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合同制度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从而有着不同的界定和表现形式。合同违约不仅合同法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效率违约可以说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交汇所产生的最具意义的硕果。但这一理论成果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争议,支持者多,也反对者众。本文试图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对效率违约进行分析,希望对效率违约的证成有所裨益。
利益衡量是指在发现立法者对各种问题或利害冲突,表现在法律秩序内,由法律秩序可观察而得之立法者的价值判断[1]。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也对利益衡量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2]。由此可见,利益衡量是法官在对具体个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运用审判权对不同案件以及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的权衡和取舍,是法官得出的实质判断。
对效率违约在立法上进行利益衡量,使效率违约获得正当性的基础,首先就必须考虑到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效率违约必须在自由与秩序上取得平衡。
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性价值,既是每个社会个体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个体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