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新词语模因背后的认知机制探究

蒋向勇 邵娟萍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南昌工程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江西 南昌 330099）

英汉新词语模因背后的认知机制探究

蒋向勇1邵娟萍2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南昌工程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江西 南昌 330099）

语言文字记录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催生了许多的新词语。认知是语言的基础，因此研究新词语模因复制与传播的规律就不能不了解其背后的认知机制。研究发现，转喻认知是新词语创生的根本，而类比认知和隐喻认知则是新词语创生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转喻、类比和隐喻三种认知共同促进新词语的不断创生。

模因；新词语；转喻；类比；隐喻

引 言

meme（模因）一词是Richard Dawkins基于对gene（基因）的模仿而创造出来的，他把模因视作有别于基因的、用来描述文化进化现象的另一复制器。Dawkins把模因定义为：“一个文化传播单位，或者一种模仿单位。”[1]Blackmore认为“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2]。语言能够通过模仿而被复制，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之前对模因的研究多停留在对模因的社会语用[3]和语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的探讨上[4][5]，缺乏从认知的角度对语言模因的研究。认知是语言的基础，因此研究新词语模因就不能不了解作用于其复制与传播背后的认知机制。

一 英汉新词语模因复制与传播的方式

社会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事物和新概念，而这些新事物和新概念需要有新词语来表达。在新词语的界定上，我们认为新词语既包括新造词语，也包括那些增添了新义的旧词语。何自然[6]认为不管语言模因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其复制和传播方式基本上是重复与类推两种。

（一）基于重复产生的英汉新词语模因

旧词添新义可以说是语言模因的一种重复，但正如模因的复制不是机械的、完全不变的复制一样，这里的重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是保持原来的语言形式不变，但却增添了新的意义。gay，原义是“快乐的，鲜明的，装饰华丽的”；新添的意思是“同性恋的”，“同性恋者”。Ground Zero，原指“（核弹等的）爆炸起始点”，自从 9·11事件之后，美国主流媒体用其指“纽约世贸中心废墟”。main，原只作名词“干线，总管”和形容词“主要的”，但在美国俚语中用作动词，意为“(往静脉中)注射海洛因”。在各种学科专业术语中，此类旧词添新义更是不胜枚举，如 virus从医学上的“病毒”转指“计算机病毒”，memory由“记忆”转指“存储器”，notebook原指“笔记本”，现多用来指“笔记本电脑”，desktop原指“办公桌桌面”，现在更多地指“台式电脑”或“电脑桌面”。

汉语中同样有大量基于重复方式产生的新词语，它们借用原词的外形，来表达全新的意义，达到诙谐幽默的效果。“限电”除了限制电力供应一义外，还被巧妙地借以表达“限制电动车上路”之意。“北约”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但现在被巧妙地借指以北京大学为首由13所大学组成的自主招生联盟。“华约”原是“华沙条约组织”的简称，但现在“华约”被用来指由清华大学牵头用以抗衡“北约”的自主招生联盟。其他如来源于网络词语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天才”（天生的蠢才）等。此外基于隐喻和转喻认知对意义的扩展而产生的英汉新词语更是不胜枚举。

（二）基于类推产生的英汉新词语模因

较之于重复，类推更是在英汉新词语模因的复制与传播中大放异彩。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无穷的，语言模因模仿的天性也促使人们通过联想基于一个旧词不断地模仿复制出新词来。词语都是音和义的结合体，我们可以再将其细分为基于语音的类推和基于语义的类推。

1.基于语音类推产生的新词语。由于英语不是声调语言，英语中的同音词较少，因此在英语中基于语音类推产生的新词语较少，只在一些即时聊天中用到，如 IC，来代指“I See”(我明白了)，CU来代指“See You”（再见）。而汉语是拼音语言，通过声调的改变可以类推出许多新词语，如基于语音相近由“偶像”类推出“呕像”，“富翁”→“负翁”，“悲剧”→“杯具”、“喜剧”→“洗具”、“惨剧”→“餐具”、“必胜客”→“必剩客”、“微博”→“围脖”、“什么”→“神马”、“压力”→“鸭梨”等。

2.基于语义类推的新词语。基于语义类推的新词语又可细分为同义类推和反义类推。同义类推的如alcoholic，表示“酒精的；含酒精的”，后来经过错误的再分析-(a)holic成了一个造词能力强大的类词缀，意为“……狂；……迷；或“有……瘾的人”，不断类推出诸如workaholic（工作狂）、beeroholic（喝啤酒成瘾的人）、teleholic(电视迷)、movieholic（电影迷）、computerholic（计算机迷）、spendaholic（嗜花钱者）、sexaholic（做爱狂）、clothesaholic（嗜穿衣打扮者）、creditaholic（信用卡迷）、bookaholic（读书迷）、shopaholic（购物狂）、writaholic（写作狂）、milkaholic（喝牛奶成瘾的人）、colaholic（喝可乐成瘾的人）、twitterholic（推特迷）等数目庞大的词群。再如由marathon（马拉松）类推出talkthon(马拉松式谈话节目)、telethon(马拉松式电视广播节目)、bikathon(自行车马拉松)、walkathon（步行马拉松）、sleepathon（超过8小时的睡觉马拉松）和kissathon（接吻马拉松）。此外由couch potato（电视迷）类推出mouse potato（网迷）和pot potato（小电视迷）；由E-commerce（电子商务）模仿类推出m-commerce（掌上商务）等。汉语中也通过模仿类推出了大量的新词语。如由影后、影帝类推出了视后、视帝。由待岗、待业→待恋、待嫁、待婚；红领巾→绿领巾；经适房→经适墓→经适男。基于黑客模仿类推出了红客、闪客、拍客、拼客、博客、播客、威客、晒客、换客、试客、印客等。其他高度能产的“～门、～族、～奴、～症、～控、～帝、～男、～女、～二代、山寨～、晒～、被～、裸～”词群无不是基于类推产生的。

基于反义类推产生的新词语也很多，英语中如由online（在线）→offline（离线）；hard copy（硬拷贝，指打印出来的纸质拷贝）→soft copy（软拷贝，电子的非纸质的拷贝）；baby boom（生育高峰）→baby bust(生育低谷)。nightmare（梦魇）→daymare（昼魇）；bulldozer(大型推土机)，本与bull（成年公牛）无关，但依然被人创造性地仿造出了calfdozer(小型推土机，calf小牛）；同样由boycott(联合抵制，本与 boy无关)类推出 girlcott(妇女界联合抵制)。汉语中同样也有很多这种反义类比。如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主妇→煮夫；外宾→内宾；贤内助→贪内助；务实→务虚；快餐→慢餐；阴谋→阳谋；白电→黑电；黑名单→白名单；大众→小众；新闻→旧闻等。

二 隐藏于新词语模因复制背后的认知机制

任何新词语的产生都与人类的认知能力紧密相连。因此，我们有必要揭示隐藏于新词语创造背后的认知机制。赵艳芳指出“人的大脑不是无限容量的数据库，而是具有创造力的，其创造力就在于它能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形式认知和命名新的事物，这种能力不仅是靠学习得来的，而是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7]。

（一）转喻认知是新词语产生的根本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同隐喻一样，也是概念性的，是人们思维和行动的方式。新词语衍生中的概念转喻机制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思维模式。Kӧvecses & Radden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喻体’在同一个域或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式内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提供心理通道”[8](p39)。魏在江也认为“转喻就是一种语言创新运用的重要方式，这大大提高了语言现有词汇的使用效率，增加了语言的内涵，丰富了语言的表达形式，使语言富有趣味性、审美性、形象性和简洁性、经济性”[9]。

汉堡包起源于德国港口城市汉堡（Hamburg），指hamburg steak（绞碎的肉），后略作hamburger。就词源而言，以产地代产品是转喻认知的结果。而 ham在英语中恰好是“火腿”的意思。于是－burger就被误认为是构词成分，意为“带……的夹心面包”，后来人们就依据夹馅的不同类推出turkeyburger（火鸡汉堡），beefburger/steakburger（牛肉汉堡），baconburger（咸肉汉堡），crabburger（蟹肉汉堡），cheeseburger（奶酪汉堡），fishburger(鱼肉汉堡)，mooseburger(驼鹿肉汉堡)，shrimp burger（虾肉汉堡），vegeburger（蔬菜汉堡），甚至nothingburger（无馅汉堡）。这些新词语既是基于对hamburger结构上的类推又是基于其语义上的类推，都是“凸显的夹馅+burger”构成，这种重构是转喻认知的典型表现：部分代整体和凸显。Watergate原系地名，后来用来代指尼克松窃听事件，是用方位代事件，也是转喻认知作用的结果。英语中“－gate”甚至成为了一个类词缀，汉语中对应的“门”更是将其发扬光大。现在的丑闻言必谈“～门”，如陈冠希的“艳照门”、周正龙的“虎照门”、王老吉“商标门”、“李刚门”、中石化的“茅台门”、“校车门”、健力宝的“金罐门”、蒙牛的“致癌门”、伦敦奥运会国羽的“假球门”、杨达才的“微笑门”等。这些无不是用事件框架中最显著的参与成分来代指整个事件，也是转喻认知的体现。大量出现的“ABB”叠音式、儿语化新词语如“范跑跑”、“郭跳跳”、“姚抄抄”、“楼歪歪”、“楼脆脆”、“楼酥酥”、“桥糊糊”以及“被自杀”、“躲猫猫”等被称为“词媒体”，这种汉语中事件词语化与信息高度浓缩化而大量产生的词媒体追根溯源无不是转喻认知作用的结果。

经济省力原则催生出许多的英汉缩略新词，它们同样是部分代整体，也是转喻认知的体现。如英语中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首席信息官）、CMO（Chief Market Officer市场总监）、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首席技术官）、CHO（Chief Human resource Officer人力资源总监）、SOHO(Small Office，Home Office家居办公，在家上班族)、KO（Knockout击倒）。汉语中的“春晚”（春节联欢晚会）、“民调”（民意调查）、“白奴”（白领奴隶）、刚需（刚性需求）等。

此外，英语中大量制造新词的拼缀法通过截略再复合，同样涉及到部分代整体，上面我们列举的-burger、-thon、-(a)holic等就是转喻机制的体现。其他的如wikipedia（维基百科，wiki+encyclopedia）、affluenza(富贵病affluence+ influenza)、kidult(老顽童 kid+adult)、murfing(手机上网mobile+surfing)等。

由于转喻是基于概念的邻近（contiguity），因此谐音现象同样是转喻认知在发挥作用，如汉语中一些充满诙谐戏谑色彩的网络热词，“童鞋”(同学)、“咸鱼族”（闲余族）、“院仕”（院士戏称，因两院院士80%以上担任行政职务得名）、“神马”（什么）等。

此外，词类转换也是转喻作用的结果。典型的名词表事物，动词表事件，形容词表关系，词类之间的转换不过是同一认知框架内要素的突显或替代。如“google一下”，就是用工具代行为。“裸奔”由动词转换为名词就是依据施事的动作给施事命名。

Radden & Kӧvecses[10]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基于形式转喻概念的，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更简捷的方式来表述、交流我们的概念。人类正是因为具有这一转喻思维方式，才创造了语言来表达大脑中的知识，因而语言在本质上就是转喻的。

（二）类比认知是新词语创生的助推器

转喻认知是催生新词语之本，而类比认知则是催生新词语的助推器。Gentner[11]等指出，人类具有辨认形状相似性的能力，因为类比是人类认知事物过程中固有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类比根植于人类的认知。借助类比，人类往往能在新词语创造过程中“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认为“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12](p226)。世间万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人类的类比思维提供了心理现实基础。从认知经济性的角度来看，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人们总习惯于用储存在大脑中的概念结构、知识结构来重新组织、范畴化新事物新现象，所以类比认知在英汉新词语模因的复制过程中扮演着助推器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英汉语中的各种构词法都是类比认知作用的结果。英汉新词语中许多都是基于类比认知产生的。英语中从bear market（熊市）和bull market（牛市）类比出deer market（鹿市）。由window-shopping(逛商店)类比出monitor-shopping(逛网店)。其他的如：yesterday→yeter year（去年），yesterdecade（过去十年）；First Lady（第一夫人）→First Mother（第一母亲），First Family（第一家庭），First Daughter（第一女儿），First Gentleman（第一先生）;eye-catcher（吸引眼球的事物）→ear-catcher（吸引耳朵的事物）等。Harley[13](p197)认为，人类往往会在客观世界中寻找一致性，从相邻事物中寻求相似性，这就是认知世界中的“相邻效应”，也是类比思维得以实现的认知基础。基于white-collar（白领，脑力劳动者）类推出blue-collar（蓝领，体力劳动者），pink-collar(粉领，指秘书等办公室女职员)，gray-collar(灰领，指介于白领和蓝领之间的熟练技术工)，steel-collar(钢领，指机器人)，green-collar(绿领，指环保主义者)，open-collar(开领阶层，指在家上班者)，gold-collar(金领阶层，指高管或急需的高级技术工)，dog-collar(颈圈式胶领阶层，特指牧师)，black-collar(黑领阶层，原指煤炭或石油工人，现在也用来指画家或艺术家)，scarlet-collar(猩红领，指经营色情网站的女性)，frayed-collar workers(破领阶层，指入不敷出的贫穷工人)。

汉语中一大批新词语同样是通过类比认知产生的。如由“经适房”→“经适墓”、“经适男”；“空姐”→“动姐”→“高姐”。由“房奴”不断类比创造出“墓奴”、“孩奴”、“分奴”、“证奴”、“卡奴”、“车奴”、“税奴”、“白奴”等。其他高度能产的“～门、～族、～症、～控、～帝、～男、～女、山寨～、晒～、被～、裸～”等词族，无不是幕后类比认知作用产生的。

（三）隐喻认知是催生新词语的催化剂

Lakoff & Johnson[14]率先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因此，隐喻认知也是创生新词语尤其是合成词的一种重要方式。类比思维是隐喻认知的基础，但类比认知只是隐喻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而言之，隐喻一定涉及到类比，但类比并不一定会导致隐喻。转喻认知基于邻近性，隐喻认知则基于相似性。如英语中“data smog”借用类比思维，利用现实中的烟雾来直观形象喻指人们在利用 google等搜索引擎检索信息时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数据烟雾”。隐喻认知是基于概念化了的相似性，“deer market”（鹿市）指市场前景不明朗的股市，用鹿在强光照射下惊恐不安、不知所措来喻指股民在市场不确定情况下的犹豫不决。corridor cruisers（奔会族），通过隐喻认知用cruiser（巡洋舰）来喻指那些队伍庞大的奔会族。基于隐喻认知产生的科技新词语更是不计其数，如计算机术语desktop（桌面）、window（窗口）、cut（剪切）、copy（复制）、paste、（粘贴）、address（网址，邮箱地址）等。sandwich generation（三明治一代），指处于夹心层，既要养老又要养小的一代。无独有偶，汉语中也有“三明治太太”（指在家庭和事业的夹层中，能自如兼顾双重人生角色，幸福快乐生活的已婚女人），说明人类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其他的如“叮客”（指熟悉PS（photoshop制图软件）技巧，对网络上出现的假照片进行揭露的一类人，寓意像蚊子一样叮住一件事或一个人后就死死不放）、“言塞湖”（来源于堰塞湖的谐音，喻指因老百姓向政府诉求的渠道被堵塞而形成的“湖”）、“萝卜招聘”（取自“一个萝卜一个坑”，喻指在公务员招聘中“量身定制”招聘官二代、富二代子女的做法）、“备胎”（本意是汽车的备用轮胎，喻指备用人选）、“钓鱼执法”（执法人员设计圈套，故意引诱当事人从事违法活动，从而在惩罚中牟利的非法执法方式）、“虎妈”，“狼爸”等都是基于隐喻认知产生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新词语的创生及演变过程中，很多时候转喻、类比和隐喻认知机制同时起作用。Radden[15]认为，隐喻和转喻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比如“虎妈”、“狼爸”开始是专指华裔母亲、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和香港商人萧佰佑，这是隐喻认知作用的结果，但当由专指转为泛指这一类教子严厉、逼子成才的虎妈、狼爸，就涉及到“成员转指所属范畴”的转喻认知。“裸奔”在出现之初，指“（为吸引公众注意力或表示抗议的）裸体奔跑”的缩略，是转喻认知在起作用，但当用来指计算机未安装杀毒软件运行，或是汽车未挂牌照上路，抑或是体育比赛中没有赞助商赞助的情况下参赛等则又是隐喻机制在起作用。同样，隐喻是基于相似性的，但隐喻同样离不开类比推理认知。如上面谈到的“叮客”，既涉及到隐喻认知，同样也是基于对“黑客”等“～客”类比的结果。DINK是Double Income No Kids（双薪但无孩子的家庭）的首字母缩略形式，涉及到转喻认知，汉语“丁克”取其音译，同样涉及转喻认知。基于“丁克”类比出“丁宠”（不要孩子，把宠物当孩子养的家庭）和“丁忧”（既想生育孩子，又想维持丁克状态，内心充满忧虑的人）又涉及到类比和隐喻认知。“白奴”，是白领奴隶的省写，涉及到转喻认知，但同时又是隐喻认知作用的结果，并且也是基于“房奴”等“～奴”词群类比的结果。造成这种原因，其一主要是人们创造力的无限，也是语言的灵活性使然。新词语中通过造词功能强大的类词缀衍生出来的词语，如“～门、～族、～奴、～症、～二代、山寨～、晒～”等，无不是多种认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 语

任何英汉新词语都不是凭空创造的，新词语模因的不断复制与传播同人类的认知紧密相连。尽管英汉两种语言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新词语的生成上不完全相同，但人类共同的转喻、类比、隐喻认知是新词语模因复制与传播的重要幕后认知机制，正是在这些认知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英汉两种语言中才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诸多的新词语。我们发现，转喻认知是新词语创生的根本，而类比认知和隐喻认知则充当着新词语创生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许多新词语模因的复制是转喻、类比和隐喻三种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

[1]Dawkins,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2]Blackmore,S.The Meme Machi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现代外语,2003,(2): 200-209.

[4]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6):54-64.

[5]谢朝群,何自然.语言模因说略[J].现代外语,2007,(2):30-39.

[6]何自然.语言模因及其修辞效应[J].外语学刊,2008,(1):68-73.

[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8]Kӧvecses&Radden.Metonymy: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8,(9-1):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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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adden,G. &. Kӧvecses, 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In K.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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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3]Harley,T.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M].London: Psychology Press,2001.

[14]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5]Radden,G.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A].In A. Barcelona (ed.),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C].Berling/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0.

H31

A

1673-2219（2014）06-0171-04

2013－12－30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0WX9 4)的阶段性成果。

蒋向勇（1974－），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邵娟萍（1976－），女，湖南邵阳人，南昌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