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论断嬗变的深层逻辑

王 颖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文简称《44年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文简称《提纲》)的理论地位不容忽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56。

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阐释转变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5。厘清二者发生嬗变的内容、原因和支撑这种嬗变的深层逻辑有利于理解这种嬗变之于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意义。

一 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论断的嬗变

(一)着眼点：从“类”到“社会”

1843年，费尔巴哈发表了《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于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十分深刻，同时，马克思也给予这两篇文章高度评价，认为它们的意义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种崇拜情绪之下，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便以费尔巴哈哲学为主要出发点。此时的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的问题时，自然也就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类”，将着眼点放置于“类生活”之中，提出人的“类本质”的观点。

“类”的概念是费尔巴哈哲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动物没有类意识而人有类意识，而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其共同性可归纳为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同时，他还指出维系人的“类生活”的是“爱”。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观点，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56但是，他并未止于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概念的理解，而是更进一步将人的劳动引入到“类”的概念之中，提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个“类”的共同性应该在于劳动，而这种劳动是有一定限定的，即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样，马克思就在“类”的概念中加入了新的含义：一方面，“类”的共同性在于个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自由自觉”指的是相比较动物而言的“普遍性”。即“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1]57具体表现在：第一，从生产目的来说，动物只能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生产，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其它(如精神)需要等进行生产；第二，从生产的对象来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57；第三，从生产手段来说，“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7另一方面，在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亦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互相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马克思的关于“类”的重要内涵。“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82-83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运用了“社会”一词，但实际表达的是“类”的意思：“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绝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虽然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的那种活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的内容的本质为根据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3]301当人所进行的活动是符合自由自觉的本性之时，它就是社会—类的活动，而随之产生的是实际交往中体现出的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提纲》中，马克思抛弃了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概念，并批判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鼓励的——人类个体。他只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135因此，马克思转而将着眼点放置于真正的“社会”，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与之前关于“类”的概念相对应，这里的“社会”也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处于人类历史特定阶段上的社会。这种社会是具体的，因为相比较于之前的“类”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存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35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生产实践是决定其它一切实践的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实践是怎样的，就决定了其所在的社会是怎样的。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生产实践的内容各不相同，就决定了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有其不同的内容。这种社会也是历史的，因为社会不仅是特定历史阶段中一定的物质结果和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也是历史维度上世世代代生产力发展的积累。综上而言，某一阶段的社会亦是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存在的。因而，这种社会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同时，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从事着生产实践活动，必然会由此生发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里就出现了第二层含义——社会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与《44年手稿》中的类—社会的关系不同，它所强调的不仅是抽象的、纯粹由个人所生发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还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从事物质实践活动时自发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一系列的关系群的总和，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内容，这种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固定后，又会反过来制约人的实践活动。由于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这种社会关系亦包含了横纵两个维度。从横向来说，是指在其所生活的特定历史阶段上以生产关系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系列关系群，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而从纵向上来说，是指继承的前代积累起来的关系群。

如上所述，马克思《44年手稿》时期着眼于“类”，所言“类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平面化、抽象的关系；而相比于“类”，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是具体的，同时也具有历史感。

(二)出发点：从人自身到实践

在《44年手稿》中，人的类本质论断的出发点是人自身。即是说，类本质的论断是直接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直观——哲学的思辨——而得来的抽象概念，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135。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看到人的特性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而是将人的特性理解为人的活动本身，同时，这种活动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是不受当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制约的活动，是真实历史中所未出现过的活动。

在归纳出人的类本质后，马克思又以此为出发点，作为衡量资本主义现实的尺度，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类劳动的景观又是另一副模样：工人的劳动事实上是一种异化的劳动，这种异化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同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资本主义货币制度之下，劳动产品不再直接为劳动者所占有，而货币媒介的介入，驱走了人的本质，劳动产品成为人的本质沦丧的证明。第二，人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54第三，人同其类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然而，异化了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本身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的类生活。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之间、劳动活动本身以及人同其类本质之间产生了异化，直接导致了人同人相异化。“不生产的人”(资本家)通过货币关系占有了工人生产出的劳动产品，造成二者的对立异化，同时，对于“不生产的人”(资本家)而言，他占有的也仅仅是物，因而也是异化的。

从人出发，马克思在许多个人之中抽象出了他们的普遍性，并以此为标尺，衡量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这也正是《44年手稿》中马克思批判的张力所在，而要消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马克思又将这一动力归于人自身，认为只有人重新占有人的类本质，达到人性的复归，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而在《提纲》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出发点也由原先的人自身转变为实践。此时的马克思才真正了解了人的特性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社会关系的产生依赖于一定历史时期人们所从事的特定实践活动，人们正是在一定的历史的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去探索人的现实本质的。

在《提纲》的第一条，马克思就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1]133；这样，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是无能为力的，人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类的存在，而相反，唯心主义则“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133按此理解，人类的活动就仅仅局限于思维领域而不存在现实的基础，这二者皆是片面的。马克思重新认识了实践的含义，他认为：实践应当是“人类主体通过客观物质创造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实践表征了人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并非随意的能动，而是受到自然条件以及一定时期社会历史因素所制约的能动性，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也应当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与其所处的环境也表现出相互的制约性。故而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就批判了庸俗的唯物主义学说“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1]134，并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1]134实践只有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真正地把握其实质性的内容，那么人的本质也一样，人的本质从来就不是人的脑海中思辨的产物，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只有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承认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制约性，才能真正认识人的本质。

实践的出发点是与社会现实生活基础相亲近的，且又保持了人类主体的创造性功能的全新哲学出发点。这无疑将人的本质重新纳入到现实之中。实践着的人是在现成的和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活动和表现他们自己的，同时，通过这种实践活动，他们又改变着现存制度，推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要对人进行研究，就必须要对人所生活的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研究，并归纳总结出其中的规律，这样才能对现实的人的本质给予回答。

二 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论断嬗变背后的深层逻辑转换

(一)《44年手稿》中的理论困境

纵观《44年手稿》，马克思寻求人类解放的致思理路事实上走的是与费尔巴哈相似的路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逻辑下的人类解放道路。这样的逻辑思路的主要缺陷表现在：

一方面，“类本质”的设定仅是一种价值悬设。“类本质”的规定中“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一种本真意义上的劳动，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它是脱离于现实基础的；同时，由此生发出来的维系“类”的类-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未异化的、本真意义上的关系，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综合说来，马克思这时所说的人的“类本质”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仅是一种价值悬设。

另一方面，“类本质”的回归仅是一种伦理呼唤。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的历时性自我矛盾的运转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以抽象的人为逻辑起点，去看待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发现，在这种“人之应有”的理想尺度下，人的本质在现实的“是”中丧失了，而现实的“是”必须要在扬弃私有制的前提下才会与理想的“应该”相互一致。业已转向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的马克思开始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根据和途径。于是，马克思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方式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279这种共产主义也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仅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口号，《44年手稿》中，马克思最终没有能够找出一条走向理想目标的现实的必然的途径。

在这样的逻辑引领之下，马克思能做的只是如同以往哲学家一般“解释世界”。然而，马克思的目标在于“改变社会”，是要寻找出一条能够达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之路。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就必须有一全新的逻辑思路，这种逻辑思路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在客观维度上，要能够从社会现实出发，并要以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在主观维度上，要能够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是说在现实的社会面前，人类必须要有一定的主动性。只有做到这样两方面，才可能真正地唤起无产阶级的使命感，才真正可能达致改变世界的目的。

(二)《44年手稿》之后逻辑思路的转换

之后，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日益深入的研究，他愈来愈发现之前那种基于“费尔巴哈式”的逻辑思路的缺陷，并愈来愈接近对现实的考察，寻找着哲学的新思路。最终在《提纲》中，重新找到了哲学新起点：历史唯物主义。

从《44年手稿》到《提纲》，时隔不到一年，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框架转向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要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5]334

写于1844年下半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也就是人本身的丧失，即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就意味着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恢复对生存资料的占有。”[6]52此时，马克思又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实物本质”——表达人对生存资料的需要与占有。“实物本质”的提出显示了马克思由费尔巴哈的人的自然需要转向了人对劳动产物、生存资料的需要，这是一种社会的需要。从自然界转向社会，决定了马克思必然要从对人的自然本质的探讨转向对社会本质的探讨，并从对费尔巴哈抽象人的崇拜转向对现实人的历史考察，这是马克思后来逻辑发生变革的重要因素。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了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的途径：“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恢复对生存资料的占有。”[6]52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将现实的人与他的社会是生存条件直接相联系了，认为要改变这种异化关系，需要对现实的生存条件进行真实的改变，而不是空谈重新占用自己的本质了。

这种转变在1845年3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后文简称《手稿》)中被进一步发展了。在《手稿》中，他对劳动作了重新定义：“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4]254相比于《44年手稿》时的劳动一般的概念，此处的劳动是富含历史意义的概念，是浸染有资本主义历史特征的劳动，是具体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于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指认已经开始走向现实了，认为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类之力量本身“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4]259。

到了《提纲》时期，马克思的逻辑框架开始有了质的突破，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出发，揭示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彻底抛弃了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以及人类走向真正解放的现实路径。

在客观性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物质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驱动力。而在主观能动性上，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人的主体实践，在实践的逻辑基点上，实现了客观与能动的统一。在《提纲》的最后一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社会，问题在于改变社会”[1]136。而这种改变应该是从实践的基点出发，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改变。第一，主导马克思思想的已经不再是“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框架，而是社会历史实践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解决的逻辑体系，取消了“应有”的悬设。第二，重塑现实之“能有”。现实之“能有”在于“社会化了的人类”。“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13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化了的人类”有较为明确的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有机统一，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这是根本上有别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伦理价值意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化了的人类”是在现实私有制状况下从事非自由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着废除私有财产的力量和可能的结果，是社会历史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指出达到现实之“能有”的道路。马克思真正认识到解决现实的问题，让人走向自由的道路不在于人类从意志上摆脱异化的状态达到自由自觉本质的复归，而在于“改变世界”。因为现实的市民社会之所以呈现出了“自我分裂”的特性，其根源不在于人的观念的异化，而在于现实的私有制度及其被这一制度所决定的社会物质活动之中。人类背负着社会关系的枷锁，无论在观念上如何理解自由、向往自由，若不能学会如何打开枷锁是无法真正自由的。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社会关系，仅仅通过启发人们沉思何为自由、如何从观念意志上趋向自由，是难以让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人走向解放的。因此，马克思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人本主义走向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导致了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理解的根本变化。

总之，马克思的思维逻辑的转换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出发点上从对抽象的人的观照逐步转为对现实的人的考察，解决途径上，从激情洋溢的伦理评价与呼唤逐步转为客观冷静的历史必然道路的指认，是一种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相结合的科学、历史的思路。

三 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论断的逻辑嬗变意义

(一)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845年之后，马克思开始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与一切旧哲学决裂，将自己哲学的出发点由对人的类本质的探讨开始转向对实践和物质生产的探讨。“马克思的哲学逻辑框架发生了重大的格式塔转换：那条从“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出发的逻辑在总体上被扬弃了，马克思找到了一个新的逻辑基点，这就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实践。”[7]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了与以往一切旧哲学不同的道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新的世界观。

在《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是无法真正回答人的本质问题的，他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虽然较费尔巴哈有了一定发展，能够从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角度去看待人的本质，但由于这种劳动依然是一种本真意义上的劳动，是没有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劳动，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以，其所归纳出的人的本质也是抽象的，没有历史意义的人的本质，人为地将人与其生活的世界相互割裂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仍然是将抽象的人的某种属性代替了现实的人的真实存在。只有在改变其基本的世界观立场之后，走上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时，他才真正开始了对现实的人的考察，只有将人与其生活的世界看作一个基于实践而整合起来的有机整体，才能真正认识在一定阶级和历史条件之下的人，而人的本质正是在其生产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这才真正地回答了人的本质之问。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摆脱了旧哲学对于现实世界仅是“感性的直观”之窠臼，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真实地解释世界，也为马克思哲学之“改变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二)走上了“改变世界”的道路

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在为寻求人类解放之道而努力。在《44年手稿》时期，他发现了理想的人的类本质与现实中劳动异化之间的差距，激发了马克思的批判力。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下，他指出了只有扬弃私有制，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共产主义。此时的他将历史前进的动力寄希望于人自身。这样的道路显然是一条虚幻的道路，因为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将人悬置于没有历史和社会的真空之中，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伦理口号。然而，当马克思转向了唯物史观的逻辑框架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便转向了对现实道路的指认，他了解到生存于现实社会之中的都是一个个“现实的人”，是具有一定历史制约性的，并非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故而马克思将研究的对象转向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在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走上了一条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张一兵.关于马克思哲学逻辑转换中的三个难题的深层解决[J].江苏社会科学,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