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论：弗莱文学人类学思想的形成

朱 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一 文学循环论

在《批评的解剖》第一篇论文《历史批评：模式的理论》中，弗莱分析了大量虚构作品，并根据主人公与自然，与我们之间行动能力的比较，列出了5种文学模式：

（1）关于“神的故事”即神话，指主人公在能力上超过普通人及自然环境，则主人公是神祗。这类故事在文学史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通常不列入规定的文学类型之中。

（2）关于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指主人公的行动能力上高于普通人，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所处环境，某种程度上仍具有神祗的影子，主人公是传奇中的典型人物。这类故事大都重墨渲染主人公如何奇迹般地违反自然规律，是神话向悲剧与喜剧之间的过渡。

（3）关于大多数史诗和悲剧，指主人公仅在程度上优越于其他人，但并不能征服他所在的自然环境，这类主人公则是人间的首领。他的认为形象具有权威性与绝对力量性，但是他的一切仍然服从自然规律并受社会环境的制约。

（4）关于大多数现实主义小说和喜剧，指主人公既在程度上与其他普通人一样，更不优越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主人公是普通人之间的一人。

（5）关于讽刺类型的小说，指主人公在行动力与思维力上都低于普通人，通过对他们的受欺凌、遭受挫折或行为荒唐可笑的境况描述使普通人同情他们的境况，反思社会的现实。[1]P45-47

弗莱在文学模式理论建立的基础上，发现欧洲一千五百多年来的文学创作重心是按照神话——传说——悲剧——喜剧——讽刺的顺序变动。中世纪前，神话是文学创作的唯一表现，到我们能掌握的文学的时代，大部分已从神话过渡到传奇文学模式。传奇分为描写骑士、豪侠阶层和圣徒两种类型。发展至文艺复兴时期，“高模仿”类型的主人公占了主要地位，悲剧为主的体裁多数表现为戏剧与民族史诗。随着新的社会财富阶层引进的新文化，出现了以“低模仿”主人公为主的戏剧，近一百多年，又由严肃文学趋向于讽刺或反讽的模式。至此，文学经过了一个有序的模式变化，弗莱根据这个变化发展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系统，建立了文学循环论。弗莱的文学循环论深受斯宾格勒的新历史主义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思想影响。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一种“宏达叙述”的视野描述“文化的圆圈，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最终走向死亡——就这样完成其生命的循环周期，而不同文化的这些圆圈，就构成了世界历史或历史世界的完整图像”[2]P32。他认为，文化是自然循环中的有机体，它也符合大宇宙运动的周期性命运或生命的循环规律。世界历史并非简单的直线条发展，而是随着各种文化的生息幻灭而循环变化的。其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周期。世界历史因此也形成了一副盈亏循环的图像。这种文学整体进化观，为弗莱总结的文学自然循环观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而弗雷泽在《金枝》中，大量引用材料说明关于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与神话及祭祀仪式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引导了弗莱的循环说。

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周期循环，从自然界循环得到启示，弗莱也将文学叙述的结构也归纳为四种基本的模式类型，与春、夏、秋、冬四季一一对应，其中与春季对应的是喜剧、与夏季对应的是传奇、与秋季对应的是悲剧、与冬季对应的是讽刺。四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在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分别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神话构成文学构思的一个极端，自然主义构成另一个极端，两者之间则是传奇的整个领域，弗莱将反讽形式看作是对神话的一种回归。传奇文学区别于“现实主义”，表达的是理想化的世俗生活以求使文学内容程式化。与此同时，又是神话向世俗生活的过渡。

弗莱的文学循环理论是对文学类型的归类并从中找出其共性及其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他文学原型理论批评的主要内容。从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中，神话是所有文学模式的原型，基本的文学结构或程序存在于神话之中，其他文学形式都是“移了位的神话”。因此弗莱对神话原型的对应归类为：喜剧，主题大多为神的诞生于恋爱；传奇，大多描述神的历险和胜利；悲剧，说的是神的受难和死亡，讽刺，则是神死后尚未再生的混乱的阶段。四种文学形式围绕神的生死轮回描写依次衔接起来，构成一种运动的封闭式的环状结构。

弗莱收集和整理了欧洲两千多年文学历史中最常出现的文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西方文学史上的循环有机体。从发生、成长、衰落到死亡再到重生的循环模式，他认为欧洲文学已经经历了以上循环的五个步骤。“中世纪以前，是神话时代，文学隶属于民族神话。中世纪是传奇文学的时代，有两种形式，一种描写骑士阶层及其豪侠行为的世俗传奇，另一种是描写圣徒的宗教传奇，两者都渲染主人公如何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以提高故事的趣味性。文艺复兴时代是高模仿的时代，主要以悲剧和民族史诗为主。后来，中产阶级的文化带来了低模仿类型。一百年间，多数严肃的文学作品都不断趋向于讽刺文学的形式。”[1]P95

弗莱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具有一种讽刺向神话回归的倾向，但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比如，在原始神话中，神能支配人与兽，他们之间能随意转变并具有可逆性，神是具有超能力的。而在卡夫卡的讽刺小说《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却无法回变成人，这其中表现了现实社会中人的无可奈何，是一种真实写照。但是，弗莱在提出这种循环论的过程中，忽略了对这种回归神话与古代神话之间的区别，古代神话中充满了对人间真善美的描写，字里行间也无不透着诗意，讽刺小说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不再表示对自然的崇敬与赞美，而是通过对荒诞可笑的人物描写，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说明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神话到现代小说。试图从宏观上归纳出文学发展的有序规律。文学循环理论是《批评的解剖》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因为文学循环论突破了文学形式传统的直线型发展的思维模式，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发展史，以文学事实表明文学现象的循环出现。虽然弗莱的文学循环论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但对文学视域的把握以及对文学传统的颠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以弗莱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学科从此登上舞台。

二 语言循环论

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这一著名论著中，弗莱归纳出了不同时期语言的特点，并推理出另一种循环理论——语言循环论。他首先对人类语言的概貌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综述。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着不同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翻译成共同的意思。人们无需求助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之类的概念，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类传真的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共同的可理解性和交际性。人类的语言系统是共通的，可以通过翻译将词语理解放置于同一个意识理解结构中，却又超越了哲学模式所使用、影响、限制但并不完全决定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的局限。弗莱提出的语言系统循环，参考了维戈（Vico）所提出的人类文学历史发展循环的三个时代即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及凡人时代，而后又回到起点，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理论。弗莱最初提出的是三种写作方式，而后想到人类在能进行交流一起是通过符号进行交流的，因此转换为：寓意文体时期的“诗体的”语言；神圣文体时期的“寓言的”语言；通俗文体时期的“描述的”语言。弗莱归纳的语言系统除了与写作有关系外，还为圣经在语言系统发展史中的独特地位提出了思考。

寓意文体时期的“诗体的”语言主要包括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文献，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荷马史诗，以及大部分旧约圣经。之所以称作寓意文体时期的“诗体的”语言，是因为这一时期将词语当作特殊的符号，相对来说弱化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沟通的一种共通力。这一时期的词语，只要人们使用便能拥有词语表达的某种能力，例如，知道一个神灵的名字就能获得某种对他的支配能力；为他人取名就能影响其性格；武士出征时，高喊的口号，也是为了获得喊出口号的能力。这一阶段中，词汇都是具体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抽象词语。“它们都牢牢地和那些与形体变化过程或具体客体有关联的物质现象栓系在一起”[3]P23。

神圣文体时期的“寓言的”语言是从柏拉图到16世纪使用的语言。这一阶段的语言以文化为主，在当时所在的社会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威。发展至这一阶段，语言更具个体化，词汇基本上变成了将内心的思想或想法公开出来的表达方式。弗莱认为柏拉图突破了语言原型的表达方式，将“诗体的”语言带入到了辩证的阶段，使思想和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分离。并在某些方面高于自然界。

通俗文体时期的“描述的”语言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基本同时产生，大约在16世纪。到了18世纪，语言就具有了文化优势。这一阶段的语言主体把自己暴露在客观世界中，主体独立于客观世界。弗莱指出，思维感觉经历的提升转化，所有的演绎过程越来越从属于回忆的伺服机构。通俗文体时期的“描述的”语言主要是描述客观的自然规律，以真实为模型根据相似的原则把通过词语所要获得的想象勾勒出来。语言的结构能够做到与所描述的对象很接近。因为客观社会现实的变化，过去不占优势的普通语言已成为如今的文化主流。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又促使以往的错误得以修正。

不同时期的三个语言阶段都各具优缺点。寓意文体时期的“诗体的”语言可以之间生动的加以运用，荷马史诗就是这一时期生动语言的代表，这种语言特点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在以后的时代中始终没能再出现。但是这一阶段的语言受到了自然的限制。神圣文体时期的“寓言的”语言摆脱了自然的限制，但演绎推理的方法没有带来丰富的语言内容。通俗文体时期的“描述的”语言随着科学的发展达到了对客观世界的高度认知，呈现了一种前人无法想象的绚丽多姿的客观世界。但这类语言具有看客观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想象。

“从荷马时代至现代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走完了一个巨大的语言循环。在荷马时代，词语使人联想到事物，而在我们的时代则是事物呼唤词语。而且我们就要开始另一个循环了，因为我们现在似乎又一次面对一个主体与客体都共有的能量，它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隐喻来加以文字表达。实际上，许多隐喻的因素正在我们的语言中重现。”[3]P32弗莱建立的语言循环论像他的文学循环论一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对传统的再创造，并不是周而复始的环形结构，是不断发展甚至更替的，因为“我们或许正在进入一个理解语言的全新阶段”[4]P807。

在弗莱看来，《圣经》是区别于前三种时期语言的第四种表达形式，圣经语言具有独特性与超越性，对其后数百年的文学和英语语言都具有启示意义。圣经语言虽然起源于寓意文体时期，但他超越了这一时期大多“诗体的”语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它已具备了神圣文体时期类比的语言特征，及通俗文体时期的描述性的语言特征，虽然这种描述语言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在体裁上，圣经既不是纯粹的诗，也不是纯粹的散文，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特体裁，既有诗的韵文也有散文的节律。

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和文学循环论是他对文学批评领域作出的最杰出贡献。弗莱的理论，大都基于对人类文学的探索，对人性本质的关怀，显现了他对文学与人类学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弗莱不断探索，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其演变的特征，从宏观上揭示文学本身的运动发展规律。打破作品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界限，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集中于“原型”概念中来。这一开阔的研究视野是对文学批评领域的狭隘性和封闭性的一种突破，也为我们认识文学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有重大的意义。弗莱从文学、语言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推理出文学循环观及语言循环观，不可不称之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创新。

[1]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3]诺斯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义,樊振帼,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李万钧.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