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
——评J.M.库切的 《凶年纪事》

倪玉琴

(江苏开放大学财经系，南京210013)

南非白人作家J.M.库切以一部主题多元化的伦理道德小说《耻》一举摘下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随即掀起了学界对他的一阵研究热潮。在光芒逐渐退却后的生涯中，库切继续潜心钻研、笔耕不辍，撰写并发表了多部以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碰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或文论研究，被誉为继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之后的又一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综观库切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渗透着一个共通的主题: “消解欧美文化霸权主义，使非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得到认可和建构，最终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1]。而与大部分作品不同的是，发表于2006年的《凶年纪事》是一部杂文集和小说并置的作品。这种新颖独特的结构模式，或曰作者时空体，最大化地实现了不同文类的文学作品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统一以及人物在多个层面中的共时交流。这样，看似相互独立的不同栏目之间便能够完成多次对话，自动生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文本间性特征。文本层面的这种蓄意安排不仅得益于库切创作早期学院派作家的身份，而且更多地源自于流散作家的孤独状态。怀揣对理想化人性的追求和辗转于欧美和南非的经历不仅使他能够接触和领悟到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精髓，在多姿多彩、曲径幽深的世界文学中汲取给养;而且也能够让他以一种比较客观冷峻的视野和中肯公正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大胆抨击有违人性的不合理事件，兼收并蓄不同文化中的优质部分，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感悟力，最终超越了他原本的南非文化或国族身份。

《凶年纪事》是一部较为全面的评论性文本，分为三栏。上栏包含“危言”和“随札”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言辞激烈、一针见血的社论文集;第二部分则是气氛相对缓和却又大大增强“危言”之论说性的随感式短文。中栏和下栏分别以上栏的作者C先生和其打字员安雅的视角展开叙述。整部作品笔调不一，文体语气不尽相同，批评论述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特别是小说与社论 (叙事与论述)拼镶的图景透露出库切试图颠覆西方文学文本宏大叙事的决心与行动。仔细审视这部反话语性质的文本，其中不乏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指涉，或隐或现地体现了当下公共知识分子对目前国际事务、社会制度、文化科学等诸多社会领域敏锐的感受性、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

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C先生

“知识分子”一词的涵义、分类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区分了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指出后者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发挥重要作用，要与群众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公共领域的建立、舆论的走势与价值观的导向等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影响。此类主动关心国际事务动态、积极关注政治问题和社会热点话题并就这些问题的公共利害发表自由正当言论的知识分子即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成功地阻止国家全力大规模地入侵生活领域，以避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3]111。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与各种利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不受后者挤压。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深刻地阐述了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第三世界特殊的历史境遇导致知识分子自觉地赋予自己历史责任感、政治参与意识和集体意识，将个人的生存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方主义代表人物萨义德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 (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2]6。他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包括语言、传统、历史情境、体制、世俗权势等各种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

《凶年纪事》中的C先生是从南非移民至澳大利亚的著名作家，曾就种族矛盾与国家政治斗争构写过多部小说。非裔的身份背景让他深深体会到第一世界国家在第三世界人民生活中加入了过多的主观意志;感同身受的体验不仅促使他从深层次上思考社会现状与社会本质问题，同时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如今，C先生虽已年过古稀、独居塔楼、自理能力退化且将不久于人世，他还是热切地接受了德国一家出版社的约稿，撰写有关国际政治事务并发表个人评论的文集《危言》。这部文集涉及到C先生对国家、人权、政党、恐怖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话题做出的有力论断。其语气强硬、言辞激烈、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火药味十足，颇有点针砭时弊和匡时救世的意味，实实在在地展现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时代状况的强烈控诉以及对有违人性行为的严厉苛责。

《论国家起源》是《危言》的开篇之作，C先生借电影《七武士》追溯了国家的源头，一些武装强盗对村民烧杀抢掠，另一些无业武士以村民向其纳税进贡的要求拿下了巧取豪夺的武装强盗并将村民纳入其保护范围。其中，不无讽刺的，这些无业武士原本是另一批武装分子，可他们的行动却得到了某些强大援助势力的赞许，被“体面地刊载在媒体上——甚至是西方媒体——刊载在政治栏(国际事务)中而不是犯罪栏中”[4]7。面对如此形势，作为知识分子的C先生无法平静内心的波澜，他将内心的全部愤懑倾注在“体面地”一词当中。显然，在这里“体面地”是故作偏颇，是一种罗马式的反讽表达，是C先生于赤裸裸地描绘政治现实的杂文写作中故意施展的语言技巧。而反观国家起源的全部过程，武力争斗背后的权力争夺才是核心所在，或者说，“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依托武力的权利实体”[4]181。掌握权力的无业武士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的首领，坐享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辛劳成果;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进而设计出“选举”、“民主/扩张的民主”、“自由”等口号规训臣民子弟，以公民法典的形式强迫人们放弃“多元意志”而遵从他的统治制度。在《论民主》中，C先生继续追问当今选举制度 (非A即B)的合理性，他将王权时代的长子继承制拿来做纵向对比。诚然，长子继承制造就了历史上为数众多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但也并不是所有经由民主推选出的国家元首就一定能承担起国家与民族的大任。进而他得出，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那样的权力交接规则都“不是验证最佳统治者的既定公式，那只是授予此人或那人执政的合法性，从而规避内部冲突的一种方案”[4]13。如此，选举中的选票计数和计票形式也都成了超越政治纷争的现实，于继位而言，纯属画蛇添足;而“民主”的内涵亦大大缩水，可谓一语中的。然而，在这个议题上，C先生并不愿就此搁笔，他又抛出猛料，“我们并没有通过抛掷硬币来挑选统治者——抛掷硬币让人联想到低档次的游戏活动——但是谁敢说，倘若我们一开始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来挑选统治者的时代，这世界就一定会更糟呢?”[4]13此论一出，必然会引起公众对选举制度的舆论哗然、众说纷纭，进而能够彻底瓦解统治阶级单一的政治霸权话语。竟然将民主选举和抛掷硬币置于同一层面作横向对比，他的辩论技巧能够发挥到如此这般，不禁叫人拍案叫绝、望洋兴叹。言论中驳倒当权并不是C先生的终极目的，修辞雄辩也不是他的追捧之物，这一点可在《随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得到验证，他认为在陀氏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尹凡反对宽恕的长篇大论中的论证与言说尽管辩才无碍，但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过其中“具有一种悲恸的语调，那种痛苦传达了一个人的灵魂无法承载这世界的恐惧”[4]175。实际上，C先生更相信经典中人道的理念和渗透了人性的故事。他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始终与各种利益保持着一定距离，在他巧舌如簧的辩论中深藏着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公众良知的叩问以及对人权和人性本质的深沉思考。

如果说反讽是C先生震撼公众灵魂的一大妙招，那么隐喻则是更为有力的一种言语策略。《户外的鸟儿》一文中描写了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猛禽科鸟类——黑背钟鹊。这种鸟的天性在于死守属地，一旦属地遭遇入侵，一定会对闯入者发起猛烈进攻，甚至与其同归于尽;而在安全距离之外，它则表现相当友好。C先生将黑背钟鹊曾与自己对峙的经历来喻指美英致力于四处打击“基地组织”的狂热状态。他认为，基地组织差不多已被摧毁，当今实施恐怖袭击的只是一小部分穆斯林武装团伙，“反恐战争”更多的是国家意志的实现。那么，有关基地组织至今存在的这个推断的原动力来自何处?读者不禁会提出这个问题。在《论基地组织》一文中，C先生并没有遗漏这一点。他解释到，这个词的涵义 (或外延)来自于20世纪后期美国文学圈中“最可贵的品性”:怀疑精神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中的辨析力，“只要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是看上去的样子你就能找到真相[4]27”。而且，这又与《论概率》中为了证明超重人群心脏病发病率比正常人群更高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而展开锲而不舍的调查以证实其必然性的行为不谋而合。这里，我们发现，C先生恰到好处的反讽技艺得以故技重施，将那个时代中知识与权力合谋的内幕抛掷于读者面前，可谓一石三鸟。在他看来，所谓“基地组织”是布什政府蓄意让其继续存在下去的神话，以此为借口攻打中东地区敢与自己叫板的一些国家。至于这些武装分子实施恐怖袭击的主要动机在《论制导系统》一文中亦有交代。美国利用自己在制导技术方面的优势着手开辟帝国的未来战场，这种先进的导弹技术可以确保自身作战人员免受人身伤亡，而被攻打的领地中的无辜百姓却不能全部幸免，这势必会点燃新的仇恨种子，继而造成新的武装团伙的诞生，一幕幕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悲剧又会反复上演。而在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一争议话题上，C先生似乎站到了孤注一掷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一边，且有为其正身之嫌。然而，笔者却以为，C先生不是在为自杀式袭击者辩护，更不是为其著书立说，而是同情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无辜人民。这些言论集中代表着对时代进行诊断的敏感反思，表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面对如此痛心疾首的场面时的内心苍凉，也体现了他背负着全人类“集体罪疚感”的义愤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

二、反话语、反理性主义

“反话语” (counter-discourse)一词最初由理查德·特迪曼提出，由“话语”衍生而来。通常理解为挑战“既定话语忽略或吸收潜在颠覆的能力”[5]56。“既定话语”即主导话语机制，是“反话语”企图颠覆、侵蚀与消解的部分。在后殖民主义文学中，“反话语”通常的策略是“以西方话语作为言说的起点和支点，从中寻得可供进一步发挥的话题，既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又借此介入了中心话语”[6]56。

就《凶年纪事》而言，这是一部试图颠覆美英后殖民主义国家霸权政治话语以倡导异质化和多元化文化模式的反话语性质的文本。无论是文本中的C先生还是作者库切，其学术生涯都致力于小说和评论创作，以期用公共知识分子特有的方式来抵抗和消解帝国主义强加给其他边缘化国家的主导话语。库切的身份背景让他见证了太多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被反抗的社会不公导致的暴力反抗的悲剧。移居澳大利亚之后，他仍旧没有抵达心中的理想国度。自西方启蒙主义理性主体权威一统天下之后，欧美霸权国家不仅一直强化着现存权力的文化形式，稳固其意识形态学说，而且力图使这一权力得到完善、表达与扩张。在这样的语境中，曾经为英属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也不能幸免，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美英等后殖民主义国家的脚步，随之制定了反恐法案。而令人大为恼火的是，在这项新立法中对于不许称赞恐怖分子有明文规定，这是政府毫不掩饰地对公众言论自由的控制，这也直接印证了南非历史上一度出现的新闻审查制度，直接干涉作家的写作和新闻言论自由。面对如此强权，库切没有感到万念俱灰，更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始终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积极谋划着“反话语”的解构策略，用书写来拆解和颠覆西方理性主义的主流话语场。

首先，《凶年纪事》是一部文类不清，杂文与小说、论述与叙事揉杂在一起的文本，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挑战了此前许多被视为经典的英语小说文本，而且暗中相通、前后呼应、虚实结合的写作策略更是一种反话语姿态。它成为继《幽暗之地》之后库切的又一部成功离间普通读者对西方传统小说文本和论说文集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反应机制的作品，看似互不搭界的两类文体在意识形态上串起了一部文明人的野蛮史。《危言》中的论述除了交代西方霸权政治造成的民族种族悲剧，还从文化、性、语言、文学等方面列举了主流话语对人们思想的重塑以及对其审美造成的有限认知。当今很多社会现象都背离了美学的初衷，譬如:音乐不复传达与激发灵魂深处的至纯至净;体育运动变成了无休止的商业活动的承载;旅游成了浪得虚名的快餐式游走，遗落了历史的沉重;恋童癖们更是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诸如此类扑面而来的问题和争议更是层见叠出。读者不禁会问: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如此种种而且令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模式都趋之若鹜?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能够找出源头和支持其复制自身的权力话语结构即可。显然，“西方社会主流话语里面全是利益至上的冷血的理性主义”[4]180。为了攫取利益，理性主义者们动用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话语机制，不仅说服了本国公民，而且还跨出国门规训起世人。然而这一阴谋的同化路径遭到知识分子C先生的怀疑，他口诛笔伐，彻底暴露出理性主义不是检验与衡量万事万物的唯一终极准则。关于列举的这些问题，他在语气较为缓和的《随札》中给出了恰当的解决思路。如此，两部风格迥异的文集构成了后现代文本层面的第一次对话交流。而且， 《危言》和《随札》两部杂文集中探讨的话题在文本中下栏两位人物的故事叙述中又多有述及。中下栏的叙事似乎是上栏书稿的附注，而这些书稿又可以说是叙述的插入性文本。这样，作者不但巧妙地利用了文本间性来扩展、衍生进而拉开传统文学文本狭小的叙述空间，而且互文性质的杂文集遵循着怀疑、否定、消解、重构的顺序，抵抗着强权社会的中心权力话语，叙事部分更凸显了作者竭力倡导不同话语平等对话和多元文化模式共存共生的美好构想。

其次，“反话语”的努力还表现在安雅的认知结构发生改变后呈现出反理性主义这一实践操作层面。安雅是澳大利亚和菲律宾血统的混血儿，天生丽质、性感妖娆。她是投资公司经理人兼股票掮客艾伦的情妇，也是C先生聘请的书稿打字员。在结识C先生之前，安雅没有稳定的工作，艾伦一直是她生活的中心。精明算计的艾伦因其惨淡的童年而坚信只有依靠自我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他崇尚理性，善于分析思考，是理性主义和中心文化的代言人。物质的成功铸造了他狂妄自大、严肃冷峻的态度，也让他获取了生活中对安雅的支配权。言语行动间，安雅总是不自觉地以他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主动迎合他的审美欲求，默默接受他的生存理念。实际上，他并不了解安雅的内心想法，也从不愿意耐心倾听，只是希望她能精心地打扮自己，对他言听计从，以便可以在他人面前突显自己的雄性魅力和主导话语权。安雅充其量只是一个物质符号的存在。对于分歧，艾伦也从不让步，总是摆出一副不容争辩的姿态，语气尖刻又干涩，“我就是掌握所有答案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别来跟我争辩，你不会有结果的”[4]64;就算意识到自己有错，他也总是试图以提高声音分贝来掩饰自己，驳倒安雅。对于这样的状态，安雅似乎不是很在意;因为欣赏艾伦的睿智，她乐意陪伴着他;更因为没有收入，她也只有以色伺人。可以说，艾伦的专断霸道和安雅的性感无知是维系这段关系的所在。在这之中，安雅丢失了自我，只具有物的属性。接受打字员工作是安雅整个生活的分水岭，被聘请之后，她不仅获得了生存的资本;而且在与社会和他人的互动交往中，她完成了对生活认知的超越。在与C先生的探讨、辩论与相处中，她意识到理性主义的主流话语中存在着自私的耻辱感和浅薄的道德感。任何国家的公民犯下错误都不单单是个体的耻辱，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以此为耻，并对之抱以深深的谴责，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安雅麻木的意识逐渐被C先生的文稿唤醒，更为他崇高的社会良心感化。不过C先生的这些言论却与艾伦一贯奉行的理念相去甚远，由此，安雅的思想结构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内心纠结与重新梳理过程。道德的引导让安雅偏向于C先生，她为他深沉的公共思想所折服，最终能够重拾她曾经遗落的是非辨别能力和公民存在之责任意识。相较C先生，艾伦却是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幻想着安雅能够协助自己转移C先生的账户存款后再通过自己的职业身份实现资本增值。艾伦原以为安雅还会一如从前地支持自己的任何计划，但是他忽略了安雅的思维认知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最终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彻底崩溃。这一事实也印证了C先生的言论，“这些信息行家忘记了诗与诗意，那里面的文辞可能与词典上的解释大相径庭，那里面隐喻的火花是永远超越解码功能的，还是，那里面有着永远无法预测的阅读的可能性”[4]20。一味谋求利益的艾伦对经济学的运作套路烂熟于心;可是对于人性的认知水平却相当低下，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情人的内心发生变化都无法察觉。这也进一步说明，启蒙理性主义构建的霸权话语彻底暴露出其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局限性，“理性既不是宇宙的创造，比这更糟，理性只是人类思考中的某种倾向而已”[7]156。在与外界的交往互动中，安雅对艾伦的整个理性主义学说产生了质疑。她听从内心的召唤，在决绝地撤出艾伦给自己划定的生活圈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出一套自己的认知观和话语体系。在C先生的帮助下，她重新定义了生活与生存的理念;进而，读者见证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身影的崛起。

三、历史意识、语言

如上所述，《凶年纪事》是一部议论与叙事并置且超越历史的文学文本。其中不仅体现了对西方理性主义霸权话语的直接抨击，而且还渗透着颠覆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宏大叙事的决心。这种安排既加深了文本背后的历史厚度与说服力，又突出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忧患意识，进而以一系列社会原型事件为切入面来解构与建构历史及其虚构性，还原社会生活多元性与异质性的真实。

福柯曾指出，所谓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是知识——权力这个体系内部的相互转换，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各种力量之间的不断较量与最终相对稳定的结果反应。从历史生成论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只是话语体系内部的一个维度，在被书写的过程中由于写作主体的介入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人为的选择性。任何官方的历史文本都必然体现着某种主观意志，历史叙事背后隐藏着历史主体的意识形态参与和权力支配;但是，“一个时代在主导的、合法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从属的、历史遗留的、边缘的意识形态”[8]102，后者并非前者的图解与延伸、也非官史的补充和点缀，而是与其处于同一平面。因而，只有当官方与非官方的历史文献同时得以陈述，读者才有可能依据经验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判断。《凶年纪事》中，C先生以对抗现实的写作姿态发起了对官方历史及其话语秩序的质疑和控诉，同时将公共知识分子于社会历史事件与社会现象的解读与分析娓娓道来。某种程度上说，两个声部的互文对话构成了一个颠覆与含纳的张力话语场，不仅激活了读者的阅读机制，为评判主体的思维与判断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而且也为纠正历史谬误、复活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边缘意识形态提供了较好的契机。

无论是C先生也好库切也罢，他们都站在全人类正义与良知的角度，试图复活被西方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压抑的非主流的异质元素。他们没有仅仅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和把握;而更多的是从历史谱系学研究出发，让被正史压制的它异元素言说自身。库切以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物安雅为研究对象，观察其否定现存社会秩序和质疑权威话语的全过程。将叙述重任交给处于“他者”地位的安雅实则是赋予边缘人物以主体身份和一定的话语权。由此，安雅便获得了“非中心”的疏离潜能，她可以客观地评估处于中心的理性主义话语机制，而且能够适时地让其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显出裂痕。当然，除了以小人物的成长历程和价值理念去评判政治意识形态、以非理性消解理性主义、以个人的小历史对抗根深蒂固的大历史之外，作品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对人文历史的审视与反思以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再度书写的努力。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随札》中《一个故事的想法》，通过一位通俗小说家讲述她自己与X教授受到的不同礼遇来展示一种违背“主流化”与“本质化”的历史。学术发言枯燥无味而通俗小说朗诵会却倍受追捧的这一事实发人深省。C先生不仅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反问这种差异的源头，而且也对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当下大学精神的实质进行了质疑。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原则是症结所在，它意味着主流历史意识中严谨的大学精神已经从圣坛上被拉下来，沦落到与经济利益为伍的地步。“严肃”与“通俗”的置换过程似乎突显出当下大学体制、学术精神与学术生命力令人担忧;但反过来理解，这也恰恰说明了处于非正统、边缘地位的“通俗”文化能够受到如此待见正是因为其具有贴合大众文化诉求的蓬勃生命意识。

“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语言来界定，换一种语言表述即可颠覆二者的位置。所以，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语言表达;或者也可以说，语言作为载体，对于文化的归属具有一定的统辖权;进而表明，语言对于历史的发生与书写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库切也曾经指出:“历史将意义强加于时间和实践之上，但是时间和意义实际上是语言的，它们是语言。”[9]26在这里，他明确意识到被故意编码入语言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中有真实的存在。在《论英语的习惯用法》中，C先生也从英语语言入手，首先论述了英语习惯用语存在着忽略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估等严重问题，英语语法结构的不规则变化更是层出不穷。然后，他进一步举例说明英语语言缺乏严谨性，同一个介词短语可以运用于褒义、中性、贬义等多个语际情境中。表达的宽泛应用以及松散的语义场在英语语言中比比皆是;如此，语义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言与意、表达与领会的转化过程出现矛盾，甚至出现对于同一事物或同一现象的多重判定标准。英语语言本身固有的、狭小的语域时常遮蔽确切意义的表达;此外，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学习者的思维也形成一定的预设限制，这又阻碍了人们通过语言进行真实历史认知的可能。英语“原先固有的含义常常通过文字的呈现向读者‘撒播’着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习俗，乃至个人经验等方面的‘能指’，它与书写着所要表达的‘所指’永远无法弥合”[10]110。对于英语语言中的复杂现象，C先生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认为，“乱糟糟的语言行为要追溯到乱糟糟的思想，是思想的混乱导致了语言的混乱”[4]116。从本质上讲，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会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替而发生改变。英语语言的表征危机又可以直接追溯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绝对和相对的价值标准。双重标准直接导致了语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在对英语语言实行操控的同时，行为主体逾越法律界限的举动就可以获得粉饰而变得“合乎情理”。同样，违反道德准则的马基雅维里监狱里的酷刑获得了语言修辞层面的正当性，正式道歉也只是为了避免被公开起诉而做出的看似真诚的文字排演游戏，进而串联起一部看似合理的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史。而实际上，历史的语言记录与当年的事件经过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真实事件的发生与过渡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碎片性，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与必然性，而语言的权威性介入则不经意地体现出对真实事件的某种人为选择。

英语是C先生最谙熟的语言，他用英语进行创作已有若干年，但他在《关于母语》中却反问自己母语为何物，“当我听到英语单词从自己嘴里冒出，便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我听见的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倒像是鹦鹉学舌地模仿另外什么人(但那是谁)，显得假模假式”[4]155。也许可以说，这种忐忑的感觉正是由于他洞察了历史书写蒙蔽社会现实的实情和英语表达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而产生的意识焦虑。所谓历史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11]50。语言本身的虚伪性致使一切使用语言进行表述的历史文本都不可避免地被划入虚构的范围之中。C先生在语言的“牢笼”里积极思考，注重语言分析和命题逻辑的判断;多样化的写作策略和精湛的创作造诣帮助他实现了从语言文字的字里行间消解西方社会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殊的国别身份以及与英语的自然亲近感不仅让库切和C先生轻松准确地把握住英语世界中各种语义表达的细微差异，而且也让一贯坚守知识分子品行的他们颇为尴尬，对第一世界的道德认知发生了彻底转变，及时地领略到西方理性话语的冰冷、自私、虚伪和遮蔽真实的本性。他们对英语语言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方历史的不可靠性。权威性的大写历史依靠其各方面不断积累的社会力量压制着一连串难以界定的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冲突，而文本中对官方历史内容的话语性阐释也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见证官方历史与社会世风以及与边缘意识形态的反复碰撞和复杂纠葛。运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事实一方面表明用任何一种语言进行历史叙述都必然带有一定的虚构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库切与C先生希望通过从语言内部瓦解语言的所指以达到颠覆官方历史的话语方式和解构官方意志的历史真相的愿望，因而更展现出他们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当今社会现状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无论如何，历史阐释都必然要遵循多元化的路径，异质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共生互涉是再现历史真实的唯一途径。正所谓任何语言载体的叙事状物都难以脱离意识形态与审美认知的双重内涵，文本的张力来源于此，历史真相的获得不仅依托于现有的官方历史表述，也必然要参照、重新发现和整合那些被贬斥、被遗忘或被转让的历史陈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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