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屚壶盖铭与汉晋句屚县

蔡红艳

（南开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西汉屚壶盖铭与汉晋句屚县

蔡红艳

传 世的西汉铜壶盖铭“ 屚”字 是汉晋句屚 县的省称，可见这件铜壶应是 西汉句 屚县衙署铸造和使用的酒器。这件铜壶盖的发现， 为研究汉晋时期苟 屚县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句屚县；铜酒壶；汉晋时期

（南开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洛阳文物收藏学会收藏有传世的西汉有铭铜壶盖一件，未见著录。这件铜壶盖的发现为研究汉晋时期苟屚县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该铜壶盖的盖身呈圆形，下沿内收作子口。盖顶隆起，上端置有三个高耸的鸟形环钮。形制厚重，铸造精美。通体布满草绿色锈，间以土黄色锈斑。可惜壶身已经丢失。直径17.5、下口径 13.7、厚 0.35，通高10.4厘米。重0.915公斤（封二图一）。颇为重要的是，在壶盖口沿上横刻铭文：“屚。重三斤十一两。”共1行7字（封二图二）。

铜壶是我国古代盛酒的器皿。这件铜壶盖的篆书铭文，带有浓厚的隶书风格。顶部高高竖起的三鸟形环钮，与洛阳西工 131号战国中晚期墓出土狩猎纹铜壶和陕县秦至汉初墓葬M3002:22号铜钫盖上较低矮的环钮明显有别[1]。而与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铜敦盖上的三环钮却颇为相似[2]，明显具有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因此，这件铜壶盖当是西汉前期我国南方地区铸行的酒器。

壶盖铭文中的“屚”字，商周秦汉金文未见著录。它的上部从尸、下部从雨，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仓屚朽禾粟”句“屚”字的构形相同[3]，故当是屚字。因此字与下面的记重铭文之间，存在着较长的空隔，当有其独特的含义。《说文·雨部》说：“屚，至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那么，“屚”字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件铜壶盖上的“屚”字，是否与我国古代计时的屚壶有关？漏壶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屚”，通作漏。《玉篇·雨部》说：“屚与漏同。”段玉裁《说文·雨部》注：“屚，今字作漏。”可以为证。《说文·水部》：“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节。从水、屚，取屚下之义。”《周礼·夏官》记载的“挈壶氏”，就是掌管“悬挂漏壶”来计算时间的职官。

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漏壶，都是西汉时期的遗物。这些漏壶均作圆筒形，下有三足。盖呈平顶，多有方形提梁。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墓出土的铜漏壶，就是其典型的代表[4]。然而，从这件壶盖的形制来看，与其配套的铜壶应是侈口、长颈鼓腹、平底圈足，当与河南淅川徐家岭十号楚墓岀土编为M10:72号铜壶的形制相似[5]。由此可见，这件壶盖与西汉漏壶盖的形制判然有别。换句话说，这里的“屚”字，肯定不是指漏壶讲的。

我们认为，壶盖铭刻中的“屚”字，当是我国古代的地名。这种在铭文开首刻写地名，而后刻记器物容量、重量的辞例，在西汉铜器铭文里屡见不鲜。例如：

1.雍一斗鼎铭：“雍，一斗。”[6]

2.湿成铜鼎盖：“湿成（隰城）铜鼎，盖重四斤。”[7]

3.废丘鼎盖：“废丘。一斗少半斗，重三斤。甲四。”[8]

4.陕铜灯铭：“陕。五斤十一两。”[9]

这些器物铭文中的“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隰城”（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废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陕”（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境），都是铸造和使用这些器物的官府名称。因此，这里的“屚”字，也当是铸造和使用这件铜壶的官府名称。

秦汉青铜器铭文中的地名，大都是京师、宫馆以及郡县官府的名称。因西汉王朝未见有以“屚”为名的宫馆，故这里的“屚”字当是郡县的名称。在西汉王朝设置的郡县里，名称有“漏”字的，共有三个县：

1.西汉牂牁郡设有“漏江县”。《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有“漏江县”。《水经注·叶榆水》：“东经同并县南，又东经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岀蝮口，谓之漏江。左思《蜀都赋》曰：‘漏江洑流溃其阿，汨若汤谷之扬涛，沛若濛汜之湧波。’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可知“漏江县”因漏江而得名，在今云南通海县境。

2.西汉牂牁郡有亦“漏卧县”。《汉书·地理志》“牂牁郡”还有“漏卧县”。《集解》引应劭曰：“故漏卧侯国。”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成帝何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兴兵相攻。”牂柯太守陈立果断处决夜郎王兴，以兴头示众。“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漏卧县”就是漏卧侯的封地，在今云南省罗平县南。

3.西汉交趾郡设有“句屚县”。《汉书·地理志下》“交趾郡”有“苟屚”县。颜师古注：“屚与漏同。”“苟屚”县在今越南北部地区。《后汉书·郡国志》“交趾郡”有“苟漏”县。刘昭补注说：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阳王国。”“苟”，通作句。这个县名，本作“句屚”。《晋书·葛洪传》作“句屚”。是其佐证。公元前285年，秦国灭掉蜀国（在今四川、重庆地区），蜀王的后裔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构筑城池，建立政权，自号“安阳王”。约在公元前180年前后，南越王赵佗设计攻灭“安阳王”，并在雒越地区设置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掉南越国，以其地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交趾、九真七郡[10]。因此，西汉交趾郡辖属的“苟屚”县，早在南越王赵佗建立交趾郡时，可能就已设置。

从我国古代的书写习俗判断，上述三县名称可省写为“屚”的，最有可能的当属句屚县。这不仅是因为壶盖铭“屚”字，与该县名“屚”字在史籍中的多数写法相同；而且“句屚”之“句”，本是发声辞，书写时可以省略的缘故。《左传·宣公四年》载：“盟吴越而还。”孔颖达疏：“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汉书·地理志下》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於越’也。”《春秋左传·定公五年》载：“於越入吴。”杜预注：“於，发声也。”《逸周书·王会解》载：“姑于越纳。”“于”，同“於”。是“於越”之“於”，亦为发声辞。在东周铜器铭文里，吴国常称为“吴”、“攻敔”或“工䲣”。例如：

1.吴季子之子逞剑：“吴季子之子逞之元用鐱（剑）。”[11]

2.攻敔王光剑：“攻敔（吴）王光自作用鐱（剑）。”[12]

3.工䲣王剑：“工䲣（吴）王作元巳（祀）用鐱（剑），乂江之台，北南西行。”[13]

这里的“攻吴”、“工吴”，古音均读如“句吴”，皆可省作“吴”。凡此都说明交趾郡的“句屚”县，亦可省作“屚”县。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书写习俗的反映。由此推测，这件铜壶盖有可能是西汉“句屚”县官府使用和拥有的盛酒器皿。

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283－363），曾希望出任“句屚令”。据《晋书·葛洪传》记载：东晋咸和（326－334）初年，大儒干宝向成帝推荐葛洪任“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句屚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姪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嶽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虽然东晋道教代表人物葛洪希望出任“句屚”县令的愿望未果，但这件事情说明汉晋时期的“句屚”县，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重三斤十一两”，是指这件壶盖自身的重量。西汉时期一斤为十六两，合今250克。“三斤十一两”约合今921克。经我们实测，这件壶盖的实际重量是915克，与自铭的重量基本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汉晋交趾郡辖属的句屚县，约自公元前180年设置，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代（581－617）被废置，共历时700余年。然而，目前尚未发现句屚县衙署遗留下来的文物器具。也就是说，这件铜壶盖是目前句屚县衙署遗留下来年代最早的文物珍品。特别是自五代晚期以降，句屚县所在的地区逐渐从中国版土中独立岀去，现在越南人民共和国的境内。由此可见，这件铜壶盖的发现，为研究汉晋句屚县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说明：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阎爱民教授和蔡运章先生的指导帮助，特致谢忱！

[1]蔡运章等.洛阳西工 131号战国墓[J].文物,199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3,图一○五,彩版二.

[2]国家文物局.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墓[A].200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65.

[3]汤余惠.战国文字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766.

[4]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130-13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J].考古,1972,(1).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M].郑州:大象岀版社,2004:彩版六八.

[6][7][8]孙慰祖,徐谷甫.秦汉金文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29,74,79.

[9]洛阳文物收藏学会藏品.

[10]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人民岀版社, 1995:171.

[11][12][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640,11620,11665.

K87

A

1673-2219（2014）06-0087-02

2014-01-02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秦汉日常生活”（项目编号 12JJD770020）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是该项目的参与者。

蔡红艳，女，河南洛阳人，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