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与司马迁之死
——《史记》阅读札记之五

党艺峰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 714099)

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与司马迁之死
——《史记》阅读札记之五

党艺峰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 714099)

《报任安书》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曩”“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和“今”,而由三个概念的不同时性可以确定《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前91)的年尾。“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是司马迁处理《史记》稿本的确切说明,意思就是正本藏于嫁给杨敞的女儿家里,而副本留在长安。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中不断把施行“巫蛊”的人和“谋入匈奴”的罪名联系在一起,终于导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其标志是征和四年(前89)六月车千秋任丞相后亲自参与“掘蛊兰台”。“掘蛊兰台”导致太常、大鸿胪和御史大夫或自杀,或被杀,其属官也被牵连,直到后元元年(前88)六月结束。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之中卷入“巫蛊之祸”再次下狱死。

司马迁;《史记》;巫蛊之祸;知识分子

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太史公书》,他体味着曾经的生活,他同情着曾经的人们,而曾经的生活和人们是那么寂寞,“你看他笔下那些慷慨悲歌,‘相乐也,已而相泣'的人们,往往只是为了封建领主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知遇之情,甘愿漆身吞炭,控眼剖腹以报,不是寂寞是什么?但是司马迁之所以写出这些人物,也就是他在寂寞中对于寂寞的一种超越”[1]29。然而,这种被书写的寂寞与司马迁的生活状态似乎是不相称的。

伴随着能够安慰自己灵魂之悲哀的《太史公书》的逐步完成,司马迁遭遇被称之为“巫蛊之祸”的帝国内战。在某种意义上,“巫蛊之祸”发生的现场呈现出的各种交错的声音就暗示出它实际上是汉匈战争的延续和形态转换,它本质上是一场帝国内战。

一、“相见日浅”与《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与司马迁之死的关联已经成为极少能够被考据学者作为共识的命题之一,然而,《报任安书》到底写作于什么时候,它又如何决定司马迁的生死,就重新陷入无端的争议。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2]1177-1178司马迁在这里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曩”“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和“今”。这三个概念不是同时的,“曩”是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而“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是任安职务升迁的时间,即由益州刺史改任北军使者护军,这个时候,司马迁已经与任安同处长安可以相见,但总是匆匆忙忙,来不及解释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回信的原因,“今”则是任安抱不测之罪。后面的两个时间标志对于考订司马迁之死及其原因是重要的。

据王国维考订,所谓“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是指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从三月随侍汉武帝行幸泰山、不其,至五月才回到建章宫。[3]517-518紧接着又是在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在这个过程中,任安已经由益州刺史改任北军使者护军,到了长安,司马迁也与任安见过,但相互之间始终没有机会进行充分的交流。因此,所谓“书辞宜答”就不是司马迁接到任安书信时的当下反应,而是在他们相见之后,任安对司马迁一直不回复自己的书信有微辞,这迫使司马迁对自己的无所作为给出一个解释。“箸于竹帛谓之书”[4]754,而“辞,说也”[4]742,由此也许可以看出,司马迁谨慎使用“书辞”就隐含任安两度对自己的质疑。然而,司马迁对于任安的两度质疑都没有回答,不过,他强调见面的机会本来不多,而且总是匆匆忙忙,而自己的旨意也就不能充分表达。

一直迁延到征和元年(前92)十一月,阳陵侯朱安世告发太仆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乃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2]1239。因此,一边关闭长安城门,在上林苑搜索,一边审理各色人犯,到第二年初,公孙家遭遇灭族之祸,而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也牵连其中被处死。征和二年(前91)夏,汉武帝至甘泉宫避暑,突然得病,江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不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命,收充,自临斩之。骂曰:‘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2]961汉武帝闻讯之后,赐丞相刘屈氂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出。”[2]1240太子刘据与丞相兵接战,兵败为田仁纵出,二十多天后自杀。

这场史称“巫蛊之祸”的帝国内战从一开始就与任安多少有些关系。任安担任北军护军使者不久,公孙敬声就因为挪用北军军费而下狱,公孙贺因为儿子赎罪而自告奋勇要捕获朱安世,由此引发这场内战。是否任安发现公孙敬声挪用军费,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巫蛊之祸”初起,处死公孙父子之后,汉武帝任命刘屈氂任左丞相的诏书透露出一些信息,“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秏,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狱已正于理。”[2]1239公孙父子死于巫蛊初起,而汉武帝给出的罪名却只有两条,一个是因为兼并土地而造成军马数量减少,有通匈奴的嫌疑,另一个就是伪造诏书捕获朱安世。诏书诰命是作为中书令的司马迁所职掌,他应该清楚这种说辞背后的隐秘,也许他会想起太初四年的诏书,汉武帝明确宣告,匈奴是帝国的敌人,然而,到这时候,帝国的敌人已经转移到汉武帝的内心,因此,所有人都成为潜在的敌人。这场灾难还将继续。

司马迁的朋友田仁已经死去,而当所有人都成为帝国的敌人时,没有谁能够预见自己的命运。内战期间,任安虽曾受太子符节,但紧闭军门不曾出兵,因此,等到汉武帝从甘泉宫回到长安后,他并没有受到影响。司马迁恐怕已经预感到了什么,自己的这另一个朋友任安在这场一开始就与北军纠缠不清的灾难中真的能如此幸运么?

也许司马迁还没有来得及回味自己的预感,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北军的钱官小吏因为受到任安的笞辱,告发任安在受符节时曾经说过与太子联络感情的话。这次告发让汉武帝对任安的态度彻底转变,他说:“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5]993这种变化的发生时间应该已经临近征和二年底了,任安因此被系狱。

仁安被朋友称许为“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5]993,突然就遭遇背叛,司马迁的内心恐怕很难平静,而汉武帝已经安排好征和三年(前90)的行程,这个时候,如果不再对朋友的两度质疑做出回答,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因此,在征和二年的深冬季节,司马迁开始《报任安书》的写作。

二、“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报任安书》的内容应该早就盘旋在司马迁的心胸之间,不过,如何说的确是一个难题。施特劳斯曾经指出,“希腊城邦的哲人处于严峻的危险中。……柏拉图的技艺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规避了这一危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柏拉图的成功就无视危险的存在,不管这种危险在形式上怎样千变万化,它都始终与哲学相伴随。”[6]15至少在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就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才是他不愿意面对世俗的世界袒露自己内心的深层原因。

拖了好几年时间没有回复朋友的来信,即使两个人近在咫尺,虽相见日浅,但言辞之间也避免给朋友一个解释,除了哲人必然面对的严峻危险这个深层的原因之外,自然也有现实的原因。的确,随侍汉武帝到处巡幸和各种宫廷杂务耗费着司马迁的大部分时间,而希望能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临近完成,副本也一直在抄写,如何处理自己的书稿也许才是更伤脑筋的事情。

思虑再三,司马迁终于做出决定,把《太史公书》的正本保存在女儿家里,副本就留在京师,这就是他所谓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古代人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的说法,“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也。'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5]1188另一种则是颜师古《汉书注》的说法,“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7]487司马贞的解释混淆了“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区别,西汉帝国的书府也就是司马迁曾经任职的石室金匮,它也只能在京师。而且,司马贞出于唐代注疏家的习惯,往往迷恋搜罗典故的出处,但《穆天子传》是汲冢古墓出土竹书之一,司马迁是否看到恐怕很难确定。而颜师古的说法则显得含糊,“藏于山者”,需要更加明确到底藏于何山?从西汉人的习惯看,他们称名山者肯定有所专指,而不是泛指。汉武帝继秦始皇掀起封禅的另一个高潮,而且频率非常高。当然,秦汉的封禅始终都带有整合国家祭典进而建立统一的国家宗教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战国时期根源于地域性神话系统而建立的名山谱系就逐步被由阴阳五行观念规划的五岳所代替,其最后就是名山等同于五岳。[8]157因此,司马迁所谓“藏之名山”必然与刚刚形成的五岳观念相关。五岳之中,因为随侍汉武帝封禅,泰山、嵩山是司马迁去的最多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有诸侯府邸,但恐怕难以找到司马迁藏书的所在。司马迁欲藏书于名山,只能选择华山。司马迁之女嫁于华阴杨敞,生子杨恽,而《汉书》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2]1182直到汉成帝时,留在京师的《太史公书》还是朝廷把持的秘密,不能在公开传播,其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而大将军王凤“以《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2]1443的理由拒绝刘宇的要求。因此,杨恽所宣布的就只能是家藏的《太史公书》正本。而司马迁之所以藏书于女儿家中而称之为“藏之名山”,也是古人称名山大川以崇高其地望的习惯,何况华阴本来就是以山得名的。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的原因也许只有一个,两万多支竹简如何能够从长安搬运到华阴的女儿家里。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太史公书》一定是写在竹简上的,而现在出土的秦汉文书至少有竹简和帛书两个类型,这不是就意味着司马迁的书也可能是写在丝帛之上的么?

然而,到了征和二年深冬季节,司马迁已经没有牵挂,他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2]1182在另外的地方,他也说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5]1188《太史公书》终于完成了,而且也安置好它的正副本。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喜悦,“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服也”[2]1182。走出由斐然文采构成的那个想象世界,司马迁依旧徘徊在世俗空间,身体越来越衰弱,也许不仅是久已陌生的父母丘墓,还有父亲临终“汝其念哉”的声音,都会时时浮现在司马迁的感觉中,他再一次看到死亡的阴影迫近。

经历过一次死亡的司马迁,还是不能想象这一次的死亡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降临。的确,他已经从自己的朋友田仁和任安卷入“巫蛊之祸”的遭遇中看到,所有人都正在沦落为帝国的敌人,所有人因此是必死的,而其真正的死亡只是等待将他宣布为敌人的那个时刻,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这个时刻到底是哪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司马迁开始写作《报任安书》,他一再示意,这不是给那些世俗的人们看的,如“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难为俗人言也”“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也”[2]1180-1182。然而,已经系狱待决的任安就真的能看到么?也许如逯耀东所说,这“不仅是一封欲寄无从寄的信简,而且是司马迁最后的绝笔,可视为司马迁的遗书”[9]316。但这不是一份平常的遗书,他是一个已经感受到死亡气息的必死者向一个死者的倾诉。

《报任安书》也写完了,司马迁也许还会对留在手边的《太史公书》副本稍微增加点故事,而更重要的是等待自己必死的那个时刻——卫宏《汉旧仪注》隐约留下司马迁之死的叙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5]1188虽然卫宏的叙述太过简略,其间留下许多空隙,但司马迁不是正常的死亡,而是在李陵之祸后再次被投入监狱杀害。

三、“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

征和三年正月,汉武帝又离开长安行幸雍,至北地、安定等地。三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丞相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2]1241。六月,刘屈氂腰斩,妻子枭首,贰师将军夫人亦因此下狱。正在与匈奴作战的贰师将军听到消息希望邀功以赎罪,终于兵败而降匈奴,而宗族遂灭。

征和四年(前89)六月,车千秋任丞相,“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上报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今丞相亲掘兰台验蛊,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复有言。'”[2]1142

到这时候,“巫蛊之祸”已经接近尾声,汉武帝的这份诏书透露出某些重要的信息,也许可以看出司马迁如何又被卷入灾难。从“巫蛊之祸”的起因看,“当时帝子争位,后妃争宠,往往畜巫觋,埋偶人,施祝诅,以图加害于其嫉恨者。武帝疑神疑鬼,到处搜捕,以为左右皆为巫蛊。朱安世、江充利用当时的心里和环境,以此诬蔑构陷,制造冤假错案,株连甚广”[10]50。然而,自从戾太子刘据死后,丞相刘屈氂和贰师将军李广利卷入之后,事情很快就演变到另外一面。在此背景下,陇西李氏家族的李禹——李敢的儿子,李陵的堂弟——以想追随李陵而避罪匈奴为人告发,同样出身于六郡良家子的公孙敖也因为妻子涉嫌祝诅而获罪,因此,在公孙贺父子死后,汉武帝强加的罪名要么是以边为援——“如淳曰:使内郡自做车,耕者自转,所以饶边,饶边以行恩施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为援也”[7]499,要么是谋入匈奴,仿佛与巫蛊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变化正是所谓“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开始。

“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仅仅是汉武帝的意向,其结果就是从诸大臣到众庶都陷入一种惊惧之中,因此就出现了汉武帝所不希望的情况,即所谓“巫蛊初起……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和“有司无所发”。但是,汉武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推进自己的意向,也就是一定要让“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刘屈氂似乎没有领会汉武帝的旨意,因此,一个来自汉武帝身边的人——内者令郭穰突然出面告发刘屈氂的妻子涉嫌祝诅主上。

当车千秋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继刘屈氂即丞相位之后,他首先完成的事情就是“亲掘兰台验蛊”。掘蛊兰台的细节已经不可复原,但可以从征和四年六月以后那些与巫蛊相关的事情看到其大致的经过。在征和四年的后半年,担任太常的郦终根、刚刚接替车千秋任大鸿胪的戴仁几乎同时因为祝诅被杀,紧随其后,后元元年(前88年),因为同样的原因,御史大夫商丘成被腰斩,京兆尹建自杀。[2]351-252此前,无论江充率领胡巫在甘泉宫和未央椒房掘蛊,还是朱安世、郭穰以及那些匿名的告发者,似乎都将巫蛊限定在女性的范围,与此相比较,掘蛊兰台则把巫蛊引向御史大夫、太常等朝廷官吏和他们的属官。

《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2]322又有,“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2]323从御史大夫、太常等的职掌所在看,司马迁所谓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群体几乎全部卷入“巫蛊之祸”,甚至它将会波及更多的人,比如司马迁的老师孔安国就“遭巫蛊,未立于学官”[2]1561。

掘蛊兰台直接引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而此前李禹已经因为李陵的关系获罪致死,这个时候,无论司马迁再怎么样抑制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还能幸免么?后元元年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的自杀应该是“巫蛊之祸”结束的标志。此后,汉武帝也走入自己的末路,半年以后就死去。

卫宏《汉旧仪注》关于司马迁之死的叙述是对的,“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从征和四年六月到后元元年六月,整整一年时间,汉武帝一面残酷地屠杀着,一面隐隐约约地提及“谋入匈奴”,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整个汉武帝时代,“谋入匈奴”者对汉帝国震动最大的不就是李陵么?而司马迁就在这期间再次因为李陵而卷入“巫蛊之祸”。在掘蛊兰台的时候,那些掌管图籍秘书的侍御史们,那些掌管天下簿记和祝告祭祀的太常属官,都不能幸免,而司马迁的“副在京师”的《太史公书》似乎只能保存在这些地方,所以不仅是《报任安书》,还有《太史公书》里那些文字,恐怕都可能被看作“怨言”。然而,在“巫蛊之祸”的背景中,“怨言”应该有另外的内涵。“‘巫蛊'是以巫术伤害手段。它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祝诅伤害术,一种是偶像伤害术。祝诅是以咒骂来警告和阻止不希望发生的事,古代祭祀有‘盟诅',‘盟'是明盟于天,‘诅'是诅其背誓者。‘盟诅'也用于诉讼和外交。古人相信诅咒的魔力,所以用之为伤害术。”[10]54-55也许人们更多注意到借助这场灾难之中埋掘偶人的细节,而忽略了频繁出现的“祝诅”。“怨言”也是“祝诅”的一种形式,于是,司马迁被下狱处死。

不过,这一次的死亡,司马迁早就预感到了,他还在写作《报任安书》的时候,就坦然地说到:“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2]1182司马迁就用这样坦然的胸怀迎接自己的死亡。

[1]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汉]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3.

[3]王国维.王国维遗书:1[M].上海:上海书店,1983.

[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美]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M].刘锋,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7]浙江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8]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0]李零.中国方术续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辑詹歆睿】

The Disaster of the Witchcraft Incident Falling on the Scholar Officials and the Death of Sima Qian

DANG Yi-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99,China)

From the three different periodsmentioned in Response to Ren An's Letter,it can be certain that Response to Ren An's Letter waswritten at the end of 91 B.C.It states clearly that the manuscrip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as hidden in his daughter's home and the copy was left in Chang'an.Wudiof Han dynasty linked the person who practiced witchcraftwith the crime of attempting to join Huns,finally causing the disaster falling on the civil officials.The symbol is Prime Minister Che Qianqiu's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Juegulantai in 89 B.C.,which caused many civil officials killed.It is just at this time that Sima Qian was put into prison and killed because of his involvement of thiswitchcraft disaster.

Sima Qian;Historical Records;The Disaster of the Witchcraft;intelligentsia

I206

A

1009-5128(2014)10-0042-05

2014-03-26

渭南师范学院科研培育项目:韩城民间司马迁祭祀仪式与区域文化形象建构研究(11YKP009)

党艺峰(1966—),男,陕西合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文化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