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福官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徐立莎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肖仁福官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徐立莎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肖仁福的小说聚焦官场，贴近现实，善于从多种角度来塑造官场中的人物形象，展现他们在复杂处境中所进行的痛苦挣扎以及人生命运的进退沉浮，并能够站在人性关怀的精神立场上，挖掘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内涵，试图为他们寻找灵魂的寄托载体。

肖仁福；官场小说；官员；人性关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一时间出现了“官场小说”的创作热潮，这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湖南作家王跃文、阎真、肖仁福等都是书写官场文学的重要作家，三者中， 肖仁福发表和出版的数量最多，他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熟知官场中的复杂环境，善于以事写人，书写官员政事人情一类小说[1]。

一 权、钱、色诱惑下官场中人的痛苦挣扎

权力、金钱、美色是人性欲望的映射，在官场中，三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人物命运的复杂性。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使肖仁福笔下的官员大都在“好官”与“坏官”的边缘线上进行着痛苦的挣扎，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发现作者心中寄托着一种“好官情结”。这种“好官情结”源于作者对建立一种好官机制的渴望，深处官场中，他知道做一个好官很难，更何况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官，所以在作品中，他将这种情怀寄托在为官者身上，力图在被权钱腐蚀下的奴性中寻找健康人性，这种思想离不开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官运》中的高志强便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具有复杂人性的官员。高志强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具有活力和心机的复杂人物。一方面，高志强是一个健康的正派角色，是作者心中的好官形象，面对权势，他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意识到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约束、责任和义务；面对金钱，他能自持，对于别人送的“牛皮纸信封”他都送到廉政办去，自己只留个收据，处处做到谨慎小心；面对美色，对于他一直深爱着的挚友戴玉兰，他能够“时刻提醒自己使命在身，可不能因为一时的异念而影响了自己的大事。”[2]另一方面，他也难免要耍弄点权术，用权力来捍卫权力。他也笼络民间商人、矿工，联合旧情人戴玉兰，为自己的一步步向上爬进行精心安排。在复杂人性中，作者将高志强塑造成一个正面人物，他的人性没有被官场扭曲，权力、金钱和美色也没有使他的灵魂泯灭，自信与目标时刻制约着他，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官场政治的希望。

《位置》中的沈天涯是作者极为喜爱的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太多的真实情感。肖仁福说：“在沈天涯身上倾注了太多我对机关人的理解、同情和怜惜。”[3]然而，沈天涯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人物，首先在权势上，他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当上预算处长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难免也要耍点小聪明，比如为搞垮对手徐少林，他竟然去别墅偷拍徐少林与风月女子的私情。但是当上预算处长后，沈天涯并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感觉相当沉重，甚至有些鄙视自己，这说明沈天涯并不是一个小人。当从预算处长的位置上跌下来后，沈天涯并没有自暴自弃，相反学会反省自己，重新给自己定位，选择投身于为民造福的地方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去。面对金钱，他没有同流合污，当楠木村村长为了报答沈天涯给村里解决经费、办学校和改水问题送他2000元红包时，他多次拒绝并给邮回去，他懂得村里弄点钱的不易。面对美色，沈天涯能扮演好“好丈夫”的形象，虽然罗小扇是自己情感的寄托，但是他知道维持家庭的和睦是他更重要的责任。从这三方面可以看出沈天涯的确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好官形象。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肖仁福对女性的刻画，他笔下的女性不同流俗，她们不再是男性的玩物，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她们对故事的展开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全面塑造官员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肖仁福笔下的女性不管是事业型的女性还是风尘女子和服务小姐，肖仁福都使她们带有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体现出作者对女性的同情和理解。《官运》中的戴玉兰、《位置》的罗小扇、《仕途》中的李雨潺等一方面扮演着红颜知己的角色，一方面又是事业型女性，是高志强、沈天涯、乔不群这些政府官员的背后支持者和得力助手，是他们在官场中能平步青云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塑造这些女性，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作者笔下的这些“好官”形象；肖仁福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底层的女性形象，他们或为妓女，或为服务小姐，但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都为塑造人物形象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官场叙事的一个道具，彰显了作者的一种悲悯情怀。《心腹》中的丁雨亭虽然是一位风尘女子，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信守诺言、反抗黑暗的侠义精神。肖仁福官场小说中的女性文化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作者同情女性，愿意用小说来美化女性，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对人性平等的关照。

肖仁福能够挖掘人物的内心深处，对权力、金钱、美色等特定环境下的人性进行真实和深刻的描写，展现官场中人物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碰撞的冲突中精神上的痛苦挣扎和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二 民间与官场交锋下人物命运的进退沉浮

虽为官场小说，但是肖仁福并没有单纯的只塑造官场文化，作者写作态度是立足民间立场的，能够将民间文化巧妙地融入到官场文化中，同时在民间文化和官场文化的激烈交锋中通过对官员形象的塑造来表现他们人生的进退与生命的沉浮。

在肖仁福的笔下，农民可以看作是民间文化的代表，他们不再是仅仅作为一个沉默的对象备受压迫，而是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影响着官员的命运。《官运》中的高志强能够实现自己的计谋，走上市委书记的职位，这离不开以郭三、郭宝田为代表的农民们的帮助；当为官者丧失民心的时候，农民又是制约他们的强大力量。当处在市委书记高座上的高志强与牛副书记联合想要控制官场局面，图谋进行官场布局，任命雷远鸣的时候，余英杰等人充分意识到了农民力量的重要性，高高举起农民的旗帜，最终冲击了官场体制，牛副书记和高志强等人因此受到惩罚，高志强也失去了一直争夺的书记职位；当民间力量与官场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民间力量最终胜过官场势力。在面临换届选举时，毕云天虽然服从组织要求自动放弃被选举权，但是最终还是无法阻挡民众的力量，顺应民意当选。这些充分显示的是民间力量的登场，民意不可违，官场要顺应民意，与历史共进退，这体现了肖仁福在官场之外对民间力量的关照。另外，肖仁福也通过书写农民与政府官员心理活动的差别来展现民间文化与官场文化的激烈交锋。《位置》中的沈天涯在给楠木村拨款修路、修学校时，农民为他刻名表示感谢，沈天涯却认为这样做不是在表彰自己而是在讽刺、陷害自己，农民只是纯粹的出于感激，而沈天涯却对此极为紧张。作者以突入现实的笔法刻画了农民与官员看待事情的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化的纯洁和官场文化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民间文化精神中的侠义文化精神来塑造官员形象。侠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不同于儒佛道文化的相对模糊的文化概念，往往与《水浒传》中的英雄行为相联系。当下，我们所说的“侠义”往往是正义、智慧的化身，是一种被民间所称赞的精神美德。侠义文化也是对人性的刻画，人性是侠义文化的逻辑起点。侠义文化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表，本应处于官场文化的对立面，而肖仁福却将其运用到官场小说的创作中，而且融合的恰到好处，可以说这是肖仁福对官场文化的独特贡献。肖仁福之所以将侠义文化和官场文化相融合，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肖仁福年轻时代所生活的湖南邵阳有着比较浓厚的宗教观念，惩恶扬善的原始文化和神巫文化成为他最先接触的民间文化，他对民间文化有着浓浓的深情，后来他的官场小说多是站在民间立场来进行写作的，侠义文化的书写也体现作者对官场黑暗腐败的不满和对积极健康人性建立的一种追求。肖仁福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侠义精神的政府官员或者社会底层人们，他们虽然身份不同，却都有着公平正义的侠义精神，这在《官运》、《待遇》、《仕途》、《位置》等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官运》中具有侠义精神的代表是毕云天，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好官情结，也寄托了一种追求自由、背离规范的民间文化精神。在处理绑架邓局长的中学教师事件时，毕云天站在了民间的立场来进行评断，“这个姓邓的也太不是东西，换了我毕云天也会来这一手的”[2]。虽然他担负救邓局长的责任，但是内心却对其行为不满意，而对中学教师们索要被骗的集资款的行为予以同情和理解。还有在抓拿潘成龙的行动中毕云天表现出活脱脱的江湖侠义风范，他与通行的检察院的干警以兄弟相称，放下市长的威严架子；发现潘成龙的行踪后，将其强行带上车，行为像公安局出身。这表现的是一种江湖作派和侠义气质，从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毕云天身上所具有的民间侠义精神。肖仁福继承了《水浒传》中的侠义精神[4]，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其赋予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展现自己对民间侠义文化精神的追求，对官场中道德良知的缺乏、人性欲望的放纵、权力体制的尖锐的批判，对当代建立和谐社会、呼唤健康人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官场文化和民间文化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是它们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没有哪方可以独立存在于社会中。肖仁福正是看到了民间的力量、民间文化的精华、官场和民间的复杂关系，看到了两者对展现官场中人物命运的进退沉浮的重要影响，才使作品内涵更为深厚，为枯燥无味的官场生活增添生机。

三 宗教文化——人物心灵的寄托载体

肖仁福深处官场环境中，作为一名机关人员，他深深理解和同情机关人的酸甜苦辣，他的官场小说都潜在的隐藏着一种宗教文化的气息， 以此来表现内心中的一种人性关怀和悲悯情怀。湘西南的地域文化环境、民风民俗、文化精神以及他的农村底层生活经历使他笔下的这种宗教文化主要表现为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成为他通过小说来观看官场和社会人生的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官场中人灵魂寄托的载体。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意在培养有觉悟的人。佛教文化中的一些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征兆等被肖仁福巧妙的运用到官场小说中。官场本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所，肖仁福将佛教文化融入其中，意在使小说变得温和朴实，人物心灵得到安抚，使其负载自己的思考和追求，以此来关照社会和人生。

佛教文化在肖仁福的诸多小说中都有体现，《官运》、《待遇》、《仕途》、《脸色》等作品中都蕴含着浓郁的佛教文化精神。由于官场中人物命运的不稳定性，使深处官场中人备受沉重的压力，内心充满恐惧和担忧，而佛教恰能缓解内心的压力，这便促使佛教文化成为官场知识分子寻找心灵安抚的重要途径。《官运》中的毕云天是一位熟知佛教文化的官员，他以谈佛为话题来拉近与潘成龙家的老太太的距离，他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和老太太的“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显示出两者的不同心境和情怀[5]。《待遇》的故事结局仿佛人人都得到佛的净化，杨家山深受佛教文化影响，有了悟性，主动辞职，他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能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6]；冯国富受佛教文化的感染慢慢看透了官场的一切，看淡了权力的角逐，获得了心灵的安抚，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身边的人。佛教文化中蕴含世间充满苦难的思想，认为众生不能自我主宰，只有通过自我觉悟才能摆脱苦难，作者运用佛教文化意在传达自己的官场感悟，为官场中人寻找一条精神救赎的道路。

作者能够将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应用到小说创作中，以人物的内心变化为立足点，以人物的生活细节为填充。在此基础上，善于从多维度来塑造人物形象，以事写人，在讲述故事中分析人物的心理，这是小说的独特之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站在人性关怀精神高度上来为官场中人寻找出路，这正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以及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1]聂茂.民间立场的书写理由[J].芙蓉杂志,2007,(3).

[2]肖仁福.官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3]肖仁福.位置[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4]龙其林.侠义文化精神与肖仁福小说[J].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10,(2).

[5]龙其林.佛教文化与肖仁福小说[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11,(4).

[6]肖仁福.待遇[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I207

A

1673-2219（2014）06-0068-02

2014－02－01

徐立莎（1988－），女，山东诸城人，中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