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分析

马佰莲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与发展的动力基础。所谓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有效挖掘和利用科学资源生产新知识以及促进新知识的传播、利用和扩散的程度。它既涉及到科学资源的供给状况，又涉及到使用和配置科学资源的组织、制度和管理能力；既表现为生产新知识的量，更表现为生产新知识的质等。在创新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科研资源的投入总量和强度、科研资源的配置结构和管理等，对国家整体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构成重要的制度约束。笔者试图从国际比较的视角通过对2001至2011年间我国研发（R＆D）投入产出特点的实证分析，探讨制约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以期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笔者选取2001年以来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是基于如下两点考虑：其一，2001年我国R＆D强度（R＆D／GDP）首次达到1%。一般地，当R＆D投入强度在0－1%之间时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但当R＆D强度达到1%后，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R＆D经费则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其二，自2001年以来，企业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数量占全国R＆D投入的份额开始超过50%，表明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上两点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使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成为可能。

一、我国科学创新能力的基本状况分析

（一）国家科学创新能力在量上的增长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全国研究与发展（R＆D）总投入保持相当大的资源优势和强劲的增长态势。近十年来，随着R＆D总投入的迅速增长，我国科学创新产出也相应得到较快的增长，世界排名不断提前。具体表现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GDP）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科学基础设施条件的表征，反映了一个国家科学资源的存量现状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潜能。2001－201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较快，世界排名不断提前，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2位。与之相应，政府不断加大了对R＆D经费的投入力度，同时带动了企业R＆D投入的快速增长，全国R＆D经费总投入的“世界排名不断提前，先后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R＆D经费支出国。”［1］同期我国全国R＆D人员数量从2001年的95.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55.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9%。综上所述，我国在科技资源投入方面具有长久的优势。

著名科学学奠基人普赖斯的研究表明，一国的科研产出所占世界份额与其经济总量（GDP）的份额成比例［2］。换言之，较高科研资源投入必然带来较高科学创新产出，科技产出往往与其世界经济地位是相一致的。一般地，衡量科学创新产出的质量和影响的重要指标是（SCI）论文的引用频次。在常规情况下，论文的篇均被引用次数是测度论文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论文的篇均被引证的次数越多，证明成果的原创性程度就越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或学术价值也就越大。

近十年来，随着全国R＆D经费投入的不断增长，中国科学创新产出得到较快增长，世界排名不断提前。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数据表明，2001－2012年间，中国内地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从3.6万篇增加到19.0万篇，自2009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产出大国，占世界的份额也从3.6%提高到12.1%［3］，增长速度居全球之最；2005－2010年间，国内作者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3.3%，显著高于同期国内论文总数的平均增长率15.5%，表明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质量在不断提高［4］。从论文影响力上看，2001－2011年间，中国作者发表的SCI科学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从1.83提升到6.51，2012年这个数据又进一步提高到6.92，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可见，我国科学论文的惊人增长速度是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一致的［5］。

（二）国家科学创新能力在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如前所述，在全国R＆D总投入和科技论文产出的总量上，我国保持着全球最高的增长优势［6］，在世界科学舞台上有了较高的显示度。但同国际同行比较，中国整体科学创新能力和水平都并不高。我国科研人员人均发表论文的数量同世界平均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人均产出科技论文的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8%，低于巴西（14%）和俄罗斯（18%）；在发表的论文质量上，我国科学论文篇均被引用率与世界平均水平10.69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1］。例如，在2003－2013年间发表论文超过20万篇以上的17个国家(地区)中，按篇均引用次数排序，我国排在第14位，仅高于俄罗斯（5.11）、印度（6.45）和巴西（6.60），落后于日本（10.61）、韩国（7.62）和中国台湾（7.64）［3］。从近十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成果上看，从2000至2012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出现9次空缺，凸显了国内缺乏一批能引领世界科学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这一事实。

科学创新活动包括两个要素：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科学创新能力系统中，人才资源是实现科学创新的第一资源，从政府到科研机构往往都把招聘、组织、稳定一流的科研人员队伍作为首要目标。物的要素，即科学创新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如果说，近代科学的发展主要依靠研究者个人的创造力，实验技术装备处于次要地位的话，那么在当代，随着科学创造的成本不断攀高和科研规模的扩大，个人薪金已无力负担，资金短缺成为制约研究人员发挥其潜能的主要因素。

二、制约中国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制度因素

在创新主体素质不变的前提下，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既取决于R＆D经费投入强度，同时也取决于三类研究活动之间的结构配置，以及取决于科学资源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我国科学创新能力不高，也是科学创新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的体现。

（一）全国R＆D经费的投入强度落后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践经验表明，国家R＆D经费投入强度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初级阶段，R＆D投入强度（R＆D／GDP）一般不超过1.5%；在工业化中级阶段，R＆D强度约为1.5%－2.5%；在工业化高级阶段，R＆D强度则大于2.0%。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OECD国家R＆D经费投入强度的平均值为2.29%。其中，美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2.9%，日本为3.36%，韩国为3.74%［1］。有些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甚至高达4%。但在我国，2008年，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达到1.5%的目标，2012年刚提升到1.97%。这个数值滞后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远低于发达国家，与OECD国家的平均值也存在不小差距。其实，由于R＆D经费投入强度明显偏低，导致高校R＆D经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也都大大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一般地，R＆D人员的人均R＆D经费和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GDP）之间整体上具有正相关关系：人均R＆D经费高的国家，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也就越高。由R＆D经费投入强度低决定了我国人均经费支出明显偏低。我国科研人员受经费紧缺形势所迫，或受利益驱使，致使研发工作大多数是跟踪性的，原创性的成果比较少，缺乏市场开发价值。这也是我国每年产出大量科技成果，但转化率很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R＆D人员的人均R＆D经费投入偏低，是制约国家整体科学创新产出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在科学创新投入产出总量上已步入科学大国之列，但还不是科学强国。要实现从科学大国向科学强国的转变，人均R＆D经费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这就要求大幅度提高全社会R＆D经费的投入强度。

（二）全国R＆D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着我国高校实力的提高

在国家科学创新能力中，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高校承载着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职能。这就决定了必须保证高校的研究经费主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给予支持。但在我国，政府把60%以上的科技经费投向了科研机构，而投入高校的资金占政府科技经费总支出的不足20%［7］。考虑到我国高校R＆D经费支出以应用研究为主，科研机构R＆D经费支出以试验发展研究为主的这一现实，体现了政府在投资科学上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

高校是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摇篮，是国家科学创新的主力军。高校创新对于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般认为比较合理的结构是，高校R＆D经费支出的比重要高于科研机构。换言之，高校R＆D经费支出占全国总R＆D经费的比重为15%及以上，科研机构约占10%－15%，企业占65%左右。“凡是高校R＆D经费所占比重达到20%以上的国家，均为高等教育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8］但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R＆D经费支出占比正好错位：2001年至2011年间，全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平均分别为17.2%和8.5%。一般地，R＆D经费支出总额与R＆D人员的数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折合全时研发人员的数量相当，但实际规模要远大于科研机构的R＆D人员规模。以2010年为例，我国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R＆D人员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 8.7%、9.6%和16.8%［7］。也就是说，高校R＆D人员数量是科研机构的1.75倍，但R＆D经费总支出却只有科研机构的一半左右。显然，我国高校R＆D总经费投入和人均经费明显偏低，由于人均R＆D经费偏低，加上科研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导致高校研究人员在科学资源上的过度竞争，影响了创新精神的培育，这也是高校成为科研不端行为高发地带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经费来源看，我国高校科技经费筹集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投入。其中，来自政府的资金长期稳定在54%左右，企业的资金份额占36%，其余主要为高校自筹经费。另据2009年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峰会上报道，“十五”以来，全国高校50%的科研经费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和地方委托的产学研合作项目资金。近十年来，科研机构经费筹集中的80%以上来源于政府资金，来自企业资金所占份额只有3.0%左右，来自金融机构贷款的份额不足1%。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科研机构面向市场的技术性收入资金不足10%。体现了其R＆D活动受政府集中控制的特点。但是，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是很难产生原创性的重大成果的。因此，我国科研机构的经费条件大大优于高校，但其创新产出无论从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从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以及国家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获奖数量上看，均远远低于高校［7］，就是一个证明。

另外，在我国，科研机构分为地方政府属和中央部门属研究机构两种。从经费分配上看，中央政府属科研机构的经费支出额占绝对优势，且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支出比例占80%左右，地方政府属科研机构经费支出所占的份额占20%左右。总的来说，地方科研机构经费支出比例明显不足。一般地，中央属科研机构的经费筹集主要来源于国家科技拨款，地方属科研机构的经费筹集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科技拨款和国家计划项目。按照OECD国家R＆D投入演变规律，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创新显得日益重要，将迎来地方科研活动越来越高的创新积极性和更加活跃。但在我国恰恰相反，近年来地方科研机构R＆D活动不仅没有出现繁荣，而且呈萎缩趋势。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导致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增长缓慢。

（三）基础研究资助对象不明确，致使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以来明显偏低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是测度一个国家科学创新基础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R＆D／GDP接近1%时，国家科技创新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保持较高水平具有稳定支持科学发展全局的重要作用。以日本和韩国为例［9］，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日本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1.0%时，其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强度相应地提升到20%以上，1965年又增幅到30.3%。后来由于实施技术追赶战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才逐渐降为13.1%。韩国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我国恰恰相反。2000年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接近1%，之后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强度从5.22%下降到2011年的4.60%，2012年提高到4.86%。这个数值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1 0%，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下游水平。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低下，致使我国三类活动的人均经费支出呈倒金字塔型：基础研究人员的人均经费支出最低，试验发展研究人员的人均经费最高，体现了全社会科学资源分配上的急功近利倾向。以2009年为例，我国科研机构三类研究的人均经费支出分别为27万元、34万元和40万元。

基础研究是科学创新的源头和基础，也是高校R＆D工作的重点和优势所在。为了保证最佳投资效益，工业化国家一般选择把基础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校。也有少数国家把基础研究的重心放在政府科研机构，如德国和俄罗斯等。我国科研体制综合了上述两种做法，把基础研究重心放在了高校和中科院，但高校和中科院的研究活动均定位于应用研究，导致基础研究活动的执行主体不明确。

从中科院来看，中科院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的比重仅占35%左右，略高于高校，而大部分的经费（占53%）用于应用研究。从高校来看，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的比重长期处于30%以下，2009年才首次达到30%，而“应用研究经费支出的比例稳定在52%左右。”［7］与之比较，在工业化中级阶段，发达国家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高校R＆D总经费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比稳定在60%－70%之间，充足的经费为美国高校实力和美国科学创新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10］。可见，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的比重过低，较低的经费支出抑制了我国高校高水平创新成果的产出和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

可见，高校和中科院的职能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致使基础研究资助对象不明确。近十年来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强度不但没有随着全国R＆D投入强度的提高而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可见，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和人均经费本来就不高，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的人均经费更低，致使国内不仅缺乏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也缺乏一批能引导世界科学的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

三、对分析结果的讨论及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影响我国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低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我国R＆D经费总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但全国R＆D经费的投入强度落后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并决定性地影响了高校研发经费支出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均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较少的经费支持，导致R＆D工作的大多数寻求短、平、快项目，研究成果多半缺乏市场开发价值。这是我国大量科技成果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重要原因。

第二，高校R＆D经费支出比重偏低，特别是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比明显偏低，严重制约着大批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作为科学创新最核心的力量，高校的科学创新能力是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由于高校R＆D总经费支出的比重和基础研究经费支出都明显偏低，使其研究产出停留于数量的扩张状态，严重制约着国家整体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政府关于基础研究资助对象模糊，高校和中科院均以应用研究为主，二者的职能划分不明确，致使各自不能充分发挥其科学创造源泉的作用，从而阻碍着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总之，中国整体科学创新能力进入较快发展时期，但由于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比较低，而政府科技财政经费的大部分又投向了试验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缺乏对基础研究重要战略地位应有的重视，致使创新主体各自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此，政府必须在大幅度提高R＆D经费投入强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革目前落后的资源配置结构。

［1］马佰莲，李正风.中国科学创新能力（2000－2010）评价［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5）：82－87.

［2］Price D J.Research on Research／／Journeys in Science：Small Steps Great Strides［M］.Univ.of New Mexico，1967：1－21.

［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网站.201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R／OL］.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5279

［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网站.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R／OL］.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5］刘俊婉，等.“三级对垒”还是“四分天下”——中国在全球科技中的新角色［J］.科学观察，2007（1）：1－10.

［6］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R］.National Science Board，USA.2010，4.

［7］马佰莲.制约科技创新的关键是管理制度的变革——近十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2－78.

［8］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科技统计报告［EB／OL］.2009－12－27. http：／／www. most. gov. cn／kjtj／tjbg／201003／P02010031638489996.pdf.

［9］曾国屏，谭文华.国际研发和基础研究强度的发展轨迹及其启示［J］.科学学研究，2003（2）：154－156.

［10］康小明.从国际比较视角看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发展趋势［J］.高等教育研究，2009（1）：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