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证下隐喻的科学知识地方性
——以《自然科学的哲学》为例

杨文定,蒙本曼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06)

明证下隐喻的科学知识地方性
——以《自然科学的哲学》为例

杨文定,蒙本曼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06)

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明证中,逐层构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科学知识认识体系。这个理论融合了多种科学方法,隐喻了众多科学知识地方性的观点、案例和朴素思想：从本体论上回答了科学知识的来源具有地方性;在认识论上体现了知识地方性的实践方向;在价值论上以地方性的视野、态度回归和评估科学知识的确证、说明和还原过程。这种朴素的科学知识地方性思想为溯源科学知识地方性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

《自然科学的哲学》;科学知识地方性;朴素思想;理性选择理论

在科学哲学领域,不仅要问“什么是科学”,而且还要回答这个问题。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也一样要问,并且还得回答“什么是科学知识”。逻辑经验主义的后期重要代表学者亨普尔以“一种科学的假说或理论必须是在原则上可以检验的”给出了答案。故笔者在解读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关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思想中,以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规律作为科学知识的约定内涵。这个建立在科学事实和已知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定义无意于忽视科学哲学的核心论题,只是为了更为清晰、深入地探讨而给出的限定。

什么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这是一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论问题。从认识论来说,科学知识具有地方性和普遍性,也具有统一性和分化性;在方法论上,科学知识又有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之别。这种哲学视域,能够使问题的提出有较为明确的指向,从而不至于像波兰尼一样不加限定地将科学知识是一种“信念”从认识论错误地引入本体论层面,混淆本体与认识的差别[1]。

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探讨,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科学哲学领域,一直都不是宠幸儿。随着解构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库恩、劳斯的将科学知识视为地方性知识,①影响至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推动下,科学哲学也借鉴博厄斯、吉尔兹等人类学研究地方性知识的成果和视角[2],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正如李正风以批判科学知识普适性信念取代科学知识普适性本身[3],虽然误读了两个不同认识论范畴的事项,没能找到科学知识地方性的认识出路,但对普适性的正面批判,却是启迪了后来的直面解读。邱仁宗重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同时还主张“只有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才是一种‘普遍的科学观’。”[4]近年来国内主张科学实践的科学哲学研究,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成果丰富。王娜从科学实践出发,描述了科学知识地方性的表现,但作者探讨的出发点只是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5]。马佰莲提出适度坚持科学知识的地方性[6],从而对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直面解读才有了更为正式的开始。蒙本曼在回顾当下科学知识统一性发展中面临的地方性挑战,从本体论出发强调科学知识产生的主体——科学家,在对待地方性中要努力做到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与人类维度的统一与平衡[7]。这些深入思考,都不断丰富了知识地方性的研究方法、思想、理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解读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的科学知识地方性思想,②或可为探究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探讨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

一、明证：亨普尔理性选择理论的构建

从科学知识获得的前提、归纳到说明和还原,假说是释读亨普尔理性选择理论、挖掘《自然科学的哲学》隐喻的知识地方性思想的重要视角。正如罗素所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亨普尔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也不例外。他对已经获得的科学知识,以多样性且富有辩证色彩的科学假说回归到历史时期的科学实验与研究活动中,构建了一套理性选择理论。亨普尔以这种浓厚的逻辑哲学韵味,研究科学的发现与发展历程,透射出科学知识的认知体系兼具经验色彩的普遍性特征。这种普遍性的科学认识,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构建中,贯以了科学假说这一核心和前提,从以下方面逐层递进:科学假说中的扬与弃,确证资料中的取与舍,规律解释中的归纳与演绎,理论理解中的本体与实体,概念形成中的源与流,理论还原中的逻辑与途径。亨普尔用这套理论厘定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前提、获得的方式与过程、形成后的说明、发展完善的还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8]足见亨普尔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中以假说作为科学知识产生、形成的核心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亨普尔倚重科学假说作为科学知识形成的特殊思维形式

亨普尔说“科学知识不是通过一些归纳推理程序应用于先前收集的资料而得到的,相反,它们是通过通常所谓的“假说方法”即通过发明假说作为对所研究问题的暂时回答,然后使这些回答经受经验检验得到的。”[9](P31-32)这种假说是基于已知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而提出的假设和推断,它既有假定性也有科学性。而它对科学未知部分的假定推动,只有依托经验检验才得以确证。这种检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检验,而是建立在已知科学知识之上的逻辑检验。从部分已知知识出发的假设和推断,既体现了假说存在地方性,也能说明推断甚至依托科学研究人员个人经验的检验,存在地方性的特征。

后来,邱仁宗先生强调了这种逻辑上的检验有三点值得注意:(1)这里说的是“在原则上”;(2)在原则上不可检验的假说和理论,并非没有意义;(3)邱先生认为,原则上可检验性是一个科学的假说或理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了解了科学假说的特征与价值后,我们就会明白邱先生指出的以上三点对于亨普尔的检验原则来讲,不会是补充说明而是深层的解读。而这种对科学假说中的扬与弃的解读在科学知识获得的当下,本身就是对科学知识的所在时空都存在地方性的深刻解读。亨普尔在回顾伽利略定律时说:“伽利略定律能满足所有观察到的事例,显然这也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某些过去或将来未观察到的整合也许不符合这个定律。”[9](P51)知识地方性的这种表现,也是符合人类认识过程的,因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0]

(二)在科学理论的确证中,假说体现了不断克服地方性的科学实践过程

维也纳总医院第一病房的塞麦尔维斯医生,为了得出因产褥热导致死亡的真实原因,先后验证和提出了七个假说:(1)“宇宙—地球—大气变化”的传播;(2)“街道分娩”;(3)病房过分拥挤;(4)医科学生对孕妇的粗暴检查造成的创伤;(5)带着死亡之铃的教士及其随从可怕的出现;(6)产妇侧位分娩;(7)从尸体解剖室出来的医生和学生粘附了传染性的物质。塞麦尔维医生对非实验假说(1)、(2)、(3),以逻辑推理先后排除导致孕妇死亡的可能性。塞麦尔维对实验性假说(4)、(5)、(6),先后依假说要求,收集了不同类别的资料进行了检验。结果是这些假说在验证后并不成立,然而,在因某一假说而收集特定资料进行验证的过程里,确是体现了假说资料、方法、发现的地方性特征。接着,塞麦尔维为了验证假说(7)的正确性,“要求所有医科学生在作检查之前必须在漂白粉溶液中洗手。”随后第一病房的死亡率立即下降并与第二病房的比率持平,同一个假说是能解释同类问题。这个得到了确证的假说(7),同样也能说明:第二产科病房和街道分娩的死亡率比较低,以及新生儿的产褥热死亡原因。但,这是不是就真正得出了科学知识的普遍认识呢?这种科学知识是否能解释所有产褥热死亡的原因?答案是否定的。

塞麦尔维斯在进一步的临床经验中,很快又发展了新的现象。为了对新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他扩展了假说的类别。他和同事将手消毒后,先检查一位患有宫颈癌且正在溃烂的分娩妇女。接着,并未重新消毒,而是常规冲洗手后继续检查同一病房其它十二位妇女。结果是十二位病人只有一位幸存。由此塞麦尔维斯断定,产褥热孕妇的死亡不仅由尸体物质引起,而且也由“活的有机体产生的腐败物质”[9](P9)引起。

从中可见,其中任何一种假说,为了确证假说而收集的资料,对于其它假说来说都是无关的。对假说资料、方法、发现、出现现象的解释,进行分析和分类,是获得科学知识必须的条件,否则就是盲目的。“(试验性假说)这样的假说决定在科学研究中在一定的时刻应该收集什么样的资料。”[9](P23)就假说检验结果来讲,亨普尔进一步说明,“甚至得到完全有利结果的广泛的检验也没有最后证实一个假说,而只是对它提供或强或弱的支持。”[9](P32)所以,在科学假说的确证过程中,只有依据多个类别的假说,搜集多个类别的资料进行确证,才能明证科学知识的部分普适性。这个确证假说的过程,体现了科学知识的最优选择性,即理性选择,也体现了不断克服地方性的科学实践过程。这种确证过程中对资料的取与舍,既说明了确证是只依赖一部分资料对某一个问题做出确证的结论,也深刻地说明了确证资料和结论的地方性。

(三)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和对知识本体的研究,突显了地方性的认识手段

规律解释中的归纳与演绎,是科学知识形成的方法与途径。理论理解中的本体与实体,是对科学知识本体的挖掘和思考。这其中,归纳法是亨普尔探讨科学知识形成和进行科学解释的重要方法。但他所谓的归纳并不是狭义上的归纳,而是广义上融通了演绎与其它推理思维与操作的归纳。首先是关于归纳原则,他说:

任何“归纳规则”,类似演绎规则,必须理解为确证准则,而不是发现的准则。这些规则完全不能形成一个说明一定经验发现的假说,它们预先假定形成“归纳论证”的“前提”的经验资料,以及形成它的”结论“的试验性假说中,都是被给定的。因此这些归纳规则陈述的是论证正确的标准。按照某些归纳理论,这些规则确定的是资料对假说提供的支持强度,它们可以用几率来表示这种支持[9](P32-33)。

亨普尔的归纳原则,既是给定资料的归纳,又是确证假说的原则;它不是发现假说的原则,也不是假说形成的来源。这个归纳原则贯穿了科学知识的形成、进行科学说明和理论还原的过程。它体现了归纳原则的逻辑与辩证,同时也在假说的前提下,显见科学知识的形成在方法论上具有地方性特征。

亨普尔将科学解释作为科学说明的一部分来看待,以不可言说的客观存在特征,以及科学解释里定义、术语和概念等一系列的设定,显见理论理性选择的最优性和地方性。亨普尔认为科学的解释,必然满足两个系统的要求,即解释相关要求和可检验性要求。已知的科学知识(理论、规律)是实现这两个要求的重要基础。所以,亨普尔认为“科学的规律不能合适地定义为真的普遍形式的陈述。”[9](P103)因为科学的规律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普遍形式的陈述。亨普尔将科学解释中援引的规律,称为被解释现象的覆盖律。这个解释的过程,就是以假说为前提,进行演绎—定律论解释论证的过程。它的解释对象不局限于某一事物,还可以是某一规律性的现象。这个演绎的过程看似强调和突出了科学知识的普适性,但它毕竟是基于某个具体科学知识的获得而提出的假说,以及对未知科学知识所作出的预见。科学解释不单是靠表述一个正确的演绎论证(它的前提包括一般定律)来达到的[11]。这也是亨普尔特别倚重概率性解释的理由之一。他因此深入探讨理论的本体和理论解释的实体,认为“在一个由于建立了经验定律因而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理论的研究领域,一个好的理论将会加深和扩展这种理解。”[9](P139)不论是演绎定律论解释,还是概率性解释,都以科学假说为逻辑手段,可见科学知识的形成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地方性。

亨普尔还更进一步将行动说明也作为一种科学说明,归属到覆盖律模型中。萨尔蒙评价“亨普尔的科学解释著作在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志向中起关键作用。在二十世纪初期人们认为科学不能为自然现象提供解释,到了二十世纪末解释成为了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12]正是在覆盖律模型中,亨普尔对科学知识的实践作了行动说明,才突显出他在科学解释理论的又一创见。在广义的科学说明里,科学解释和理论还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理论还原存在学科理论的地方性问题,正如机械论与活力论的争论一样。亨普尔承认科学家关于生物现象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各学科学术术语、规律的地方性问题。亨普尔进而特别提出“有意义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还原”。可见,科学解释理论不仅仅是要解释科学知识、事实、语境三位一体的关系,同时还是一个与思维活动一体化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的发生、形成、还原与发展,归根到底,既不是假说在起根本作用,也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在起作用,而是人的思维在起作用。这种认识,并非要将科学知识误引形而上的归宿。而是强调了科学知识是人类思维的成果之一,它本身就具有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的思维成果在理论表达上通过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实现,在客观事实中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3]

科学知识要说明整个世界的所有事物是不可能的,它能够说明的必定只是世界的有限部分。亨普尔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坚持这种认识,在学术探讨的历程中以证伪的科学态度开展这种学术行动。这本身也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地方性研究视野与思维的行动过程。提出证伪学说的卡尔纳普认为,“如果在这种检验性实验的连续系列中没有发现否定的例子,而肯定的例子数目却增加起来,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规律的信心就将逐步地增强。”[14]同时卡尔纳普汲取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中的语言分析方法丰富了证伪学说。亨普尔批判地继承两者的思想,并且不断吸取反对者的批评意见,使理性选择理论更趋完备。因此,我们在科学知识的实践上,确实应该像维特根斯坦所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6]遵循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原则。

二、暗喻：科学知识地方性的朴素思想

亨普尔透过科学发现与发明的科学史考察,不仅形成了理性选择理论,同时还蕴涵了朴素的科学知识地方性思想。这种朴素的科学知识地方的思想,虽然不及在宏大叙事般的科学范式下形成的地方性观念那么吸引学界眼球,但它从科学知识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着手,深入探讨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确具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方面,深深地蕴育了朴素的科学知识地方的思想。

从本体论上,亨普尔隐喻了科学知识地方性的真正来源。从科学实验、理论的科学史研究中,显见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并非来源于地方性知识,而是出自科学知识本身。亨普尔在科学知识建构中,不仅仅是视为一个结构性的逻辑演绎、归纳还原的体系,同时也是以假说为前提和核心的一个科学认知与实践的过程。这是科学知识地方性存在的来源和依据。亨普尔以此构建的系统学说,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系统论意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体系,更是一个从深度挖掘了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亨普尔凭籍假说,以及假说形成来自思维,揭示了科学知识的普遍与特殊,事实与理论,过程与规律等的关系。以科学假说、资料、推理、解释、还原等的地方性,连同背后的思维地方性,构成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各个阶段和各个要素。这种本体论的认识,使得科学知识地方性的来源有了更为明确的本体指向。

从认识论上,亨普尔以假说为核心,暗喻了科学知识在内部结构与形成过程中的地方性。假说不可能尽全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适性,是客观实体与主观思维的高度统一。亨普尔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具体构建以科学知识为认识对象,存在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个案到全局,从一地到全地,由某一时段到长时段的发展过程。而且,科学知识的认识与演绎过程是一个从思维开始,提出假说,确证假说,解说假说形成理论,从上到下的过程。思维的地方性引申出科学知识整体路径的地方性。这其中,不仅是在认识过程中包含了浓厚的地方性特征,更是蕴育了从认识论的视角,理解科学知识具有天然的地方性的朴素思想。而且亨普尔以这种认识论态度,指明了科学知识前进的路径,重在实践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科学知识本身。

亨普尔主张科学知识的实践出路有着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认为,通过地方性及其它情境中的技能和实践,是理解和解释所有知识非常重要的方式。这种认识,通过亨普尔无意识的研究工作,引入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研究中,对后人有重要启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将科学知识作为理论,视为可拓展的模型,其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观念。尤其是他主张科学知识的理解是由一个具体案例到另一个具体案例的过程,而不是从理论说明到地方性的应用。这个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地方性拓展的过程。但是,库恩明显隔裂了科学知识与实践的密切关联性。可见亨普尔的科学知识的实践出路对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走向和对社会的走向,都具有重大的认识意思。

从方法论上,亨普尔为科学知识地方性的来源与形成、内部结构与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整套研究方法和理论原则。假说与确证、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实证与经验、解释与还原,科学知识个案史的具体探讨,逻辑哲学的语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科学知识地方性问题的提出、解释、实证和现实走向等多维一体的考察,构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方法论体系。贯穿亨普尔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之种的,是假说这个前提与核心。就假说的方法论意义,李四光曾说“顽固的保守主义可以意味着不理会任何新的概念,不管它如何有启发性。另一方面,轻易地发明假说,特别容易导致混乱。在知识发展的意义上说,后者似乎害处较少,因为无论一个假说如何粗糙也逃脱不了事实的最终裁判。”[16]假说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它是科学思维在理论认识层次上的发展形式,它为经验研究提供指导,为理论建立提供方案……一旦经实验或实践确证,就转化为科学理论[17]。此外,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亨普尔在以上研究方法的融合运用中,以广义归纳规则的操作,体现了科学知识地方性探讨不断深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虽然亨普尔的广义归纳法,无法成为科学知识发现的原则,确从科学认知的知识论视域,描绘了一幅科学史是科学假说确证和演化历史的另类图景。

在价值论上,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其一,在亨普尔科学知识地方性的认识理念里,他不仅承认地方性的存在,而且勇于深入地探索科学知识地方性的出路。亨普尔汲取了维特根斯坦的语句分析方法,还特别注意理论术语和经验观察之间的关系,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内容展开了尖锐的自我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亨普尔还不断吸收其它学者和学派的批判性见解,使其理论达到了整体论的结论[18]。其二,亨普尔反对形而上学,但并非摒弃形而上学。亨普尔作为逻辑经验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也同其它维也纳学派学者们一样地反对形而上学。亨普尔在著作中贯彻这种态度与立场,比早期的卡尔纳普和其它任何一位代表学者,看似都更为坚决和高调。这几乎成为科学哲学领域不争的学术事实。但只是有那么一回事,学界一直把那么一回事取代了应有的事实:他并没有摒弃形而上学。这并不是要回归到,将哲学与形而上学等同的认识上。而是强调:在科学知识的产生、形成、发展中,思维与科学知识,与科学解释的本体之间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关系。亨普尔在理论的构建中巧妙地运用了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原理。我们也正是依亨普尔的辩证思维回看理性选择理论,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到亨普尔朴素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思想。正如波尔所言,“同一客体的完备描述,可能需要用到一些不同的观点,它们否定了一种唯一的描述。”[19]亨普尔那些与众不同的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的。其三,归纳法的运用看似只强调操作上的价值。其实它也是一种在研究资料中看到“本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根源,亨普尔多处强调为思维的能力。只有思维在运动,科学研究才会有价值,也才可能产生价值。亚里士多德曾举例说明了最为简单的直观归纳法:一个科学家在若干情况下注意到月球亮的一面背着太阳,亚里士多德由此而推断出月球发光是由于太阳光的反射[20]。这在今天看来仍是普通的归纳,时至今日大多科学研究在归纳法的运用上,确也都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多少。

三、结语：科学知识地方性的出路是实践

通过《自然科学的哲学》蕴含的科学知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考察,我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并不就是与普适性相对立的,科学知识的普适性也并非等同于统一性。所以,对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认识,不能简单以统一关系的认识去理定,而要将两者作为科学知识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关系,去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本体论看科学知识的本质目标和要求,它确是具有客观真理性和普遍性,它的次序是“事件过程”规则定律科学体系,是一个从下往上的发展过程。从认识论看科学知识,它具有地方性,进展的程序正好相反,是一个建立在已知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从上往下的演绎系统[21]。因此,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探讨,不仅不能将其与普遍性混同[22],更是要在认识论上理解科学知识在理论上有普遍性,而在实践上有地方性[2]。

《自然科学的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留给后人朴素且丰富的知识地方性的思想遗产。我们以知识地方性的视角解读这一著作,不仅是要获得地方性这种认识,更是要将这种知识的地方性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重要形式与来源。毕竟,地方性是科学知识一体多面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论是对获得科学知识的主体还是科学知识本身,均需运用和形成这种思维去从事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实践,而不仅仅是知道它。尤其是科学知识地方性在中国的研究,乃至科学哲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需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有可能与西方研究叫板。从而,我们也就可以从科学知识产生的主体出发,找到科学知识的真正出路——实践。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两难抉择时,合理地处理好既发展中国的“地方性”科学哲学,同时又关注并参与世界的“新科学”[23]。

[注释]

① 吴彤.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库恩[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10.Thl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M].傅大为,程树德,王道远,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吴彤深入对比了劳斯与库恩关于科学实践优位和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观确立的关系。

② 卡尔·G·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的中文译本现有三种:一是何秀煌译,(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二是张华夏、余谋昌、鲁旭东译,邱仁宗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三是张华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选择了张华夏等先生早年翻译的三联书店(1987年)版本,只因它便于翻检使用。《自然科学的哲学》长期以来被学界认定为一本比较好的科学哲学研究入门读物,其实它凝聚了作者理性选择理论体系的构建成果,同时也是一本较为全面体现作者成果的一部重要著作,故笔者选择亨普尔这本思想学说较为全面的著作来解读其蕴含的知识地方性的朴素思想。

[1]黄瑞雄.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波兰尼“信念科学知识观”评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4):19-24.

[2]吴彤.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1):87-94.

[3]李正风.科学知识普适性信念及其批判[J].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4(11):22-30.

[4]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7.

[5]王娜.权力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A].//蒋劲松,王巍,吴彤.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98-211.

[6]马佰莲.适度坚持科学知识的地方性[J].哲学研究,2009(1): 103-109.

[7]蒙本曼.科学知识地方性的当代求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70-76.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8.

[9][美]卡尔·G·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M].张华夏,余谋昌,鲁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2.

[11][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邱仁宗,金吾伦,林夏水,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203.

[12]Wesley C Salmon.the spirit of logical empiricism:Carl G. Hempel’s role in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of science[J].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9,66(3):333.//张萍.亨普尔科学解释理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

[14][美]鲁道夫·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A].//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5.

[15][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

[16]李四光.二十年经验之回顾[J].中国地质学会志,1942(1-2).//古祖雪.自然辩证法原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224.

[17]黄顺基,刘大椿.科学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94-95.

[18]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7.

[19]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C].郁韬,译.北京:商务印馆,1978:70.

[20]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后分析篇(第一卷[34])[A].//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C].余纪余,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0:311.

[21]王巍.因果机制与定律说明[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98 -101.

[22]翟源静.“地方性”视角下的证伪主义[A].//第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及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博士卷)[C].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法/?,2008:229-232.

[23]吕乃基.马克思“两条道路”视野下的科学哲学[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5-14.

The Endemic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Certificated Metaphor——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by Carl G.Hempel

YANG Wen-ding,MENG Ben-man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Guangxi 530006,China)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has been identified by hypothesis in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written by Carl G.Hempel, in which the hypothesis was the core factors and logic premise.It has progressively constructed an ideal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in that book.There are integrated many scientific methods involved as well as many endemicity featur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ases and simplicity thoughts.In terms of ontology,it offers an answer to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been featured with endimicity;in terms of epistemology,it embodies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endimicity of knowledge;and in terms of oxiology,it regresses and assesses the confirmation,illustration and reduction proces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the scope and attitude of endimicity.This plain thought of the endimic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vides rich guidance for the tracing of the endimic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the endimic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thought of simplicity;Rational Choice Theory

N031

A

1672-934X(2014)04-0028-07

2014-04-22

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科技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杨文定(1981-),男,湖南蓝山人,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史研究;蒙本曼(1971-),男,广西环江人,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