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历史小说语言探析

2014-03-30 22:38
关键词:二月河康熙小说

陈 晨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二月河的“落霞”系列 (包含《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无疑是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之一。与此同时,这也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平民的审美趣味、宏大的史诗追求、独特的历史视角、以及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与丰厚的人文景观是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特色所在,也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在这其中往往为我们所忽视的,是作者独特的语言追求。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是凭借语言获得物质形态的艺术,因此,“语言既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显现,使文学实现物化;又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生成的重要条件”[1]。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家的“语言学转向”提示我们,语言对于作家而言,既不是简单的工具,更不是单纯的技巧,作家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的支配,作家内心的审美体验及人生观、价值观也必然折射在语言上。正如美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家威尔逊所说:“对作家来说,词语是活生生的东西,根本不是纯粹的工具,深谙词语的天才所做的事远胜于机械的练习或游戏,它揭示了深层的个人需要。”[2]因此,一个成熟作家的创作个性往往就体现在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上。但与其它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历史小说游走于“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之间,其语言形式呈现为特殊的“历史/现代”的语言形态:即“一方面使人感到是亲切贴近的;另一方面又使人感到是陌生新奇的,从而在艺术欣赏时既能达到感情与共而又处处隐伏历史距离的特殊美感。”[3]这意味着作家必须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他必须通过语言制造一种离间的效果,使读者产生“历史感”;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文学审美,引导读者在重现的历史中复活自我,唤起小说的“现实感”。对于大多数历史小说的作家而言,他们总是努力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双赢、达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而这正是建立在他们个性化的“历史/现代”形态的语言世界基础之上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凌力、赵枚、唐浩明、熊召政等许多优秀的历史小说家都致力于语言艺术探索,在这其中,二月河的个人特色也非常突出。下面我们就以《康熙大帝》为例,对二月河历史小说语言特色进行分析。

一、宏大“史诗”追求与语言上的雄健简约、雅正庄重

二月河落霞系列分为《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以清代自康熙至乾隆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为写作背景,将笔墨集中在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皇帝身上。在《康熙大帝》中,二月河抓住了康熙一生中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铺叙,从少年登基到智擒鳌拜、夺宫初政;再到平定“三藩”、东收台湾、西征葛尔丹,完成统一大业,作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康熙在治国安民上的文韬武略。这种全方位地俯瞰历史,以历史时间为经,历史事件为纬的叙事模式,毫无疑问是历史小说的传统模式,它以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为大前提,追求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内容的真实再现,在纵横捭阖中凸显人物形象。相对来说,这类小说较为注重情节和故事的连缀性,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突出但却缺乏内心冲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与这种叙事模式相应,二月河在小说语言呈现出雄健简约、雅正庄重的特点。

(一)多使用紧句,结构严密,表意集中

所谓紧句与松句,是根据句子成分间的松紧即句子结构的松紧来划分的。紧句是“指组合紧凑,语势紧迫的句子,常常把几个意思集中到一起说,表现在句子成分里多用联合词组,停顿较少”。“大体说来、紧句具有结构严密、凝练,表意丰富集中,语势通畅有力的特点与效果。”[4]在《康熙大帝》中,二月河非常善于通过紧句的使用来描绘场景,侧重于气势的铺排,客观的陈述。

(1)此刻前锋与敌舰已经接阵,大炮没了用场,箭如雨蝗,枪似爆豆,火箭激射,双方都有几只帆箭燃着,熊熊火光中桅杆的爆裂声、鼓声、呐喊声、惨嚎声,战舰的碰撞声,白刃相搏的格斗声,和大浪的喧嚣声搅成一团。(《玉宇呈祥》)

(2)这里前明是个大码头,市廛栉比,店铺鳞次,百艺杂耍俱全,地摊上摆着宋砚、明瓷、先朝的金箸玉碗、镂金八宝屏和阗碧玉瓶,还有海外舶来品紫檀玻璃水晶灯、报时钟、铜弥勒佛、鼻烟壶、名人字画——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夺宫初政》)

例 (1)是施琅大将军收复澎湖岛时与敌军激烈海战的场景描写。在这里,作者用“前锋与敌舰已经接阵”概括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程度,接下来则集中描述了万箭齐发、战鼓齐擂、兵刃相接的具体景象。句子成分间组织紧密,语言紧凑且语势显得紧迫,较好地表现了战况的激烈。除了战争场面外,二月河在描写闹市、庙会等都市场景时,也常常使用紧句,显示出简洁的语言风格。例 (2)是作者集中描述的街市景象。与其他历史小说的作者不同,二月河并没有从细微处着眼,用精细的笔触对场景或人物进行细致描绘,而是使用了紧句,一口气就把街市的概貌勾勒出来了。这样的描写,显得紧凑而精炼,既给人以完整的印象,又不会放慢叙事节奏,使读者很快进入到接下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去了。

(二)大量使用四字词语,语势有力,节奏明快

“四字语是汉语史上有生命力的结构模式,具有较强的习用性、稳固性与定型性”[5],与此同时,它的修辞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语势有力、节奏明快,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康熙大帝》中,二月河在写景、状物、抒情时均大量使用了四字格词语,这些四字词语有的是惯用的熟语、成语,有的则是作者在掌握丰富词汇量基础上的精心锤炼,可谓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1)乍出长城,远近一望,草树连绵、狐兔竞奔,黑水白山间草原一望无际,但觉天高地广。一阵风吹来,云动树摇,白草伏波簌簌作响,真让人耳目一新!(《玉宇呈祥》)

(2)接着战鼓咚咚,号角呜咽,步骑兵按着方位,随着图海手中的红旗进退演阵。大风卷起滚滚黄尘,龙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五凤楼下的将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整齐划一,煞是壮观。(《惊风密雨》)

(3)当今社稷垂危,有被鳌拜篡夺之虞。朕每念及此,五内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中夜推枕,绕室煎虑。朕决意托祖宗在天之灵,擒拿鳌贼。列位壮士皆我大清忠贞之臣,望能奋发用命,卫我朝纲,靖我社稷!(《夺宫初政》)

例 (1)是康熙北巡至关外,作者对广阔的草原景象的描写。在这个不长的句子里,作者接连使用了“草树连绵”、 “狐兔竞奔”、 “云动树摇”、“簌簌作响”等一系列四字词语来形容康熙眼前的景物,这些四字词语言意简洁生动,在韵律上平仄相间,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气势,将关外辽远粗犷的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例 (2)使用了一系列四字词语,将军队的威武雄壮与高昂气势表现得十分充分。例 (3)是康熙铲除鳌拜前夜在奉先殿内的慷慨陈词。“五内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中夜推枕,绕室煎虑”生动形象地展现康熙殚精竭虑、隐忍待发的内心活动,而“奋发用命、卫我朝纲,靖我社稷”则气势威严,有力激发了侍卫的激昂斗志,与当时殿内庄严肃穆、悲壮紧张的气氛相得益彰。在这三段文字中,涌动的是壮怀激烈、气魄豪迈的时代气象,这与二月河对清朝历史的文化思考相关,他将康乾盛世视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的辉煌,力图用“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6],更带着赞赏的姿态着力表现康熙的博学多才、胸怀大志、励精图治、忧国忧民。在《康熙大帝》中,作者的这种文化诉求在语言审美中同样展现地淋漓尽致。

(三)人物语言的拟古化,大量圣旨、书信文牍的穿插,为小说带来雅正庄重的语言风范

人物语言的拟古化是许多追求宏大历史叙事的小说作家的共同追求,因为这是强调历史表现“真实性”的重要手段,能够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对于二月河而言,由于“落霞系列”主要的表现对象是皇帝和知识分子官员,它们在许多场合的交流都必须使用正式的书面语,因此这种“拟古”往往呈现出雅正庄重的语言风格。我们随意选取了《康熙大帝》中两段对话。

(1)先生书香世家,名满遐迩,大人早就渴想一见。但恐先生雅量高致,未必肯从屈就。索尼老中堂临终谆嘱再三,一定要请高手教授龙儿,索大人不违父命,墨绖居丧,故派兄弟前来敦请。(《夺宫初政》)

(2)臣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托孤重任,奉职不力,致使贼臣鳌拜肆无忌惮,欺君乱国。今天子圣躬独断,庙谟运筹,剪除元凶,实天下苍生之福也。奴才既惭且愧,伏乞圣裁。(《夺宫初政》)

例 (1)是魏东亭前来恳请伍次友为化名为“龙儿”的康熙担任老师时的一段说辞。例 (2)是辅政大臣遏必隆对康熙的陈词。两个例子中都使用了较多的书面语,显然,例 (2)要更为正式一些。此外,在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奏折、圣谕及正式的文牍往来。它们一部分出自文献史料,一部分则由作家自己书写,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和古文写作功底。

二、对传统文化的阐扬与小说语言文化内涵的强化、修辞手段多样化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步淡出,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历史小说中,对民族和传统文化加以反思和阐扬无疑是普遍的文化诉求。二月河眼中“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和封建文化的烂熟时期,他“在尊重历史及展示历史的真实中灌注了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与对文化重建的期盼”[7],这不仅体现在对康熙、雍正的正面评价与肯定上、对知识分子济世救众的历史责任感的褒扬上,更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高雅精致、博大精深的表现上。诗文融合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在《康熙大帝》中是以士大夫文化为媒介表现出来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士大夫身份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小说中伍次友、高士奇、周培公等人,无一不是学识渊博、才思满腹。二月河通过他们,将大量诗词曲赋、联额、谜语、历史典故等融入作品其中。它们使文学语言获得了特殊的表现形式,更为二月河历史小说的语言注入了浓郁的文化韵味,带来了摇曳多姿的变化。例如在小说第一卷《夺宫初政》第五回中,伍次友扶乩求得一首《忆秦娥》:“关山月,直道难行阕如铁,阕如铁,步步行来,步步蹉跌。玉楼诏饮梦何杰,拱手古道难相别。难相别,儿女情长,皎性自洁!”这首词预示了伍次友的人生命运,既难得功名,又情路坎坷。第二卷十五回伍次友被吴三桂手下所拘,为保国士之节,他吟诗《油污衣》一首,在月夜星光中投水自尽,尽显名士的高洁品性。用典故在中国古代诗文中也相当普遍,既可以充实内容、委婉表意,又能够增加语言的文化含量,呈现出含蓄、典雅的艺术效果。

(1)鉏麑槐下横剑自刎,固是千秋烈士,可是,于晋之大业何益?——小白不记钩射之恨,卒成五霸之首;英布曾为敌国之臣,一归高祖,遂千古扬名;刘秀二十八将匪盗居多,凌烟云台图像,后世莫不敬仰!(《惊风密雨》)

(2)你饱读诗书,岂不闻“美人香草,皆君子所好”?宋广平铁石心肠,也曾赋梅寄情;韩潮州风骨铮铮犯颜批鳞,却也高唱“银烛未销,金钗欲醉”;范文正公以天下之忧乐为怀,在《碧云天》词儿里不也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玉宇呈祥》)

例 (1)中使用了晋国力士鉏麑刺杀赵盾反为其所感、齐桓公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等多个典故,表明了康熙求贤若渴的态度,最终成功说服黄甫保柱弃暗投明。例 (2)中引用了宋璟、韩愈、范仲淹三人作品中的佳句来说明即使是胸怀天下的正人君子也无法抵挡红颜佳人的魅力。除了穿插典故之外,这两个例子都使用了排比的句式,增强了修辞效果,凸显了皇帝与士大夫文人的才思与雄辩。

三、人文情思寄托与语言的细腻委婉、含蓄蕴藉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结构,也继承古代小说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来推进故事、塑造人物的传统,特别注重情节的设计,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在叙事上也显得紧凑简洁,符合大众读者的审美习惯。但与此同时,作家又特别注重意境的营造,在语言风格上也呈现出细腻委婉、含蓄蕴藉的一面。这类语言往往注重修辞效果,包含丰富情感,充分展现了寄托于其中的人文情思。

(1)出了平凉,已是夕阳西下。城外军营木寨中篝火升腾,军炊冉冉而起。隆冬的白杨像一枝枝冰硬了的毛笔直刺天穹。暮霭中六盘山灰暗阴沉。泾水沿岸的两边,皆已结成坚冰,只余下中间窄窄的一线流水,在夕阳中闪烁着粼粼金光。在枯水季节,泾水已是投鞭可断,跃马可越的小溪,不成为天然屏障了。(《惊风密雨》)

(2)天上的雷响得令人恐怖,闪电时而像蟠螭虬枝,时而如金蛇行空,陡地从云缝后蹿出来,将阴森森的紫禁城照得一片惨白,青砖上的积水被雨点打起大片大片的水泡儿。哗哗的雨声和不时轰轰作响的霹雳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宇宙间什么都不存在了,真是吓人。(《夺宫初政》)

(3)室内安静极了,中午的阳光照得室外一片明媚。黄鹂和“吃杯茶”在参差错落的树枝间跳跃着,追逐着,发出吱吱喳喳地叫声,更显得屋里静谧温馨。一直到补完,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夺宫初政》)

例 (1)是对“王辅臣兵败泾河岸”的描写。时值隆冬,吴三桂手下大将王辅臣对内军粮不足,对外则受到图海大军与退守兰州的张勇的两面夹击,形势严峻。此时,二月河有一段细致地景物描写:严冬季节直刺天穹的白杨和坚硬的冰块流露出肃杀的气息,夕阳西下晕染着着抹不去的悲凉与阴郁,既预示了王辅臣最终投降的结局,也使这个人物的命运带有悲剧的色彩。例 (2)是康熙深夜密诏魏东亭进宫时的一段景物描写。此时康熙羽翼未丰,却面临着内外困扰,为避鳌拜耳目,即使是宫内一举一动也须小心翼翼。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正是康熙四周危机四伏,统治基础不稳的艺术象征。在这段中,作家使用了博喻这样带有强烈描绘性的修辞手法,而“哗哗”“隆隆”这样的拟声词的使用更显示出逼真生动的艺术效果。二月河非常善于利用景物描写来营造某种氛围,在《康熙大帝》中,风霜雨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等恶劣天气往往与特定的空间描写结合在一起,流露出悲怆的意味。受制于作品的结构形式,二月河在小说中很少直接进行人物的心理描写。但通过景物描写去侧面表现人物心理活动,却是二月河常用到的。例(3)是云娘与伍次友分手之即的一段景物描写。室外阳光灿烂,室内异常安静,枝头跳跃的小鸟正是此时云娘内心激烈心理活动的写照,她对伍次友依依不舍,心中隐藏千言万语。这段描写细腻而传神,极好地表现出二月河小说语言含蓄蕴藉的一面。以伍次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中浓墨重彩塑造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他们身上概括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而在他们的经历中,又往往交织着一段段令人唏嘘的悲剧爱情故事。例如伍次友与苏麻喇姑、周培公与阿锁、陈潢与阿秀等等。

这类含蓄蕴藉的语言在小说中虽不是主调但却流露出二月河内在的人文情怀,表现出文化反思的意图。“面对历史素材,作家以怎样的方式去把握历史、进入历史,怎样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美学内涵与人性内涵”[8]。二月河将自己的系列小说定名为“落霞”系列,一方面看到了康乾时期历史的辉煌、文化的灿烂,肯定三代皇帝勤政爱民、重用能臣、减赋肃贪,但另一方面又看到它的腐朽与落后,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灭亡;他一方面放大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博学多才,挥洒自如,耿正伉直的人文气质与忠君爱国情怀,但另一面也清楚意识到其命运的悲剧性。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视角中,二月河深化了“历史书写”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内涵,而小说语言风格也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

四、“大众化”历史书写与通俗、生动的语言追求

在90年代文坛的众多历史小说作家中,二月河最独特之处在于他曾多次强调自己“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观念,他甚至说“我必须讨好我的读者”,“当读者与专家发生矛盾时,我尽量的去迎合读者”。二月河自觉与精英文化划开了距离,显示出“平民化”与“世俗化”的价值立场。语言的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也成为他的自觉追求。

(一)在动词选择上精心贴切

动词是汉语词汇中最具表现力的词汇,古代白话小说非常注重通过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二月河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动词锤炼精妙的句子。

(1)吴六一忽地挺剑,横斜一刺,长剑直贯张一非、刘仓腰胯。二人惨叫一声,噗地翻到——然后猛地拔出血淋淋的剑来,轻松自如地在靴底上正反一揩,从容插入鞘内,“将尸体收了,明儿给他们的家属送去赙仪三千两。”(《夺宫初政》)

(2)殿堂里实在呆不下去,图海和魏东亭一边一个夹了康熙就往外走。忙乱中图海踢到了一个受伤的假侍卫,那人“哇”地大叫一声,猛地跳起来向康熙扑来,刚挨到身边,便被图海钢钳般地扭住了,图海顿时火起——一反手,将那人倒提起来,“呀”地大叫一声,立时将那假侍卫撕成两片。(《惊风密雨》)

例 (1)中,通过“挺” “横” “刺” “贯”“拔”“揩”“插”等一系列动词,则表现出吴六一果断、凶横、残暴的一面。这个人物尽管出场不多,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 (2)中所描写的是朱三太子与康熙在清真寺内的一场恶斗,此时寺内火势渐猛,浓烟弥漫,形势混乱而又危急。“夹”“跳”“扑”等一系列动词加快了叙事节奏,逼真再现了生死攸关的现实场景;而“扭”“提”“撕”也以最俭省的动词刻画出图海武艺高强、凶狠残忍的形象。

(二)口语方言、民间歌谣、谚语等的融入

与小说中大量诗词文赋所表现出来的文心雅韵不同,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不仅毫不避忌口语方言,更将粗犷素朴的民谣和诙谐幽默的笑话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1)青猴儿被打,跳着脚大哭大骂:“我操你黄老四八辈祖宗!……你打、你打!打不死你小爷,小爷就是郑春朋的爷……”(《惊风密雨》)

(2)谁裤裆烂了,露出个你来!你爷的这个名字,能是你叫得的?撒泡尿照照吧,瞧你这副嘴脸,配得上称为“犟驴子”吗?(《惊风密雨》)

(3)李云娘早扬手一掌,“啪”的一声打得艄公一个趔趄,口中骂道: “肉锅里煮汤圆——混蛋!我这就让你认一个!”(《惊风密雨》)

(4)四月初八是浴佛节,民间家家包饺子吃缘豆,云娘为伍次友煎好了药,便赶到镇上买回三斤包好的生扁食,嘱咐青猴儿煮上(《惊风密雨》)

(5)康熙四十四年的盛夏炎热难当。过了六月六,一连晌晴了十几日,把个安徽省晒得天似蒸笼,地如煎饼锅。上午过了巳时,别说出门,就是歇在大树荫下,赤条条歪在大门洞里,也热得浑身流油儿。(《乱起萧墙》)

(6)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叫哑了喉咙,你也不回答!/吃人的妖魔,你封成了神,/一辈子良善,你将他往地狱里下。/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惊风密雨》)

例 (1)(2)都是詈骂语,虽然粗俗,但却与人物身份相符,并收到了诙谐生动的艺术效果。例(3)是李云娘教训势力的艄公时的一段话,“肉锅里煮汤圆——混蛋”是一个歇后语,其形式简练,语言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极具生活的情趣性。例(4)(5)中的“扁食”和“歪”都是典型的北方方言。在《康熙大帝》中,二月河使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如“晌午”“糊弄”等等,他所选用的方言词既能鲜明地呈现地域色彩,同时又不是冷僻之词,不给读者阅读带来障碍。例子 (5)是在小说第二卷《惊风密雨》的第二十一回中,青猴儿应云娘的要求哼唱的一首自编的歌谣。这首民歌中的语言朴素直白,泼辣生动,极具艺术感染力,表现出民间百姓对世间不公的抗议和愤怒,对于弱者的同情和关怀,这显然是有别于知识分子精英的一种民间立场。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二月河在他的历史小说中努力营构的是雅言与俗语并存的语言境界:既有文心雅韵,又有俗情俚语,时而拟古离奇,时而泼辣生动,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化的素养和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二月河曾经说:“爱看我的书的人是不少的,有大学教授,也有引车卖浆者、汽车司机、搬运工、公务员、穷学生什么的一大帮。似乎也不大分阶级阶层,从高官贤达到死缓犯人,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些意识形态相悖,人生阅历落差极大的人中,都可以觅到《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读者。”[9]这样的艺术魅力从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他的语言。而这与他对于自己历史小说的定位是一致的,一方面,他有严肃的“史”的态度,严密的“考据”功夫和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厚学养,使其小说的艺术想象有了坚实的历史作为支撑;另一方面,他始终抱定一种世俗情怀,秉持民间立场,使他的小说更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与审美期待。基于此,他把握住了历史小说创作的脉息,也建立了个人的语言风格。作为一种优秀范式,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语言充分吸收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传统,在民间资源的使用和语言风格多样化的探索上成绩斐然。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对普通读者阅读趣味的迎合、以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语言传统从不同程度上又对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语言构成了潜在的限制,使他不可能跳脱语言工具论的窠臼,从语言角度对历史进行“现代”阐释。相比较而言,凌力在《少年天子》等著作中对小说语言的艺术探索要显得更为开放。在“历史感”与“现代感”的悖论中,语言是每一个历史小说作家必须面临的挑战,二月河的成功和局限都给现在及将来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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