓励乡镇农村和城市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民间自我教化活动，由当地自主推选和聘请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有教养者(古代称三老)为居民设立经常性的道德与文化传统讲习课程。学术民间化和民间性学术，使学术发明具备深厚的民间学术土壤，超越最难突破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还学术以本来面目，还原学术指导政治的本原特性，走上自由思想和独立发展的健康之道。

第三，在学术制度化方面，需要在学科设置、学术规范和学术体制上予以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学术独立性和打破学术发展壁垒。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学科设置和学术模式开始向西方看齐，如在教育体制中取消经学教育，用西方分析性思维细分的分科之学替换中国传统学问，伤害了学术的整体性，新中国50年代以来按照前苏联体制调整学科，用自然科学研究管理模式生硬割裂人文社会科学，使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失去了按自身特点自由发展的可能。改革开放之后，学术体制主要借鉴欧美体制，同时以自然科学数量化模式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以理工见长的示范性高校，其偏重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用不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来强加于本校人文社科学术管理，成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管理自然科学化的始作俑者，却被不明就里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其它高校作为典范推广或模仿。这种管理方式令学术功利化和工具化，学术评价体系片面依赖学术研究成果数量统计而成为办学政绩工程，忽视人文学术成果的生成规律和质量评估，给人文社科学者制定沉重的课程教学、课题申请和论著发表任务，使他们疲于奔命，根本无法潜心涵养学问，甚至不得不经营申请课题和发表权威期刊论文的关系网，有的利用现有学术体制漏洞，通过经营学术成果数量谋利谋官，以假冒伪劣的学术成果鸠占鹊巢，浪费科研经费，败坏学术界风气，出现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现象。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学术管理自然科学化和学术腐败问题，还得从学术制度上尊重学术发展规律，以制度保障学科设置的合理性和学术管理的自主性，以制度保障学术独立性，推举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作为学科带头人，为用心学术的学者解决后顾之忧，营造独立自由的研究环境，而断绝学术腐败分子钻营发迹之路。

三 学术建设之道：中国化

晚清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打击延续至今，历史证明中国学术势必要走中国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先期在西方领土侵略的压力下，以救亡图存主线，否定批判传统文化、学习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为时代文化基调；后期以科技和经济赶超世界强国为主线，一方面大规模引进西方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抗拒着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侵略的压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学术交流，已逐渐了解西方及自身文化传统的渊源和优劣，需要重新反思对待中西方文明的态度和中国学术建设之道。

此处借用与“通三统”相关的《春秋》公羊学“张三世”概念内涵，来说明学术中国化的原理及其合理性。董仲舒阐释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三句话，明确地按年份把《春秋》十二世分为三等：“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春秋繁露·楚庄王》)并认为三世说寄托了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期望和历史文化发展趋势的预测：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至尊且高，至显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润泽之所被，条条无疆。前是常数十年，邻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强，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春秋繁露·奉本》)

孔子作《春秋》假托鲁国诸公为新王受天命以张王道统治，寄寓孔子社会历史发展观和王道社会理想，拨乱反正，以俟后世君子取法。“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在传闻世，“杀隐、桓以为远祖”，模拟人类历史发展第一阶段，后人所谓“据乱世”，即根据乱世的现实而勉强创造治世，此世人们道德水平尚低，政治统治秩序尚不合理，王道礼法尚未昌明，代表王道王化的鲁作为受命新王，负有治理乱世之责，王化只能从自身做起，“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繁露·俞序》)，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先正己而后正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大处着眼，自身着手，要与其它衰乱的诸夏区别开来，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先提高自己的道德文化水平，整饬政治社会秩序，成为王道治世的楷模，再去感化和治理诸夏之国，只治大国，不治小国，自己有小恶就谴责，别国有小恶则宽容，故内外有别，详内后外，先己后人，故“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在所闻世，模拟人类社会发展第二阶段，后人所谓“升平世”，即由乱世升进稳定和平的平世，此时尚未达到“大同”社会理想，但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礼法秩序，人们道德水平有所提高，王道王化在诸夏已经普及，犹如三代“小康”之世，这时推行王道的鲁国与诸夏不再区别，但与未开化的夷狄尚有区别，即“内诸夏而外夷狄”，始录小国但不责之，夷狄灭小国不禄，称子为褒。在所见世，“宗定、哀以为考妣”，模拟为人类社会发展第三阶段，后人所谓“太平世”，即人类最理想的“大同”之世，人类道德水平高尚，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社会秩序和谐，天下王道流行大化，不再有大小国家、诸夏夷狄的区别，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人类达到普遍的平等，治理方法用心深细，故“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详责小国，夷狄通称为子，始录夷狄灭小国。这时，鲁国已经没有西鄙北鄙的疆界，各个不加区分，伐哀皆曰伐我，中国为一个统一的普遍大同崇义的太平盛世。[9]251-257“张三世”和“大一统”、“通三统”一起，构成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认同，符合文化正统，则具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否则不予认同。“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秦国任刑法而去德治，不具备政权正当性，虽统一中国，与夷狄无异；元、清异族武力统一中国，不得不承认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才能得到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正当性。异族文化亦然，佛教进入中国，经过中国化则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而不能中国化，自唐代以景教形式旋灭，至今几度渗透仍然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难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融合的外来文明将水土不服，而不适合为中国所用。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在西方科技文明的挑战下出现了文化主体性问题，但回归中国化这一中国学术建设必由之路，逐渐为国人重新肯认。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所以为中国所学习者，西方科技和民主政治。其中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近现代科技，是不分国界为全世界通用共享的人类文明财富，没有中西隔阂，而且作为启蒙理性的现代性后果，理性膨胀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技术理性宰制社会的恶果，西方社会正在痛心疾首地反省之中，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解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之一。民主制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正常政体在变态之后的最不坏的变态政体，所谓正常政体是为整个城邦和全体公民谋福利、过有道德的优良生活的政体，是道德的政治或德治，而变态政体是统治者仅为统治者自身谋福利的制度，所谓“管理人控制”的制度腐化，属于非道德的政治或以法为治。西方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新形式，以民族认同和人民主权原则为之政权正当性基石，这与中国以天命为政权正当性基础有所不同，但不能说西方民主政治一定就优越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孟子“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孟子·万章上》)为代表的古代天命论，正当性根据在于天受之、民受之，不仅包含“主权在民”的原则，还保留“以德配天”的神圣性原则，使道德的政治成为可能。孙中山先生一生为民主共和奋斗，而他提出的五权宪法，在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之外，加了来自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监察权和考试权。并认为《大学》一文就是世界上为西人无法比拟的最系统、最好的政治哲学。[10]247。鼓吹“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胡适、罗家伦等，后来都作出深刻的反省，晚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积极提倡者。钱穆认为政治制度必然是自根自生，“纵然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11]1，中国古代自有中国式民主[12]82，传统政府与西方国家体制大相径庭，不可以西方民主来简单比附中国政治，中国传统文治政府是西方之外特有的中国式民主政治新形式，而且有西方民主政治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欧美文官制度改革大量学习吸收其精华而受益匪浅。牟宗三先生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未能省检西方价值中心主义，把民主和科学过分抬举为新外王的两大内容，值得深省。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郡县统一体制及其“文治政府“或”士治政府”体现的人道政治，还将是其世界政府的未来形式，是当代中国政治和西方政府将来要借鉴的努力发展方向。甘阳先生认为，“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7]6确为的论。无论中西哪个国家，都要树立自身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才能有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一个民族才能凝聚民族精神建设国家，18世纪德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建设运动，当代法国的法语纯洁运动，都是树立民族国家文化传统主体性的典范。学术中国化就是以挺拔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掘和弘扬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价值，创造性综合吸收世界上各种优秀文化传统创出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新传统。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自身智慧就有独特的高明之处。张祥龙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非普遍主义和非特殊主义的思想。“普遍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主张最有价值的的东西，不管是认知的、伦理的、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其它的什么价值，都可以作为命题而得到直接表达，这是第一层意思。命题被认为是有真假可言的语言表达式，一般说来就是proposition或statement,是一种关于某个事态的主张或陈述……第二层意思，普遍主义还主张这命题承载的那种价值总可以并且总应该被普遍地推广，或者叫作被普遍化。”[13]15非普遍主义不认为有终极价值的东西可以被独立的命题充分表达，有的只是“强为之名”“方便说法”的权宜立法。“因为有终极价值的东西总是和具体的变化过程有内在的关联，所以它们总须要在历时的或历史的情境中合乎时机地被实现出来，不断被构成、生成，使它成真。一定是‘成’真的，而不是现成字那儿就真了；不能按照某个号称是普遍有效的现成标准被制造和推广。”[13]17特殊主义则认为，最真实的东西只是一个个特殊的个体。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有着共同的前提：“它们表达的那个东西能够被充分地对象化，或者对象化为一条普遍的标准、一个可以普遍化的实体，或者被对象化为一个具体的个体，清清楚楚就在哪儿，可以用专名来指称它。”[13]18张祥龙认为儒家是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非普遍主义者，并不否认具体情境中的真理，而且相信这些终极的真理，不认为自己说的是刚性必然的、普遍的、可充分对象化地对，却可以认为自己说的总可能是对的，不是现成地按照某个标准对，而是被历时情境一再地构成，使之成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儒家创始人孔子总结和发明了这样一种非普遍主义和非特殊主义的文化传统，使得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具备了仁厚、开放、宽容、和谐和情境化的特征，与西方文化主要特征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侵略性等特征区别开来。

实现学术中国化，需要政府、民间和学者三方作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就政府而言，可喜的是已经就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展开全面深入的中国化研究和转换，这正是当前政治改革功坚的重大预备举措，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强国”等中国文化新国策实施的必要途径。因为儒学在先秦最高明地保存和发明远古以来优秀中国文化传统的典籍和精神，自汉代起综合诸子百家之长成为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流，故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土壤。“逆守顺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以革命得天下确实非常高明，以德治守天下尚需儒家文化来担当重要角色。而马克思主义源发于西方文化传统，故要真正透悟马克思主义，还需要真正深入了解完整的西方文化传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得以诞生的时代性、自身优势和缺陷、适用和不适应的范围、在西方后来的发展等，从而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为中国发展服务。就民间而言，在当前政府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下，要珍惜时代机遇，积极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开展健康的民间学术和艺术活动，规范从事民间宗教活动，积极开办具有中国传统教育特色的私塾、书院和传统技艺培训机构，自觉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侵袭，有德有识的民间志士应积极推行文艺演出、义务送教、礼乐演习等民间教化活动，使当地居民讲道德、知荣辱，移风易俗，讲信修睦。就学者而言，作为学术建设的主体，在学术中国化过程中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做一个合格的学者，首要的前提是具备中国文化传统学习和研究的坚实功底，并且懂得道德和学问是学术研究得以成立、不可偏废的两轮，然后才可以从事各种专业研究。在学术品格上，应以张载“四为”作指导思想，去除学术功利化思维,既不能以御用文人心态自居而忘却代表社会良心批评政府错误和社会弊端的责任，更不能为讨好提供经费和学术荣誉的国外势力而忘记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和爱国情怀。以研究国外文化为专业的人，如果没有所在民族文化传统涵养作根底，则不仅不能深入消化和吸收国外文化精髓，而且容易走火入魔，连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也会误解重重，这样的为学路径只会有损于学术中国化进程。因为学术中国化不是单纯继承“儒统”，“新统”、“民统”以及世界各种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对比、借鉴、扬弃，故应当专博结合，自觉学习、接触和研究吸收自身固有传统和专业范围之外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不可借口专业化分工，狭隘地固守西方学科体制造成的各种分科之学，落入把学术作为知识化对象玩弄光景的工匠地步。

参考文献：

[1] 郭齐勇.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4.

[4] 萧萐父.吹沙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1.

[5] 萧萐父.吹沙三集[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

[6] 郭齐勇.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 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8] 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 蒋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2]钱穆.文化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