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台湾]洪忆青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台湾]洪忆青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诸葛亮于隆中对策所提出的北伐战略，是较具理想战略意义的，但是现实的改变造成此战略设计无以实现。因此史实上诸葛亮的首次北伐行动，是在配合现实条件下所设立的战略，并且出于各种考虑，诸葛亮没有采取较具野心的“子午谷方案”，该文以最早的隆中对策战略构思为基础，尝试解释其后夷陵之战与北伐行动之意义。

隆中对；北伐；夷陵之战；子午谷；诸葛亮

在三国时代后期，各国间最庞大的军事行动要属蜀汉丞相诸葛亮所进行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概念很早就已成形，《三国志 ‧诸葛亮传》的隆中对策已经确定“北伐”是蜀汉建国以后的既定方针：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P913

隆中对策所提议战略方针，与日后各国情势以及诸葛亮实际的北伐行动不同，这里必须详细谈论。首先，诸葛亮是以刘备政权握有荆州与益州的前提进行战略规划，在战争之前先联络西凉地区的羌人，最佳情况是响应我方，背叛曹氏政权；最低限度也该让羌人保持中立，避免敌方增强防守军力。这是分化曹氏政权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曹操的边境地区，是以吸收外族让其代替本国军队驻扎的方式减少国防成本，而诸葛亮便认为应该先争取西凉羌族的好感，以使进军长安的军事阻力减至最小。另一方面则要巩固成都后方的安全，即南中地区，西汉时代虽然汉武帝征服西南诸夷，使该地区纳入汉帝国的直接版图，但是一直到东汉末年，此地区叛服无常，无法有效控制。如果诸葛亮知道透过分化西羌来削减敌人实力，敌人自然也会想到鼓动西南夷威胁蜀汉后方，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在诸葛亮初次北伐之前，他先进行南征，平定大后方的秩序后才展开长期的军事行动。此外，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强调，北伐行动必须兵分二路，一路以荆州为基地，攻向河南、洛阳，是奇兵；另一路则以益州为基地，攻向汉中、长安。就战略布局上，此计划非常高明，因为诸葛亮也在隆中策中强调孙吴只能引为外援，不能开启战端，主要的理由也体现在刘备过世之后的国力差距问题上，因为蜀汉必然是三国之中国力最小的国家，其次是孙吴，而曹魏占地广大，且土地开发远较当时的蜀、吴两国更盛。蜀、吴相争只会让曹氏得利，而蜀汉以单独一国之力绝对无望与曹魏争锋，这点吴国也是。然而两国只要结盟，展开多向联合作战，必然可以使曹魏疲于奔命，无法使兵力集中。在隆中策原来的北伐规划中，蜀汉负责两线，即汉中、长安攻势与洛阳攻势，孙吴依照日后的进军行动来看，仍是以合肥地带的濡须口最具可能性。试想魏国要同时应付两国三个路线的战争，很难可以做到寸土必守，且诸葛亮指出，战略时机在于“天下有变”，乘变发兵，必然使刘备的汉室身份在战争中起到争取敌方民心的效果。因此在这套战略布局下，北伐曹氏匡复汉朝的实现可能相当高。

然而实际情况远不如诸葛亮隆中对策所设计的那样理想，荆州乃要冲之地，刘备虽然先据有荆州四郡等地，但是孙权也极力想要夺取此地区。建安二十年，在刘备正式获得益州之后，孙权希望刘备兑现过往的外交承诺，把荆州让出来，但是刘备却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来回应，于是孙权发怒，派兵袭取长沙、桂阳、零陵等郡，刘备之后引兵五万驻扎公安，孙、刘双方等同于正式交战。[1]P883双方不合必然使曹魏可以图利，就在同年，曹操击败张鲁，夺取汉中，刘备才勉强与孙权分治荆州，结束交战状态，回防益州。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以法正的谋略击败曹将夏侯渊，夺取汉中，自封汉中王。汉中已得，隆中对策中的左线长安攻势算是完成一半，但是随即刘备派驻在荆州的关羽军团被吴将吕蒙击溃，刘备丢了手足大将关羽，在荆州的据点全部失去，孙、刘双方又再度交恶。此时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北伐中线—由荆州向洛阳的攻势，基本上已失去可能性。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禅让，曹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消息传到成都，有人说曹丕代汉的同时，汉献帝也被曹丕杀害了。刘备信以为真，根据这些传言，汉室行将覆灭，因此来年，刘备以献帝遇害为由，宣布自己为汉室正统继承人，延续汉祚。如以隆中对策来看，此时正是“天下有变”之际，但是刘备并不打算趁此时机北伐曹魏，反而打算举兵全力攻打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诸葛亮针对此决定有何意见的记载，但是根据《云别录》的记载，赵云有对此向刘备提出谏言，其意见大抵同于隆中对策的方针：

孙权袭荆州，先主大怒，欲讨权。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先主不听，遂东征。[1]P950

赵云所劝谏的内容，大约即是隆中对策的乘变起兵，按照对策所言，魏国新立，忠于汉室的朝臣百姓仍在，此时兴兵攻魏，响应者一定很多；至于攻打孙吴，则是不智之举，因为一旦与孙吴交战，战场由于是单向作战，因此势必会导致旷日废时，且无法抽身。如果魏国利用此时稳定民心，那么北伐就丧失宝贵时机了。刘备没有听从这样的意见，执意以全国之力伐吴。就结果论而言，刘备于夷陵失败，折损大量军力，使日后诸葛亮的北伐行动先天上就长期缺乏足够兵力，是一个惨痛的代价。然而刘备这样的决定真的是错误的吗？回过头想，以刘备建国蜀汉的时间点来看，荆州已失，北伐只剩由汉中往长安单一路线，并且本来只据有荆、益二州的领土此时又去掉其中一半，只凭一州的人力、物力不要说北伐，如果孙、曹双方连手，可能国家就要灭亡了。就算以外交稳定孙吴的动向，但是长期下来，国力差距会越来越明显，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因为物质基础上的悬殊而无望成功。刘备一生戎马，见识过东汉末年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他很清楚如果荆州不能取回，任何其他计划都没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推翻隆中对策的联吴抗曹设计，趁魏帝曹丕新立，忙于稳定内部之际，将手上蜀国所有精锐大军一举伐吴。此计划战略意义应当在于，如果战争行动顺利，将可摧毁吴国主力军队，把吴国趁势吞并，完成南北抗衡的战略形势，这其实是早在刘表过世前由吴国鲁肃所提出的二分天下之计：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指孙权)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1]P1268

鲁肃的战略是保持孙吴原有的地理优势，即以长江为天险据守，然沿着长江而上夺取中游的荆州与上游的益州，如此便可与北方势力抗衡。刘备的伐吴就战略而言，应该也是打算吞并吴国以取得足够的土地跟人力，此时就不需要以吴为外援来抗曹。虽然夷陵之战刘备大败，损失大量人力，但是以战略眼光来看，刘备绝非只是为了报关羽之仇而用兵。事实上也只有伐吴作战成功，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北伐战略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我们再回头看史实上诸葛亮的北伐行动。

蜀汉建兴元年，刘备刚过世，南中地区爆发叛变，诸葛亮以君主新亡加上夷陵大败，军心与人力还未恢复，因此未再开启战端。建兴三年，诸葛亮以九个月的时间平定南中叛乱，接着于建兴五年于汉中建立完整的战略中继据点，来年展开首次北伐。

关于第一次北伐的战略方针，由于不可能实现隆中对策的多向进军，因此只能以汉中为基地，往北进攻。这样的北伐单线作战其实就战略而言相当不利，一来是出兵路线易于掌握，二来是补给线过长运输困难，三来是蜀汉国力有限，禁不起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如能以奇兵制敌，战略目标才能完成。而《魏略》记载了蜀汉大将魏延提出的奇袭计划，我们姑且称为“子午谷方案”：

夏侯 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 楙少，主 壻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 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1]P1003

这个方案与诸葛亮的先取陇右再图东进的构思相反(姑且将诸葛亮的计划称为“陇右方案”)，先以奇兵袭取长安，然后长安据点稳固，则曹魏军力便无法援救陇右一带，则“咸阳以西”可不攻自降，如此则断曹魏一臂。如以日后陇右魏军的考虑来说，“子午谷方案”确实有较好的战略意义。首先，在刘备死后，蜀汉数年间都没有在北方有大动作，因此曹魏对于西北国防有所轻忽，此时出兵北伐，无论是“子午谷方案”或是“陇右方案”，曹魏一时定是反应不及，无法马上派兵支持，因此一定会出现投降蜀汉的西北郡县，然而“陇右方案”是平陇右然后再挥军向长安，这给予曹魏缓冲的宝贵时间，因为长安这个战略中继点并没有失去，反过来说，蜀汉之得陇右，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陇右距离汉中远而离长安近，蜀汉如要挥军东向，就没有足够的兵力驻守陇右；如只取陇右，曹魏军队只要切断来自汉中的补给线，蜀汉在陇右的军队定然崩溃。史实上采取“陇右方案”的诸葛亮正是因为街亭失守，蜀军后路可能被截，诸葛亮只好退兵汉中。

事实上任何军事计划都存在风险性，史实虽然告诉我们“陇西方案”功败垂成， 并且实际上它离真正战略目标的完成还很远，因为陇右诸郡并没有全面降伏，而曹魏援军已经前来，蜀汉在街亭失守后只能撤军，并且从此曹魏知道蜀汉有北伐的打算，加强该地区的要点守备，诸葛亮之后的四次北伐也都无功而返，就战果来说也没有超越第一次北伐天水三郡的投降。然而“子午谷方案”在拿下长安后，假如陇右魏军选择坚决抵抗，等待东方的友军前来支持，那么长安很可能会面临双面包围，这或许也是诸葛亮不得不考虑到的设想之一。诸葛亮之所以宁愿采取保守平稳的战略方针，也是因为蜀汉无法承受第二次如夷陵之战那样伤亡率庞大的损失，因此“陇右方案”的基本定位是攻守有据，至少确保退往汉中的通道。魏延的计划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个战略的总指挥负责人，不能只考虑到战果的预设期待，而忽略了战争的变动性所带来的可能损失。

其实当诸葛亮原先制定的隆中北伐战略破局之后，以蜀汉国势单向北伐失败率极高，诸葛亮之后的姜维进行了远比前者更多次数的北伐行动，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即使孙吴或在濡须口开辟北伐第二战场减缓蜀汉压力，但是国力的差距以及军事行动的可预测性，都使北伐战略无法达到当年隆中对策所提出的要求，如果将目光放大来看，当孙吴杀关羽夺荆州时，诸葛亮原先的北伐战略便已注定不能实现；而刘备试图以吞吴来完成二分天下，以便取得隆中对策的北伐战略基础，也在夷陵之战后消灭。因此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的兵出祁山，其实可能已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北伐战略——不北伐，蜀汉必定因为国力差距而被灭国，北伐，但是却是一场不易成功的军事行动。

[1][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钮先钟.从战略观点看三国时代[A].钮先钟.历史与战略[C].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

K235

A

1673-2219（2014）06-0089-02

2013－12－02

洪忆青（1945－），男，祖籍福建金门，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