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游仙诗之成因及主题

张丽锋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从现存资料来看曹操诗歌包括残篇和阙疑的共计24首，其中完整诗篇共计18首。其中游仙诗包括：《气出倡》（三首）、《秋胡行》（二首）、《精列》、《陌上桑》等7首，占全部诗歌的比例为39%。可见曹操的游仙诗在其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而分析其游仙诗的成因以及主题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一、曹操游仙诗的成因

曹操进行了大量游仙诗的创作，究其原因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深刻的社会思潮背景、曹操个体的信仰因素，以及其强烈的个人意志和岁月不居的残酷现实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首先，汉末道家思想的流行是曹操游仙诗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东汉政府到中后期已经腐朽到极点。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外族持续侵略，灾荒连年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府卖官鬻爵现象层出不穷。在这种形势下，所谓“独尊儒术”的局面也已被打破，儒家经学的僵化程度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不满。太学中甚至出现了“博士倚席不讲”的局面。汉灵帝于光和元年二月，设置鸿都门学。其目的很明显的就是对儒家经学的反动和否定。此时，整个社会出现了类似于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现象。建安中，“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1]1552。“异术”者，无疑包含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兴盛起来的诸多思想，道家思想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了。道家思想可以说在整个汉朝从未间断其研究和传播。司马迁“崇黄老而薄六经”即是时代的产物，东汉末年道家思想更是为官、民两方所接受。《汉书·志八祭祀》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9]3188。汉桓帝延熙“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9]313。同年汉桓帝“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9]316。次年“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9]317。汉桓帝两年之内三次祭祀老子，可见道家思想学说在当时已经极为盛行。

民间对黄老之术也是非常重视的。有慕无为之道而学其操行的；有对《老子》其书进行研究的；有口不离《老子》以作论据的；更有借《老子》来谋划农民起义者。如淳于恭善说《老子》，不慕荣名追求清净；耿弇学《老子》于安丘先生；郎顗奏疏多引《老子》，如：“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等；范升精研《梁丘易》和《老子》，并以此教授诸生。其他如张衡、马融都曾为《老子》作注，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就社会上的影响而言，道家思想在此时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依据《道德经》而发展起来的太平道和五斗米教了。《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矅。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矅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2]161。就是说，张角和张修同时进行道教教义传播。东汉就是在信奉黄老之术的二教的打击下进入坟墓的，而此二教的发展亦带来了道家学说的流行。

其次，曹操本人的道家思想及其长生理念是其游仙诗产生的主观因素。《三国志·武帝纪》载：“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2]13。此处所谓“真人”者，指的是曹操。这是别人对曹操的一种称呼。真人，道家著作中多所论述，《庄子》中的“真人”颇有仙人的味道。我们很难肯定的说曹操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曹操的言行或其政令中多有契合道家思想的地方。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都是以《道德经》为思想指导的。可以说自他们始，道教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两股宗教势力是把东汉王朝推向灭亡的巨大推力，但这两股势力最终都归附于曹操。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其精锐号为青州兵”[2]6。建安元年“汝南、颖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曹操）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2]8。五斗米教领袖，军阀张鲁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2]37。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又招降了汉中张鲁的部队，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从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末年，带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最终结局都是归顺曹操。其原因不外乎曹操有道教“真人”的外衣，以及曹操对这两个教门的宗教具有开明的宗教政策。

长生、神仙的思想历来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之一。朱乾《乐府正义》曰：“呜呼！魏武之心，汉武之心也”[4]34。此言差矣。汉武之心是在相信成仙基础上的希求长生，曹操则是在不相信成仙基础上的希求延年。曹操《善哉行》云“痛哉世人，见欺神仙”[5]219，这里的“世人”中相信是包括秦皇、汉武等帝王的。其诗《精列》曰：“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5]2。可见，曹操从根本上讲是否定长生成仙说的。但曹操却认为通过养性法和饮方药来延年益寿是完全可以的。张华《博物志》卷五记载：“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6]61。材料二：“魏王所集方士名：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佗字元化，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河南卜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阳城郄俭字孟节，卢江左慈字元放”[6]61。这十六人者皆善导引养生之术。概括上述材料可见，曹操“召聚”方士的目的：一方面是政治上搜揽人才，加以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达到个人养生延寿的如意算盘。如华佗，“时人以为仙”，华佗的存在就是为曹操医治头风的。曹操所好方术有行气、服药、房中术、养性法等，这些均系以上方士所提供。

再次，曹操的壮志情怀与暮年心理是其游仙诗产生的情感因素。曹操是一位理想主义英雄。他亲身经历了汉末战乱造成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现实，“忧世不治”成为他一生解不开的情节。曹操一生的志向所在就是完成祖国的统一，消弭战争。建安十三年，曹操54岁时与孙权与刘备联军战败于赤壁，自此再无实力大规模攻打孙权和刘备。其后曹操一直致力国家的统一，但其格局只是局限于北方。故其推广屯田制以强兵，下《求贤令》以纳才，征马超、韩遂，招降张鲁以巩固北方。曹操一直在努力，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66岁在洛阳去世才告一段落。其一生都在征伐、都在为统一努力着，可谓壮志未酬。其诗《龟虽寿》即为明证，诗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的这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与其步入暮年的现实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曹操也很清楚自己根本无法靠实现理想来解决这对矛盾，从而使内心的激情得以发泄和平息。他越到晚年，实现理想的愿望越强烈。梦是愿望的达成，幻想同样也是愿望的达成。曹操的诗歌中没有梦的意象，他是通过游仙这种方式发泄自己内心激动不已的情绪，从而达成其理想愿望的实现。他经常发出“君子多苦心”“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善哉行》其二）的感叹。即便是在游仙的幻想中“饮玉浆”，其目的也只是“解愁腹”。其诗《精列》曰：“志意在蓬莱，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5]2。清代陈祚明解释说：“仙人不可得学，托之于不忧。当年暮之感，徘徊于心。时过时来微，晚景之悲，造语不近”[4]33。借助神仙，延长生命的表达是借此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代偿性的情绪。这种情绪的表达只会出现在曹操步入晚年之后，所以他的7首游仙诗无疑都是其晚年之作。曹操的游仙诗从理想和年龄层面上讲，正是其自身强烈的愿望达成和暮年已至之间强烈反照下的产物。

二、曹操游仙诗的主题分析

曹操的游仙诗在历代的评价都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对其游仙诗的分析忽视了精神思想分析而注重表面表达方式的分析；二是注重《薤露行》《蒿里行》等能体现“汉末实录”的作品，而轻视具有游仙意象的虚幻世界的作品。这就导致了对曹操游仙诗主题的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就其游仙诗之主题而言大致有四种说法：有“娱乐调笑”说；有“求贤揽才”说；有“志意在蓬莱”说；有“忧世不治”说[7]196－199。

“娱乐调笑说”，源于曹植《辩道论》中一句话“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曹操《气出倡》中也有“今日相乐诚为乐”，“乐共饮食到黄昏”等句，从而促成了这种说法。正如徐公持所说：“曹操的游仙诗，实际上并无太多寄托”。“曹操游仙诗的作意，当为娱乐性的，是在宴饮娱乐场合‘披之管弦’，作助兴侑酒的自娱娱宾之用”[8]36。这种说法是功能说。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曹操不信方士神仙之说与游仙诗有无寄托、是否娱乐无任何关系。这正如我们不能因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而判定其本人是有神论者一样。二，诗歌的主题是否为“娱乐”与其创作的场合无必然的关系。“求贤揽才说”源于黄节。黄节在《魏武帝诗注》中称《秋胡行》其一：“（此诗）盖有求贤之意”[3]219。《秋胡行》其一有“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句。“三老公”乃为贤才，故此有揽才之意。但孤证难立，凭这一点就断定其游仙诗的整体主题趋向显然有失偏颇。这种说法似乎更适合对《短歌行》等诗的主题提炼。“志意在蓬莱”说在曹操游仙诗中能够找到诸多例证，如《秋胡行》诗曰：“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5]7。如《精列》诗曰：“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5]2。曹操一直不信成仙长生之说，其思想是带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有的学者根据以上的一些诗句得出晚年的曹操对神仙之说是信疑皆半的结论。准确的说曹操不信长生，重养生。对以上诗句我们进行整体的关照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如“见欺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滔滔谁能度？”《精列》就是对神仙观念的否定。“长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等诗句则是在“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时的祝福话语。可见，所谓的“万岁为期”的例证多为断章取义。

曹操游仙诗的基本主题应该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这也是贯穿曹操一生的一个基本精神。这样一个主题的提炼，是与曹操本人强烈的功业思想与人至暮年生命之感密切相关的。如《秋胡行》其一（晨上散关山）一诗。黄节以为此诗当作于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时，此时曹操61岁，三国的格局已然形成。诗中道众仙“遂上升天”，自己留下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沉吟不决”之故。他从而感叹“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可见即使在游仙诗中，他也只是去仙境“游”，而没有“留”的意思，其思想驻足点仍在人间。他“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的根源在于其复杂矛盾心理，而这源于自己对“忧世不治”理想的纠结。《秋胡行》其二：“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5]8。这里曹操更加确切地表达了自己担忧的不是什么“年往”“存亡”，而是“忧世不治”，是统一大业的不可实现，是自己已近暮年却壮志难酬的残酷现实。“存亡有命，虑之为蚩”表达了曹操本人对生命有限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在《精列》中也有表述：“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5]2纵观曹操一生，追求国家的统一事业，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是萦绕在他心头不去的思绪。赤壁失败时曹操54岁，已经进入了晚年。其后曹操一直致力国家的统一，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面对“去日苦多”时，仍不免心中有千万遗憾。这种情绪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实现就必然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发泄。其实曹操的游仙诗何尝不是他愿望的达成。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曹操游仙诗中还有其个人意志的延伸。曹操《气出倡》三首均为纯粹的游仙长生之作。在诗中，曹操一再有类似的表达：《气出倡》其二曰：“赤松、王乔，乃德璇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5]12其三曰：“长乐甫始宜孙子。”曹操很清楚“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的规律，他不祈求个人的长生后世的绵延，而是把个人长生的观念转变到子孙繁衍上来。如此，自己未完成的事业就可以通过子孙来现实。子孙是个体自然生命的延续与精神意志的绵延。现实中，曹操是重视子孙的繁衍与培养的。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有名姓的妻妾有十三位，子二十五人。仅卞夫人一人生四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就曹操子嗣的数量与质量而言，其在帝王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曹操名在游仙，实在抒情。他明明不信神仙之说，却依旧有游仙山，与神游的诗境描写。这是一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吗？不。游仙不是现实的对立存在，恰恰是现实的再次延伸。曹操的游仙与屈原赋中那些关于托云龙、迂怪之语，说丰隆、求宓妃之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为诗人思想在异域世界的曲折反映。这与后世文人中有关梦文学、鬼神文学一样皆为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用幻想来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曹操的理想是结束乱世，统一中国。但事实上，连他自己也感到在有生之年难以实现，是以无法让自己狂热的心平静下来。于是，曹操不断的产生游仙的幻想，欲通过此等方式来满足或追求一种内心的平衡和愿望的实现。

至此，曹操游仙诗的整体思想以及主题表述就很清楚了。曹操游仙诗的创作有的是源于宴会上的劝侑，如《气出倡》其三为宾主间长寿的祝福；其二中“乐共饮食到黄昏”则显示了太平盛世的歌舞太平。求贤纳才是曹操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晚年之后更是多次下《求贤令》，其目的也不外是“忧世不治”的思想反映。与仙共游只是诗歌的一种抒情方式，不过是其现实中面对无法实现统一大业的愿望，从而在虚幻世界中的一种曲折的政治表达。贯穿游仙诗的还是其统一天下，使“万国率土，莫非王臣”的理想。可以说：游仙诗的真正创作始于曹操，曹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位大力创作游仙诗的人。

[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黄节.曹子建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张华.博物志校证[M].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傅 正 义.三曹 游 仙 诗 比 较 论 [J].求 索，2004（5）：196—198.

[8]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