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名儒吴澄诗歌作品中的理学思想

何潇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北京 100732)

一、吴澄理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侯外庐教授在《宋明理学史》中曾做过一个重要论断:“元代理学，在理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时期。”这个论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元代理学最根本的思想原则毫无疑问是来源于宋代的理学的。但是同中有异，其中最大的不同可谓是从“朱、陆之争”到“和会朱、陆”。而吴澄则是集朱、陆大成的代表人物。他也在朱陆二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新的理学观点。对于朱陆二人的理学思想，吴澄既看到了其中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中不同的地方。因此他就以试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为基础，进而发展为和会朱、陆。在自己的理学观点上，吴澄继承了朱熹的很多“性理论”等哲学思想；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同时，由于他本身文才出众，拥有既是理学家又是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他又将理学与文学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无处不渗透着他那高妙的理学思想，可谓是将“儒者之诗与文人之诗”贯通联系在了一起。

从吴澄所处的年代及社会背景来看，他的理学思想的形成是有着很重要的时局因素的。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根据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一书，元代理学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元灭宋以前，为理学的传播期；自元灭宋至英宗新政前后，为理学学派形成期；自泰定帝至元朝灭亡，为理学发展停滞期。他认为，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充分哲理化了的儒学思想体系”，它为北方汉族知识分子和代金而起的蒙古族统治者所理解、接受，乃是必然的。

虽然当时元代社会有阶级之分，其中儒士的地位最低。据陶宗仪《辍耕录》的说法，当时社会有身份的阶级，叫“十色”，其中，儒士仅居第九位。既然儒士不受重视，儒家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亦可想而知。

然而，元代统治者既然不得不在政治上吸取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模仿中原汉族政权模式，建立中央集权制政权。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也必然要采用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因此，作为儒家文化新形态的理学，便很自然地在元代登上了官方哲学的宝座。

太宗七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江汉先生赵复被俘，杨惟中、姚枢等把他从俘虏中挑出，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传授给北方学者；又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书，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书日、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均从其学，许衡、郝经、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而尊信理学。忽必烈曾在“潜邸”召见过赵复，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显然是支持的。

与北方不同，南方的理学家大都是朱熹、陆九渊的传承者。元朝灭亡南宋前后，南方理学人物以吴澄、许谦等为代表。这样，到全国统一时，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指，皆彬彬郁郁矣。”

在元代的这些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又不完全一致。比如，许衡、郝经等人是积极用世，身显廊庙，对理学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走的是所谓“下学”一路。而刘因、吴澄、许谦等人，则高蹈不仕，闭门冥索，其理学也就趋于幽玄，走的是所谓“上达”一路。在这些理学家当中，又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称为元代三大儒。

由于许衡、刘因、吴澄这些理学家，对南宋理学，“承流宣化”，奔走汗庭，潜思冥索，遂使理学由南而北，遍及全国，以至到延佑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序，“非斯言也，罢而黜之”。而许衡等理学人物，则或者在元朝政府中，备列顾问，“国有大政，辄以访之”；或者蛰居山林，授徒著述，被尊为贤学之士。后者的代表人物当是被称为“国之名儒”的吴澄。揭傒斯在《吴澄神道碑》中说道：“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吴澄在世时，与许衡并列为“元代大儒”。又由于吴澄青年时代是在南宋度过的，直承朱熹理学的端绪。他在十六岁时受业于程若庸，即朱熹的四传弟子。因此比起北方的许衡可谓是“正学真传，深造自得”。

吴澄，字幼清，晚称伯清，元代抚州路崇仁县(今江西崇仁县)人。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公元1249年)，卒于元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享年八十五岁。吴澄出身在一个世代业儒的家庭，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家里过着清贫的日子。吴澄小时候，他祖父是他的启蒙塾师。吴澄自幼承庭训，聪明异常，据虞集撰写的《吴公行状》说：“三岁颖异日发，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就外傅，日受千馀言，诵之数过，即记不忘。七岁，《论语》、《孟子》、《五经》皆成诵。”

十岁那年，吴澄无意间在故书堆中发现了朱子的《大学》、《中庸》章句，细读之后异常欣喜，以为这才是“为学之要”。从此，他每日清晨必诵《大学》二十遍，前后持续三年之久。在这三年间，他又依次诵读《论语》、《孟子》、《中庸》，如诵读《大学》一般，通晓而无疑。

十九岁(公元1267年)，吴澄虽然还很年轻，但已不以学“圣人之学”为满足，而要跻身于“圣贤之列”。他以宋代名儒的姿态，为邵雍传世的名著《皇极经世》作续篇，撰作《皇极经世读书》及《道统图并序》，“慨然以道统自任”，当仁不让地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命。他校正《孝经》，并博考经传，拟校注《尚书》及《春秋》。尝举进士，下第。

二十七岁时，宋亡。入元后，吴澄长期隐居不仕，而是继续考校五经，钻研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年谱》)五十余岁后，吴澄方始应诏出仕，历任江西儒学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职。在入元以后的近六十年里，都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可谓有功“圣人之道”，因而有资格入孔庙“与许衡同列于从祀”，为元代理学的发展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吴澄作品中的理学思想

作为由南宋入元的理学家、元一代之名儒，吴澄是一位时代感、使命感很强的作家，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鲜明的印记。作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诗人，他的诗交融着他的理学思想, 反映了他的儒家情怀。

在《吴文正公文集》所收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大致把他的诗分为隐逸诗、战乱诗、题画诗、山水诗这几种。而不论是哪种诗歌体裁，吴澄都寄予了他独特的理学思想。

(一)隐逸诗中的超脱世俗

一般说来,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做不成官只有归隐一途, 这就是所谓“用行藏舍”。虽然都是隐居, 但却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有的是以退为进；有的是有所悟, 自愿弃世；有的则是出于无奈，在家闲居的。而吴澄的隐居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 他的作品中真实地记述并表达了异族入侵情况下, 知识分子迫于战乱不得不抛弃仕途, 不得不隐居的痛苦心情。其无奈与郁闷，在他的隐逸诗中有多处证明，颇有与当年的陶渊明唱和的心态。

吴澄50多岁出仕元朝, 出仕以前就过了几十年的隐居生活。早年的隐居生活的内容一是治经, 二是授徒。吴澄从13岁开始授徒, 27岁于乐安布水谷治经。当时正逢战乱,伯颜率蒙军大举进攻江西, 他那隐居治经的生活遭到了破坏, 只好避乱深山, 但他的授徒生涯, 却没有因此中断。

这期间吴澄不单是埋头治经, 而且心系时政, 二者皆不能忘怀, 这不仅体现了道家寻逸的心态，更有一种大儒的节操。

治经授徒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平静, 但实际上吴澄内心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 正如其《勉学吟·其一》所云：“三十年前好用工, 男儿何者为英雄。世界有事皆当做, 天下无坚不可攻。万里行方由足下, 一毫非莫入胸中。拳拳相勉无他虑,三十年前好用工。”从诗中“三十年前好用工”, 可以推知这首诗写于50岁至60余岁期间,而这正是他为官与隐居交错进行的时候。

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吴澄积极上进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与元代一般儒者的隐居心态不同, 吴澄特别强调“明体达用”、“内外合一”的“实学”、“实德”、“实用”思想。在出仕元廷, 任国子祭酒期间, 吴澄不但白天尽力工作, 夜间也经常秉烛授课, 即使是深夜休息时他也不忘内心修养, 其《自警》诗第二首反映了这种情况：“昼间常被事牵引, 夜后犹如梦扰攘。唤起主人翁警醒, 自家三经不容荒。”这种在身兼庶务的同时不断加强心性修养的精神是积极进取的儒者心态。他主张尽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但是仕元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他是南人, 又由于他的“会合朱陆”的理学思想, 颇带一些“异端”色彩。因此, 受到许衡弟子的攻击, 又受到其它官吏的排挤。吴澄任太学司业时, 曾提出教学改革的纲领,“一曰经学, 二日行实, 三日文艺, 四曰治事”。他的教学改革的主张不被朝廷接受, “遂有去意”,其《建康西江避暑用滕玉霄韵赠如山》诗反映了他对隐居的渴望：“石头城下看淮山, 羡杀白云终日闲。寄语醉中鼓泽令, 如何飞倦始知还。”吴澄在诗中以倦鸟自喻, 虽然诗称“羡杀白云终日闲” , 虽然要“ 寄语醉中彭泽令” , 但当朝廷再次下令命其为官时, 他仍然欣然上任,赴国子监任教官, 为皇帝做讲经官, 做史官, 修经世大典。

虽然历经几进几出，每次任职时间不长就回乡归隐, 但是和陶渊明不同，吴澄直到七十五岁才彻底归隐。这或许也是他比较幸运，诗中更多通达之气的原因。每当归隐之时, 他思想中总是少不了对佛、道的向往, 对儒道佛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他是十分清楚的, 因为, 宋元理学是少不了佛道成份的。吴澄“会合朱陆”的理学思想, 自然也有佛、道成份于其中。这些思想不但在为他人所写的序跋中有过论述, 其隐逸诗中也有这方面的思想内容。

在“选遥知胜地, 缥缈到钓天。动境风中叶, 浮生水上船。有形俱待尽, 无往自充年。万古中秋月, 嫦娥夜不眠。”(《又和张中美韵》)中，吴澄用艳羡神仙生活的口吻, 赞扬山水形胜“逍遥”“缥缈”的神仙境地, 慨叹仕途生活如水面浮船, 沉浮不定, 而道教修炼要血肉形体永固, 他却强调血肉可以“待尽”，精神则可以不老。他所谓“有形俱待尽”与道家之所谓“无”不一样, 他要“无往自充年”,要不断“自新”。这是他的信念, 他希望象月中嫦娥精神永存, 这是一种“ 会合朱陆”、儒道兼融、十分复杂的情感, 想用寥寥数语说明白是很困难的, 他又不愿意长篇大论地将自己的观点表述的十分明显, 而隐逸诗却是一种好形式, 吴澄运用隐逸诗表达自己的思想, 表达得十分巧妙, 恰到好处。

从吴澄以佛道为内容的一些隐逸诗可以看出, 融佛道为一, 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反映, 为理想而生存, 则形体可灭, 精神不老, 三者合一, 渗透着亦此亦彼的辩证思想,这也是他的理学思想的反映。但对道者的风流, 禅学的机锋和直觉, 他却是颇为欣赏的, 这种思想不仅代表着元代理学的新的突变, 也是吴澄的隐逸诗在内容题材和表现方式上新的突破。

还有《次别易耕雪》诗云：“别去家山经几年, 乍归又着岭南鞭。双眸眩能番船载, 满口腥咸海物鲜。胃次冰霜宁受滓, 世间粉黛自争研。早来共此青春乐, 日暖风和天际边。”

这是一种脱离官场羁绊后, 内心感情的真实坦露。对故乡的赞美,影射出官场生活的黑暗。从思想角度来讲, 吴澄求道之乐无穷；从诗人的角度来讲, 他亦认为隐居生活之乐无穷, 这是理学家兼诗人的情怀。他不仅以理想涵盖人生, 终身生活在理想的追求中, 而且也以诗人的情怀玩味山水田园之乐。

儒家的理想是一种超脱的追求,隐居之乐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品味。当他渴望隐居潜心治经之时, 庶务对他来讲是一种拖累, 常有力拔污浊之念。吴澄这种心情, 曾于其与弟子朋友交流的一些以隐逸为内容的诗歌表现出来。其《彭泽遇曹成之之京都》一诗与虞集和曹成之表露心曲：“人海茫茫名利场, 盛年快意一观光。顾予白发归来晚, 羞过渊明五柳庄。”

吴澄晚年的隐居心态是超脱的恬淡的。他晚年所作的一些隐逸诗完全反映出一种哲人兼诗人的心态。从他贯穿后半生的隐逸之作不难看出，吴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不断努力向上是其人格精神的核心, “安贫乐道”是其追求的精神境界, “内外合一”、“修齐治平”是其内心追求的道德理想。

吴澄是理学家, 又是诗人, 这两者的“超脱”璧合一处, 成为吴澄隐逸诗的一个特点。因此, 吴澄的隐逸诗中不仅表现出一种超脱世俗的高洁情怀, 而且也表现出一种超脱物外的特殊神韵。

总之, 吴澄的隐逸诗是吴澄隐逸心态的真实反映, 也是元代理学新的思想潮流的反映。这些都与吴澄这样由宋入元的理学家儒者的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的心态与在元廷排挤下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及其出世入世之间心理的动荡与反复有关。吴澄的隐居生活、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 那种可贵的悯农思想感情, 都在其隐逸诗中得到反映, 这就为元代的隐逸诗增了新的内容。吴澄的隐逸诗还反映了他那种理学家兼诗人的情怀, 也反映了吴澄追求“孔颜乐处”的精神, 还反映了吴澄忘情山水的诗人的风雅。这使他的隐逸诗斑驳复杂, 具有多姿多采的风格, 而没有元代一般隐逸诗那种悲老叹贫的情调, 这些都是吴澄隐逸诗的特点, 也无疑是对传统隐逸诗的突破。

(二)战乱诗中的深峻真实

因为既是理学家又是诗人, 所以吴澄的丧乱诗体裁多样、题材丰富。不论是叙事、抒情, 还是登临、怀古，大多和战乱际遇有关, 其中涉及了对国土沦亡的哀痛，对抗元英雄的赞美。同时，他在哀悼与赞美之中往往带有理学家的独特理解。他曾以理学家的视角, 儒者的情怀, 写下了两首著名的战乱题材诗：《怀黄县垂申·时避乱华盖山》和《和桃源行效何判县钟作》。这两首诗既真实地反映了战乱中元统治者对南宋的烧杀抢掠的暴行, 以及文天祥为首的南宋军民的反抗和斗争, 又表现了奸臣的卖国求荣与知识分子避乱深山不与元统治者合作的高尚情操。

吴澄那被赋予了儒学精神的战乱诗真实地再现了南宋那个时期的历史,具有史料价值。在吴澄的诗中, 无论是对历史战乱内容的叙述, 还是对英雄人物的赞美, 其构思都具有“全面性、整体性、深刻性”的特点。特别是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形象，往往给人以多侧面、立体的感觉。这是因为受理学思想的影响, 吴澄能从人性的最深处揭示爱国英雄的思想本质。因此，他的诗中所刻画的英雄人物不仅有情有义、有血有肉, 而且有坚实的思想根基。这些特点使得人们读了他的诗以后, 无不感受至深。

例如《怀黄县承申·时避乱华盖山》一诗：“冀州以北健马蹄, 一旦群嘶庐霍下。难阳不遇双貂公, 总是开关迎拜者。燎原焰焰春复春, 不惟捧水惟益薪。海门浪沸会稽诉, 血泪交流草莽臣。举手日边远与近, 不知官守何人问。仲连未即蹈东海, 元亮至今尚东晋。桃源深处无腥尘, 依旧平日旧衣巾。拟学渔郎掉舟人, 韩良宁忍终亡秦。”在这首诗中，吴澄表达的悲哀情感中并无消沉, 他热烈以赞颂文天祥为首的爱国官兵“仲连未即蹈东海, 元亮至今尚东晋”的崇高气节, 同时, 这首诗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丧乱中甘心隐居深山, 不与元统治者合作的心态。至此吴澄以短短十二句诗行,情感自然流泻于笔端, 真实地记述了至元十一年至至元十三年期间的南宋与元军的斗争, 当时战火延烧、哀鸿满地, 人民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只有“拟学渔郎掉舟人, 韩良宁忍终忘秦”了。这便是吴澄儒者情怀的真实袒露，读来使人如临其境。又如“奔逃无间天阴晴, 腹背浴汗头沐雨”这样生动形象的描绘, 史料中是没有的,虽然是诗的语言, 但是没有亲身经历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描绘；“主亡国灭此何时, 赠别从容尚有诗。心画心声俱饮羡, 心如铁石只心知。”(《文信公崖山赠欧阳伯云诗》)，写出了文天祥抗击侵略者的英雄行为，又赞扬了其《过零丁洋》一诗，由赞扬其人到赞扬其诗，用“铁石之心”比喻文天祥及自己心中坚定的爱国之情，读来不仅深刻，而且发人深省，具有极高的启迪意义。

吴澄的描述战乱的诗虽与元代其他诗人的丧乱诗的内容相近, 但是他的理学思想使他的诗无论从构思还是从情感表达都渗透着一种辩证的理性思维精神。从以上的叙事诗反映的内容, 我们完全可以看出, 吴澄对元军灭宋这场战争中的侵略者、被侵略者以及被侵略者中各个阶层人的态度都做了真实地反映, 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反映, 既与传统的丧乱诗不同, 又与元代其他诗人的丧乱诗有异。

(三)题画诗中的理学色彩

元人绘画承继前人对儒、佛、道的故事及其对人物、轶闻的兴趣, 因而在元代也就出现了这类内容的题画诗。吴澄在自己的题画诗中, 大多是反映自己的主观意念及其对三教的认识与理解。反映儒家思想的一些题画诗有《题伏生授书图》、《题雅集图》等。这类诗以画面做为他宣扬理学思想的依托, 有时甚至在序文中大幅宣扬他的理学观点。

吴澄虽是理学家, 但并不采取激烈的排佛道的态度, 与此相反, 却援佛、道成份入儒, 这也是元代理学的主要特色。正因为援佛、道入儒, 吴澄的题画诗就往往题在以神仙道士、佛家僧侣为内容的画面上, 如《题僧圆泽托生图》、《题金牛供佛图》、《太乙真人莲叶图》等。表面看来这些诗与其他题画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 其中却融合着吴澄的一些理学观点,这就是吴澄此类诗的特点。如其《题武宗元洗耳图》就宣扬了他的“会合朱陆”的理学观点。诗中写道“一般垢净总成庐, 有耳无闻垢自无”，所谓“垢自无”乃是在表达于心内去掉“渣滓”,力主“一”与“敬”,“先立乎其大者,小者莫能夺”的思想观念。既然心主“仁义礼智”，外物不能左右,那么无所谓“闻”，就自然无垢。而“谁道清流堪洁耳, 水中更是纳群污”,则是传统儒者观点的推衍。

吴澄以儒、道、佛为内容的题画诗, 也不是一味地表现其“会合朱陆”的理学思想, 其以神仙道教为内容的题画诗, 根据画面往往也表现道者的风流、神仙的潇洒和无拘无束, 如《太乙真人莲叶图》描绘了太乙真人的憨态：“裸裸赤身无寸丝, 浮浮一叶作儿嬉。贪嗔应是全无了, 尚有人间半点痴。”又：“龟巢莲叶曾千岁, 仙卧莲舟今几年。融得幻身无一有, 凌风飞去更超然。”

吴澄在这两首诗中流露了对神仙“超脱”、“自由”的倾慕,而在一些以佛僧为内容的题画诗中则表现出他对佛教的空幻意识及其苦乐观的否定态度, 其《题僧圆泽托生图》云“浮泡散作大海水, 皎月长留万古秋。幻灭如何重起幻, 不骑狮象却骑牛。”他认为佛教那一套是空对空,是“幻灭”又“重起幻”,是放着“狮象”不骑“却骑牛”的愚蠢的修炼心性的态度。因为吴澄的理学思想的基点在于“实”,所以,他反对佛学的“空”、“幻”,认为佛学中所谓“苦”是自家虚设的。

总之,吴澄题在以儒、道、佛人物或故事为内容的一些画卷上的诗篇,大多借画面表述其理学观点,批判佛道的虚无与空幻。然而,由于他不仅是个理学家,而且是个诗人,这种多元的文化人格,使他在从大文化的角度,以诗人的心态评价这类绘画的时候,也往往根据画的意境题诗, 表现神仙的逍遥自在,道者的风流潇洒,佛者的虔诚梦幻。因而他的这类题画诗有时也表现了与同时代人相同的特点。

(四)山水诗中的性灵气息

吴澄作为一个“会合朱陆”的理学家诗人,具有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方式,并使这种理学思维方式迁移到了诗歌理论中。他喜欢融性灵、神韵、格调为一炉的综合表现形式,受这种诗歌理论观点的影响,他的山水诗既表现了时代的精神,也表现了他的个体性灵,有着独特韵致。

从吴澄的《湖口阻风登江矶山观涛》一诗可以看出与前人山水诗的表现方式很不相同。

吴澄在这首诗中写了山岭、惊涛,也写了风,写了云。人在矶头山观涛,并“坐看海东红日杲”,可谓意境开阔、气势宏大。然而,诗中的总体意象不是单纯的山,还有与山并存的人,即使是山,吴澄也将其人格化了,他笔下的庐山五老峰“玄云作帽深蒙头,五老藏昂元不老”是人文意象,直接以人文意象介入,写出了五老峰青春常在的活力；他笔下的波涛也是变化多端的,当他登上“扪箩径上矶头山”之时,山下是“万倾江湖波浩渺”,这本来是常态的江湖波涛,因风而起,吴澄又描写其动态的变化“怒鳞云鬃奔腾来”,以“龙”表现惊涛骇浪,这也是一种人文意象。吴澄这样表现尚嫌不够,还写了主体感受,“眩目快心千样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受陆九渊心学思想影响的吴澄讲主体精神,他不是像信奉佛教的王维那样将主体精神消融到自然景物中去,而是要把握主体精神,并将其夸大。这就是吴澄的精神和境界,这就是吴澄的思想和情怀的内化与外在表现。

性灵是既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又有个体独特精神、理想、思维方式、情趣的反映。元代的时代精神是民族的又是个体的、自由的。作为汉民族,当然有反对异民族侵略的民族精神,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吴澄山水诗的重要内容,也是元代山水诗的重要内容。因此元代的山水诗就必然带上国破家亡的丧乱色彩。元人重视主体精神的表现,尤其是吴澄这样的理学家,喜欢在山水诗中表现主体精神,这就是他的山水诗中有主体意象介入的根蒂所在。

吴澄的山水诗的特点还与其文化人格有关,他是以儒为主,集儒、释、道为一身的理学家,他的山水诗不但洋溢着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而且也体现出佛机和禅趣。这些都与他的多元文化人格有关。不仅如此,他的山水诗的特点还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吴澄不仅是一个理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理学思想的基点是讲“真”与“实”,其所谓“真”即“性情之真”、“自然而然”；其所谓“实”即所谓“实德”“实学”“实行”,而且史学家的品格亦讲真实。因此,他的一些山水诗具有真实的特点。

由此可见，吴澄不愧为一代名儒。他对于理学的探究是贯穿一生，从未停止的。这些追寻与探索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作品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哲学和史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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