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四个维度

汪 正 龙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210023)

佩里·安德森曾说:“鉴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不动摇的批判，可以说它是由其自身的动力迅速地带进文化批判的领域”［1］。自从1937 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倡导将哲学与社会理论相结合，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著述就被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马克思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卢卡奇的中介。西方有学者如此概括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得以恰当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功能，同时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变化，认为它是值得批判的。为此，马克思使用了双重概念，如价格∕价值、剩余价值∕利润或生产∕再生产。借此，他不仅能够描述资本主义的必然过程，而且能够描述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学派表明，批判理论作为方法，不仅可用于社会理论，而且可用于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阿多诺语)、政治心理学(弗洛姆语)以及科学理论(哈贝马斯语)。”［2］这里主要着眼于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来讲的。而从横向的学科领域而言，批判理论覆盖了社会学、哲学(认识论)、语言学与美学等等。马克思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可以从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语言批判与美学批判四个方面来着眼。

一、物化批判

物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关系的指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把人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物与物关系的揭露和还原，以破除商品世界的神秘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按照物化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马克思)这里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都根据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金钱价值来衡量。”［5］马克思指明资本主义社会交往过程中，物与物的社会关系遮蔽人的生产关系进而渗透于生活世界，这种情况的出现具有历史性和必然性，但却摧毁了主体间的道德关系，使之成为工具关系，“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的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从在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客体的中介，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这种情况在货币关系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共同体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因此，对个人本身来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货币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某种可以捉摸的东西。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个人，在社会里生产并为社会而生产，但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对象化的手段。”［6］

卢卡奇的物化说是马克思的物化说过渡为批判理论重要的中间环节。他继承了黑格尔把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理性的客观表现的思想，致力于在商品关系中寻求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化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商品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对象性形式。与此同时，他又吸收了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理论。西美尔认识到，金钱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重组，锻造出现代生活平均化、量化的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卢卡奇又受到马克斯·韦伯生产过程对象化形式合理化(工具理性)即主体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思想的影响。韦伯揭示了形式合理性范畴与资本主义管理体制中目的理性经济行为之间的类似性，如服从于理性决策的经济活动和官僚权威，行政部门的官僚化和官僚控制的扩张，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以及执着于效率的企业管理机制等，从而揭示出社会合理化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的构成性意义，因而韦伯视之为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历史进程而加以肯定。卢卡契把在韦伯那里基本属于肯定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性颠倒而套用到马克思身上去，“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7］149。卢卡奇经由合理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商品拜物主义的指认，被20 世纪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挥，成为物化及与之相关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核心内容。依照哈贝马斯的评价，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象性形式预先决定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各自主观世界发生关联所能具有的方式和方法，复杂的认知工具理性以牺牲实践理性为代价贯彻开来，使交往生活关系变得物化了，“以至于在我们对人际关系和主观经历的理解当中隐含着错误的范畴:我们用物的形式来理解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了属于客观世界的实在”［8］338，“与马克思以及韦伯比较起来看，卢卡奇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由于行为主体以交换价值为取向，他们的生活世界也就萎缩成为客观世界:他们对待自己以及他人，所采取的都是目的行为的客观立场，并因此而使自己成为其他行为者的处理对象。”［8］341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用于分析商品交换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操控。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都成为商品的世界中，一切转变为可计量性，各种活动失去了它们固有的、内在的满足，在价值衡量标准甚至性质上被拉平了，变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资产阶级社会是由等价物支配的。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把不等的东西归结为抽象的量，而使不等的东西变成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9］5“交换的调节作用出现了;它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10］这也是控制得以实现的基本构架。日益衰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可能区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及其异化状态，他们已被这种现实及其意识形态所支配了。工人和他的老板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览胜地，打字员和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由于物化有可能凭借其技术形式而成为极权主义，组织者和管理者本身就愈来愈依赖于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中已被打破，因此毋宁说它是包括主仆在内的恶性循环。”［11］32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已把每个人成功地变成无反省能力的温顺的消费者，即推动和维护资本主义体制有效运转的守法的公民。物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演变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形式的分析与批判。

二、实证主义批判

马克思的学说从根本上说上是反思的和批判的。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也是在探讨其知识形成的历史条件，“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12］马克思坚持一种历史主义原则，坚持把意识还原为历史，还原为存在，注重揭示事物发展的动力学因素。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把类的历史理解为物质活动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扬弃的范畴、工具活动和改变现实、劳动和反思范畴的统一。”［13］

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对批判理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在卢卡奇看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直观的、单纯的认识态度，使认识者的思维及其与周围经验对象的关系只能是直接的关系，从而与对象整体处于分裂之中，加剧了物化，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他批评恩格斯把科学实验看做实践的一种类型的说法其实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卢卡契认为:“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实验者创造了一种人为抽象的环境，以便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有可能顺利地观察规律不受干扰地发挥的作用。”［7］206

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历史研究的模式，又沿袭了卢卡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们眼中的实证主义涵盖了逻辑经验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甚至实用主义。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依赖形式逻辑，排斥实质逻辑，把事实和价值相分离，放弃了反思和批判因素，剥夺了理智判断现实真假的权利，是向现实妥协或投降。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科学观大行其道，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观念与哲学习惯于拉平本质与现象，使“认识者丧失了把本质之物和非本质之物区别开来的原初能力，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固执地渴求看护好不相干之物的精确性，而不反思处在恐怖危险中的相干事物，这是一种压抑的意识的最流行的症状。最新风格的乡巴佬不会在‘背后的世界’问题上自寻烦恼，而是愉快地购买‘前台世界’有声或无声地兜售给他的东西。实证主义成了意识形态。”［14］168霍克海默还较早地把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扩大到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因为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去发现危机的真正原因的形式。其理由是，科学研究有一种以对象为依归的实证主义取向，科学活动被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概括的范围内，“科学的方法重视的是实在而非生成，一定的社会形式则被视为是以一种恒常不变的方式运转的机制……然而，社会实在，即活动于历史中的人的发展具有一种结构。想要把握这种结构，那就需要在理论上描述那些使所有文化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极为复杂的转换过程。”［15］而科学拒绝以恰当的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关的问题，无论是被认作科学缔造者的独立自足意识的概念，个人及其在世界安身立命的理性，自然的永恒规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变关系，心灵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生硬区分等，都体现了科学的内在理性思维在方法和内容上的局限性和肤浅性。马尔库塞更是把技术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合二为一，认为生产技术的组织作用使统治转化为管理，改变重体力劳动的特点，使不同的职业阶层同化，在消费领域实现平均化，“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这种不合理事业中的压倒一切的合理性和预处理的深度。这种预处理形成各个个人的本能的动机和愿望，模糊真假意识之间的区别。”［11］31所以，技术与科学具有奴役性，“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由此，它们预先就判断着理性和自由的种种可能性。”［11］17技术因而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马尔库塞对技术文明时代社会压抑现状的研究中，他发现经验社会学倾向于把个人的历史和特殊的工作结合进一个具体的共相之中而消除了意义的指涉性，由此他进而反思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本身，“取消及物的意义至今仍是经验社会学的一个特征……一旦意义的‘不现实’的超出部分被消除，研究就会被封闭在社会用以确认和否认命题有效性的界限的广阔范围之内。这种经验主义因其方法论的特征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11］103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实证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隔绝了科学研究与认知主体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自我反思中剥离开来。

此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逐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些学者看来，实证主义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它将主客体进行机械的区分，使研究者运用的概念外在于主体性，遮蔽特定问题的内涵;“将一切陈述都局限在不相联系的以及直接可以证实的事物范围之内，以便排除任何思辨的总体化思想。”［16］

三、语言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了语言批判。“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然异化的社会制度，从宗教到国家、劳动、货币、人的关系，甚至到语言，异化无处不在。”［17］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权等等的批判，常常也都是从语言切入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包括了对发达工业文明时代的语言批判。阿多诺反思了实证主义思维影响下文化工业制品语言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文化工业产品通过语言的表达，表现出了它们本身具有的广告文化的性质。就是说，语言越是完全地变成了进行宣传的工具，词汇越是严重地从实际包含着意义的承担物变成没有内容的符号，它们越是单纯地和清楚地表达了它所应表达的意思，它们本身同时就越是变得不清楚。摆脱神话学影响的语言，作为整个启蒙过程中的因素，又返回来具有了神话般的魔力。语言词汇与内容相互区别和分离开来。如痛苦、历史、甚至生活这些概念，变成了抽象和失去了这些内容的空词汇。词汇的形式同时也构思和反映这些概念。把词汇解释为偶然的，把词汇所包含的对象解释为随心所欲的，这种彻底地分离开词汇与词汇所表达的内容的做法，倒是清除迷信的把词汇与事实混为一体的做法。按照固定的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汇来判断事物的做法，被看作不清楚的词汇和形而上学而加以排斥了。但是这样一来只能画出而不再具有意义的词汇，只是表示了那种固定为公式的事物。语言和对象都有这种情况。净化的词汇不是从对象中吸取经验，而是把对象表示为一种抽象因素的状况，把其他一切词汇都强制地变为绝对空洞的表达，什么含义也没有，因此也就没有实在的内容……实证主义把世界归结为数据所具有的盲目性和呆板迟钝性，也转移到了限于记录那些数据的语言本身上了。因此，符号本身也变成不清楚的了，它们具有一种附着力，一种撞击力，这种力量使它们变成与自己完全对立的魔力。”［9］154-155按照阿多诺的说法，语言只有揭示了表达和意指之间的差异关系时才具有真实性，“语言的力量证明，表达和事物在反思中彼此分离开来。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表达和被意指之物的非同一性时，语言才能成为真实性的一个尺度。”［14］109

马尔库塞对语言的批判是其对资本主义单向度社会批判的一部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一套全面管理的语言，“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该领域的语言是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证明，是有步骤地鼓励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证明，是步调一致地攻击超越性批判观念的证明……在社会思想习惯的表达式中，现象和实在、事实和动因、实体和属性之间的紧张逐渐隐没。意志自由、发现、证明和批判的要素在指谓、断定和模仿时不起作用。魔术似的、专横的、礼仪的要素充斥于言语和语言之中，话语的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发展阶段的那些中间环节被剥夺。曾经把握了事实并因而超越了这些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其可靠的语言表现力。”［11］78他进而指出，这类语言具有欺骗性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一部分，“语词每天都把社会传递给它的成员，因为，它成为由现存社会构造、成型、使用的对象的名称。色彩、形状、音色并不具有这样的‘含义’:它们的含义就其社会应用来说，更普遍、更‘中立’。相反，语词必定会失去它们超越性的意义。社会越是接近对言谈天地完全控制的阶段，语词就越趋向于失去其超越意义。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说‘名称与其对象的一致’，但这是虚假、强制的、欺骗的一致，是控制的工具。”［18］181

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步骤地排斥及物概念的分析，使自己附属于一种虚假的意识。概念的操作处理具有政治功能，支配着对个人或社会、精神或物质等人类现实的分析，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语言的控制是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的:减少语言形式和表征反思、抽象、发展、矛盾的符号;用形象取代概念。这种语言否定或吞没超越性术语;它不探究而只是确认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强加于人。”［11］94“思想和表达，理论和实践，将被引导到同人们的生存事实相一致的路线上来，于是对这些事实的概念批判不再有任何余地。当概念思维逐步成为在现存社会制度内探究和改善现存社会条件的手段时，操作概念的治疗特征就非常明白地表现在工业社会学、消费心理、市场情况和公众舆论的研究中。”［11］97其做法是使事实孤立化、原子化，使事实固定在压抑性的总体之内，并把这一总体的范围当作分析的范围。

马尔库塞还特别批判了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经验主义的概念或感觉的碎片世界，来取代形而上学、神话、传说和幻想的世界，实际上培植了认同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分析由于立足于物化的日常话语领域，由于是在此物化领域之内来揭示和澄清日常话语的，因此它要从否定的、异己的、对立的、不能按照既定用法来理解的事物中进行抽象。它通过对意义进行澄清、归类和分离来消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言语……它所采用的方法贬损或‘转译’了引导人们去理解处于压抑性不合理结构中的已确立现实的概念，也即否定性思维的概念。”［11］164哲学语言必须从它所极力理解的对象中摆脱出来，必须不同于日常用语以便解释后者的意义。即便在日常话语范围内运动时，它也应当是对抗性的，即把意义的已确立的经验背景分解成其现实的背景。而分析哲学从话语和生活的更大的背景中后退，从形成概念的媒介中转移，将概念还原成非超验的东西，把哲学变成了单纯的语词分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各个成员中，哈贝马斯的语言观念更具有建设性。他认为，社会成员的整合是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他把人的活动分为劳动(Arbeit)和相互作用(Interaktion)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根据经验知识和技术规则进行的工具性活动，后者是人们按照共同遵守的规范、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19］。但是，哈贝马斯从他的交往语用学出发，也反思了从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的形式语义学，认为“仅仅从语义学视角出发的语言分析会让完成式的‘自我’表达中呈现出来的自我关系意义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反过来又用命题与事态之间的一种完成式关系，代替了主体与对象以及系统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双重关系，因而对自我关系依然充满了认识论上的短见。相反，自我用经验命题表达出来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事态或内心的事件，并进而与世界中的实体等同起来。传统观点认为，这种自我关系是自我意识，它既有所表现，又有所遮蔽。我们只有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我们的语义学视角加以拓宽，才能真正理解这种自我关系。因此，不是对指涉性‘自我’表达的意义分析，而是对完成式的‘自我’表达的意义分析，在人称系统中为解决自我意识难题提供了广阔的前景。”［8］379

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批判是与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四、美学批判

马克思早年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提出了与实践论紧密相关的感性论(美学)。这种感性论思想包含了对人的感觉、情欲和需求的肯定，并通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20］273-274等说法把传统美学对美的认识论研究，转向人的实践、人的生存、人和对象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美学思考的现代性。马克思的感性论启发了马尔库塞以新感性为核心的美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正是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一概念，导致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的转折，因为他把实践的和社会的存在这一根本的特征引入关于人的本质的存在的定义之中。”［21］

在马尔库塞眼中，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谈到的“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20］303-304马尔库塞认为，需要恢复感性原本具有的与身体有关的感觉，即感官的感受形式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形式。从这方面看，美的概念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以及劳动与娱乐相结合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主张突破资本主义的物化与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构建新感性，“审美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直觉，而不是观念。感性的本性是‘接受’，即通过给予物的影响而产生认识。正是借助这种与感性的内在联系，审美功能才获得了其核心的地位。”［22］129新感性注重感性欲望与感性经验，以想象力为基本动力，在艺术与审美中表达对既有现实的否定，“诗的语言只是在它的异在性和超越性中，吸取着所有的力量和真理。而且，当所有的交往都被‘单面性的社会’垄断和确定后，对现存体制的革命否弃，和新意识的交往，必定更加依赖于它们自身的语言了……今天，与现存体制的语言天地决裂，将会更加彻底，这就是说，在抗议的最激进的领域，它将表现为在方法论上对意义的颠倒。”［18］115-116马尔库塞试图对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理论进行改造和重释，恢复和发掘精神分析的批判内涵，应用于压抑性文明起源及其变迁的分析。这项工作使原本政治上保守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也被赋予了美学批判的意义。他认为，弗洛伊德对想象与幻想的论述更具有革命性。因为弗洛伊德揭示了想象的发生及其与快乐原则的联系。现实原则的确立导致了心灵的分化，其主流被导入现实原则，但幻想(想象)仍然保留着未被现实组织起来之前的精神结构和倾向，呈现出快乐原则支配下普遍与特殊直接统一的形象，因而“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恢复了想象的应有权利。幻想，作为一种基本的、独立的心理过程，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的经验的真理价值，这就是超越对抗性的人类存在。在想象中，个体与整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和。”［22］103这就使弗洛伊德的学说与感性、审美及艺术创造关联了起来。而马尔库塞所说的反抗现实的审美形式，很大程度上也与想象、幻象及虚构有关，“在作品形式中，具体环境被置于既定现实显示自己实际面目的另一种向度之下。因而它述说了有关它自身的真理;其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屈从的语言。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物的名称，事实的王国因此便土崩瓦解;因为虚构之物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11］57就精神实质而言，阿多诺、洛文塔尔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社会学研究也是一种批判的美学，此不赘述。

批判理论走向美学批判有一定的必然性。自20 世纪20 年代始，卢卡奇等人逐步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关注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和上层建筑，“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23］而在马丁·杰看来，“对幻想特别是体现在伟大作品中的幻想的强调和对实践的关切，是批判理论拒绝把现在永恒化、而取消转向未来的可能性的两个主要表现。”［24］因而美学批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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